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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莽大夫”条载： 司马温公、王荆公、曾南丰最推尊扬雄，以为不在孟轲下。至温公作《通鉴纲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书莽大夫扬雄死……文公此笔与《春秋》争光。(43) 再有，王柏评价《纲目》时，称其为“精明核畅，发挥本旨，羽翼麟经”。(44) 我们可以看到，陈孔硕与李方子的分歧，不仅是发生在《纲目》刊行之初的个案，而是整个南宋时期《纲目》接受情况的一个缩影。《纲目》刊行后，实际上主要并存着两种对《纲目》的定位和认知，一种认为《纲目》是羽翼《通鉴》，另一则主张《纲目》比拟《春秋》。至宋元鼎革之际，《纲目》的这两种形象，被进一步选择和过滤。学界以往认为这一时期《纲目》地位的提升得益于理学官学化、官方推崇等因素，(45)这固然是恰当的，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当时正统论的讨论所产生的影响。 宋末元初，涌现了诸如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陈著《历代纪统》、郑思肖《古今正统大论》、朱右《历代季统要览》、杨维桢《三史正统辨》等众多为南宋存正统的著述。这些著述的理论基础，几乎无一不推本《纲目》的正统论。(46)《纲目》作为“通鉴学”下的区区一目类，在由宋入元的士人为故国争正统的话语斗争中，显然已不合时宜，《纲目》的地位及其与《通鉴》的关系都需要重新确认。 宋遗民林景熙在为彰显蜀汉正统的《季汉正义》一书作序时强调：“《通鉴》，《鲁史》也；《纲目》，《春秋》也。”(47)同样经历宋元更迭的戴表元在《题王希圣续汉春秋后》一文中说： 始余考论古今统系，于周汉绝续之交，三国南北朝五代离合之际，未尝不反复疑之也。乃至于今承学之士，皆能黜魏、远吴、尊蜀而进之，则以子朱子《通鉴纲目》之作，有补司马公之未及焉……《通鉴》之事，弘于《鲁史》；《纲目》之心，俭于《春秋》。(48) 戴氏虽然指出朱子《纲目》补司马公之未及，但显然已不是将《纲目》纳入“通鉴学”的观念，戴氏进而强调《通鉴》与《纲目》的关系类似《鲁史》与《春秋》。 曾任元修辽、金、宋三史总裁官的揭傒斯在《通鉴纲目书法序》中表达了与戴表元相似的看法： 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朱子犹不敢言《春秋》，然《纲目》之作非深得圣人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曹氏亲受汉禅，威加中国，率不能夺诸葛孔明汉贼之分。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率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49) 从《纲目》之于《通鉴》，犹如《春秋》之于鲁史的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到，此次重新定位《纲目》，涉及到对原有体系中相关要素的调整和解释。《通鉴》被视作《鲁史》，说明《通鉴》在原有谱系中的地位被进一步消解，而原先仅次于《春秋》的位置，完全被《纲目》所取代。 入元后，《纲目》被纳入“通鉴学”的表征，便难寻踪迹。这种变化说明在宋元之际，关于《纲目》的认知经过了一次筛选，《纲目》的“通鉴学”分支形象被遗弃，而《纲目》比拟《春秋》的认知则被强化。与此同时，仿作、阐释类著述在此阶段大量出现，形成了以《纲目》为中心的知识体系。正如揭傒斯所言，当时论说《纲目》者，有数十家之多。(50)如果说围绕《通鉴》而产生的知识体系被称作“通鉴学”的话，那么，至此《纲目》不但摆脱了“通鉴学”的桎梏，并诞生了以其为核心的“纲目学”。(51)此后，《纲目》的地位与影响远迈《通鉴》之上，(52)有所谓“《春秋》后第一书”(53)的赞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