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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纲目》形象的演进与地位的确立 《纲目》被归类于“通鉴学”，其背后关涉的是，《纲目》如何被当时的史学体系所接纳的问题，尤其是与《通鉴》的关系。《纲目》的接受过程，不是如“加法”般的简单结合，我们会发现，作为原有史学体系中的要素，并与《纲目》有密切关联的《通鉴》，深刻地影响了《纲目》的形象塑造与认知构建。 如，嘉定八年(1215)，岳柯购得陈瓘《通鉴节要》十五册真迹。在此书评论中，岳氏曰：“鲁麟获而编年之法废，历二千岁，有司马氏研精覃思，爰作《通志》(即指《通鉴》)。”(31)又如，楼钥因在庆元党禁中为朱熹辩护而罢官，党禁结束后，复起为官。在一次讲筵中，楼氏认为，“自古史法皆以编年，《春秋》是也。自司马迁《史记》创为纪传之体，无复编年之作”，后虽有荀悦、袁宏之书，但又不显，直到司马温公《通鉴》始复编年史法。(32) 南宋成都秀士李流谦，以文词显名，李氏在其读书札记中表述得更为详细： 文章虽有义理，苟无纲纪条贯，终不免错杂庞乱……何谓纲纪条贯，《易》、《诗》、《书》、《春秋》是也。失圣经不刊之旨，错杂庞乱者，自司马迁始，后世踵讹习陋，莫之能改。司马温公复《春秋》编年之法，井井贯贯，正群史之纲纪，削群史之冗长，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不重出，不互见，不参不紊，提纲挈领，而众目襟幅，昭布森列，一代之始终，治乱安危，一君之得失美恶，群臣之邪正，是非民俗，风化之醇疵厚薄，卷帙既终，不必互相参考，历历有章，麟经之后，无出其右者。(33) 李氏认为“纲纪条贯”是《春秋》等圣经树立的不刊之旨，但后世因袭纪传之体，踵讹习陋，司马温公所作《通鉴》，井井贯贯，正纲纪、削冗长，是复《春秋》编年之法。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体例，诸如王朝更迭、治乱安危、君王得失、群臣邪正、民俗风化等，在《通鉴》中才得以昭布森列，历历有章。李氏对于回归圣经旨意的《通鉴》，不吝笔墨，冠以“麟经之后无出其右者”的美名。 类似李氏的评论，与真德秀交好的文人刘炎在《迩言》中也谈到： 或问：“近世史学孰优?”曰：“《通鉴》，历代之纲目，诸史之会要。编年本《春秋》之意，纪事概之左氏之文。秦汉以来作者弗可及矣，不特优于近世而已也。” 或曰：“纪传之体与编年孰是?”曰：“文人爱奇则嗜纪传，史氏尚法则优编年。必有作者知所先矣。”(34) 在刘氏看来，编年优于纪传，而《通鉴》行编年之法正是本《春秋》之意，《通鉴》不仅是唐宋史学中的第一等作品，甚至秦汉以来都没有可与之媲美者。 刘咸炘就曾指出，宋世学人论史囿于编年。(35)从上揭诸材料中，可以发现，编年为《春秋》所行之法，是导致当时尊编年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通鉴》恰恰回归了宋儒认为已废坠千年的《春秋》编年之法的轨道。这种复兴圣人古法的功业，也使得《通鉴》获得诸如“麟经之后，无出其右者”“秦汉以来作者弗可及”等美誉。南宋文人高似孙认为，《通鉴》虽具有考订详实、信而有征的优点，然时人对《通鉴》关注多聚焦于编年。孙氏感慨：“今学者观《通鉴》往往以为编年之法。”(36)在当时较为普遍的观念里，《通鉴》以重振编年的功业得以侧位《春秋》之旁。 《纲目》作为朱熹及其门人据《通鉴》内容的改编之作，其在史学脉络中的定位，显然无法回避与《通鉴》的关系。《纲目》的温陵刻本成书后，朱门弟子陈孔硕和李方子先后为之作后序，陈、李二文不仅仅是向读者介绍《纲目》相关信息，实际上也是对《纲目》形象和认知的初次建构。 陈孔硕后序开篇即向读者交代《纲目》与《通鉴》的关系。陈氏认为司马温公或因一时不察，又或因袭旧史导致《通鉴》在诸如“四皓定太子事”“帝曹魏”“书吕武称制事”等处，与《春秋》之法弗合。针对《通鉴》此类问题，朱文公在前辈巨儒辨明书法的基础上，断以《春秋》之法，成《纲目》一书，使后世能得以参详。陈氏明确将《纲目》定位为“羽翼《通鉴》而补其所未及”。(37)在陈氏的表述中，我们能看到《通鉴》与《纲目》在其知识体系中的主次地位。 在随后的叙述中，陈氏转而说明《通鉴》为何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陈氏指出，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孔子以笔削之法裁断事实，树立了以编年体形式著史的典范。但自太史公改编年为纪传，后世史家可以系年而不复用，致使“纪事无统，条贯繁紊”。陈氏认为这一状况“历数千年而不知改”，而司马温公以编年体所作的《通鉴》，扭转了这一困局。(38) 陈孔硕为《纲目》作后序是受真德秀所托，时间在嘉定十二年(1219)夏。此后，真德秀“易帅江右”，临行前上书朝廷，请求将《纲目》书板交予国子监，以给四方之求。不久，朝廷答应了真氏的诉求。(39)真氏“以给四方之求”的言外之意，在于试图借助国子监将《纲目》广行于世。在书板交付国子监之际，当年的冬十月，李方子又另作一篇后序。 真德秀和李方子二人共同刊印《纲目》。书成后，委托朱门陈孔硕作后序一事，虽是经真氏之口，但显然此事是真、李二人都认可之下的决定。吊诡的是，李氏在温陵刻本完成之初，并没有毛遂自荐，亲为《纲目》作后序，却在已有陈氏后序的情况下，于《纲目》书板即将上呈国子监之时，赶制了另一篇后序。李氏自称是真氏令自己“书其所为刻之故”，但纵观李氏后序，刊刻《纲目》一事不及全文的四分之一，显然“书其所为刻之故”仅仅是一种托辞，或者说仅仅是原因之一。 除“书其所为刻之故”部分外，李氏后序针对陈文而发的痕迹很明显。与陈文一致，李氏同样没有回避《通鉴》之于编年体史书复兴的功绩，认为司马温公超然远览，作《通鉴》一书，始复《春秋》编年之法，其功甚伟。(40)陈、李二文最大的差异在于，在表述《通鉴》与《纲目》关系时，李氏并没有因为《通鉴》的这种地位，而与陈文一样将《纲目》描述成羽翼《通鉴》之作。相反，李氏从解构《春秋》入手，来构建《纲目》的形象，重新确认其在史学脉络中的定位。 李氏认为《春秋》的名称、编年、策书，分别是鲁史的旧名、旧制、旧文，属于因袭。《春秋》之“作”在于“义”，即本天道正人事、本王道正伯图、严君臣、辨内外、惩恶劝善等。也正是由于孔子所作之义，原本作为鲁史的《春秋》才能被视为经书。在李氏巧妙的解构下，“麟经绝笔”也就不仅意味着编年古法的废坠，更重要的是《春秋》义法湮没不闻。而《通鉴》复兴的仅是前者。朱子作《纲目》，如“帝曹魏、寇蜀汉；帝朱梁、寇河东；系武后、黜中宗；屈原、四皓之见削；扬雄、荀彧之见取”等关涉大经大法的关节，尽合《春秋》劝惩之法。(41)在李氏看来，《纲目》是“振麟经之坠绪”，而不是如陈氏所言羽翼《通鉴》。 李氏通过解构《春秋》，不仅为《纲目》找到了在史学发展脉络中的合理位置，同时也回答了《通鉴》与《纲目》的关系。二者之于《春秋》所树立的史学典范而言，前者的功绩在于回归编年，后者在于复兴义法。《纲目》在李氏的笔下，不再是因《通鉴》而作，而是上承《春秋》，并“垂懿范于将来”。 由此可见，李氏作后序固然一方面是补充交待《纲目》刊刻的缘由与过程，但更为重要的是，之前陈氏塑造的《纲目》形象与定位显然无法满足李氏的期望，因此李文又是为针对陈文而发。在《纲目》刊布于世后，类若李氏对《纲目》的描述，也不乏其例。如，在宋理宗时程试策论之书《群书会元截江网》“诸史”门载： 自麟经绝笔，史法之褒贬不明久矣。至紫阳朱夫子出，始取温公之《通鉴》而为《纲目》一书，则规圆矩方，绳直准正，始一仿乎《春秋》……吾始知《纲目》一书皆文公史笔之追圣经者也。(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