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日本的洋书解禁与兰学运动 早在明清之际，通过中西文化交流和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就已经开始摒弃文化偏见，认识到“泰西”诸国并非茹毛饮血的“夷狄之邦”，西方文明也有“名教”和“礼仪”。但自从清政府实行禁教闭关政策之后，朝野上下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较明清之际大为落后，绝大多数封建士子脑海中“华尊夷卑”的幻影仍极强烈。[4]在中日两国的文化规制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史上，1720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中日两国分别颁布了两个内容截然不同的文化规制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个政策直接影响到了此后若干年的两国近代化进程和国家的治乱兴衰。 虽然早在1630年（宽永七年），日本德川幕府就颁布了对外禁书令，但禁书对象仅限于同天主教有关的共计32种汉译洋书。1685年（贞享一年），因中国商船将载《寰有诠》一书携入日本，禁书目录有所增加。截止到1712年（正德二年），共有16种书籍因为出现利玛窦、天主堂等字样而遭禁。但是，从宽永年间到正德年间，德川幕府的禁书目录总共也仅有同天主教有关的48种书籍（见表2）。在这些书籍中，诸如《几何原本》、《表度说》等科技类书籍仅仅因为被收入明末李之藻汇编的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而被禁（即表2中《天学初函》丛书的“器篇”）。事实上，这11种书籍不仅被收入《天学初函》丛书，而且被收入其他丛书，这些丛书则并不在禁书之列。因此，这些书籍也就随其他丛书流入日本。例如，《浑盖通宪图说》、《简平仪记》、《圜容较义》等书籍随《守山阁丛书》流入；又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等书籍随《海山仙馆丛书》流入。[5] 表2 日本德川幕府的禁书目录[6]  1716年（享保元年），德川吉宗继任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他任用中根元圭改正历法。中根元圭借机向德川吉宗进言：“凡历术，唐土之法皆疏漏难用，明时西洋历学始入唐土之后，弄清的事情不少。本邦严禁耶稣教，有天主及利玛窦等文字之书，悉在长崎烧毁，有助于历学研究之书甚少，若欲使本邦历学精确，可先缓和严禁。”[7]结果，中根元圭的建议被德川吉宗采纳。1720年（享保五年），德川吉宗下达禁书缓和令，除与天主教有关的书籍外，允许其他洋书输入，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享保新令，也称洋书解禁令。解禁的洋书，不仅包括荷兰文书籍，而且包括汉译洋书。此令一出，共有19种书籍被解禁。其中就包括《天学初函》丛书“器篇”的《圜容较义》、《浑盖通宪图说》、《测量法义》、《测量异同》、《简平仪说》、《勾股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泰西水法》和“理篇”的《职方外纪》、《交友论》。[8]这就是说，除《表度说》和《天问略》外，《天学初函》丛书“器篇”的书籍全部解禁。“根据享保新令，梅文鼎的《历算全书》（76卷）首先进口，由中根元圭训译，1733年（享保十八年）完成《新写译本历算全书》。其后，《西洋新法历书》、《灵台仪象志》、《历象考成》上下编、《历象考成》后编等先后进口，逐渐加深了根据汉籍的西方天文历法研究。不仅如此，通过汉籍还开拓了数学、地理学、测量治水术等的领域。禁书制度缓和的结果，汉文西方科技书大量进口，促使实学进一步发展，中国系统的学术成为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7]就这一政策的影响而言，“德川吉宗洋书解禁的深层次动机是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但也许德川吉宗在颁布‘洋书解禁令’时也不会想到，以此为契机，在日本列岛上会兴起一股狂热的摄取西方文化的热潮。在锁国体制下，日本悄然地步人了‘兰学时代’，对日本人19世纪迎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严酷挑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4] 洋书解禁令的最为重要影响就是引发了具有启蒙运动性质的兰学运动。日语中的“兰学”，是指日本德川时代（1603年至1867年）经由荷兰，通过荷兰语传到日本的所有西洋学术的总称。在日本的德川时代，“虽然国学者意在减损幕府的威望而不倦地宣扬勤王，其中一些最有眼光的人却看出这和倾心西方科学并无矛盾之处。以荷兰文为媒介，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获得了西方科学和思想的相当知识。”在赫伯特·诺曼（Herbert Norman）看来，“德川末期的日本和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之间的根本差异正在于此。在中国，当政的官僚阶级是通过科举制度，主要从士大夫阶级中选授的，因而其处世观是文人的。这个士大夫阶级已经成为儒教正统派的小心翼翼的保护人，对于正统的顺从乃是进身官僚阶级的枢键。他们无视或轻视西方文明的一切表现，那种文明至少在19世纪中对中国表现成为最恶劣的一种商业上的贪婪和军事的傲慢的混合物。”同日本相比，“中国的行政官，不同于对幕府政权已存二心且其抱负又已为德川的阶级身分制所阻格的那种武士官僚，这些儒教的文人，却仍浸淫于古制而不能自拔，致对任何远大的改革都踟蹰不前。这个官僚阶级毫无疑问地曾经力图将那套芜杂的行政机构加以修缀补苴，直至其土崩瓦解，而身陷其中，以致同归于尽而后已。但是这种改革和嗣后的改造却晚于日本七十余年。”[9]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学著作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都远非中国可比。据不完全统计，“1744年至1852年的108年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117人，译书约500部。这相当于中国在戊戌维新前翻译西书的总数，时间却晚了约半个世纪。而就从事翻译工作的知识分子说来，加上外国在中国的传教士也远远达不到日本的水平。”[10]不仅如此，两国对待西学的态度更是大相径庭。以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重要命题而著称的划时代著作《海国图志》为例，该书在中国出版后，非但没有引起轰动效应，反而备受冷落竟至绝版。在同时代的日本，该书却极受重视。根据日本学者容应萸的研究，“1854年《海国图志》正式开始在日本发售后，日本便立刻有不同翻刻本的出现。到1854年底为止，日本共有19部从中国输入的《海国图志》，但11部为官方所藏，一般知识人难以读到。加以分量膨大，不容易手抄。出版翻刻本是最佳方法。《海国图志》的日本翻刻本一共23种，集中在1854年到1856年的三年内出版。”“价格方面，在1851年和1852年是130目，但到了1854年该书涨价至180目。1859年价格更提高至436匁，可见这书受欢迎的程度。”《海国图志》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幕末的实学学者横井小楠，据说就是读了《海国图志》，才由攘夷转而提倡开国。维新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以及他的学生幕末志士吉田松阴，都非常推崇魏源的思想，曾深入研究他的著作，作出评论。”在容应萸看来，“日本广被接纳的魏源思想，反而在清末中国得不到应有地位的事实，更是可以作为中日近代化的不同道途的一个解释。”[11]对此，日本幕末志士盐谷岩阴在为《海国图志》训点本作序时不禁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而著此书，却不为其君所用，反倒用于别国他邦。吾不独为魏默深悲，亦为清帝悲！”[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