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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无意中在豫南某县一个旅游景点的小商店内淘得三枚难得一见的钱币，分别是一枚唐“大历元宝”、一枚金“泰和通宝”小平，以及一枚“乾元重宝背东国”，皆为传世罕见的珍品。 商城里的“宝贝”甚多，均未入我眼，倒是一堆不被珍惜的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各个朝代的制钱把我吸引住了，我从中拣选出三枚，老板开价一枚十元人民币，和那些标价让人咋舌的“宝贝”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说“知识就是财富”，并非虚言。 这三枚钱币，我最看重、最珍惜的是“乾元重宝背东国”，就是在看似一枚普通的唐代钱币“乾元重宝”背面，背穿上下分别铸有“东国”二字。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一蹶不振，连年战争，国库空虚，《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肃宗乾元元年，经费不给，铸钱使弟五琦铸乾元重宝钱。”该钱币大小用铜和昔日流通的“开元通宝”相比只是略大略重，却以一当十，亦称乾元当十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称重宝的大钱，也是通货膨胀的反映。后又铸当五十的重轮大钱，有狭缘，有阔缘，有光背，有背星、月，版别甚多，它们默默无声地诉说着“开元全盛日”之后唐王朝的混乱、困顿和一蹶不振。 “乾元重宝”属于“大路货”，20世纪90年代，我曾在上蔡县一居民手中一次购得数十枚，皆深坑绿锈，也没当回事，但它后面多了“东国”二字，即身价不菲，而且和那个“乾元重宝”就绝对不是一回事了。 关于此钱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1938年出版的《东亚钱志》为代表的朝鲜钱说，认定此钱为998年朝鲜高丽王朝时期穆宗王讼二年所铸，这一年也即中原地带的北宋宋真宗咸平元年。《东亚钱志》说它形制仿唐乾元重宝，背穿上下有“东国”二字，意指在中国之东，评价它“今难得一见”。 另一种是近年来在一些历史学家和钱币收藏爱好者中间流行的说法，认定此钱是盛唐时期唐朝东北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疆域广阔的“海东盛国”渤海国（现今西伯利亚东部、黑龙江东部、吉林几乎全部、辽宁东部、朝鲜北部均是渤海国的领土）所铸，渤海国存续的两百多年与唐朝始终关系亲密，唐朝中央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均给予渤海国强大的支持。 当时的渤海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乾元重宝背东国”就是渤海国在唐肃宗时期为庆祝迁都铸造的货币，以彰显其忠于大唐。 我是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因为把自己的货币和另外一个政权发行的货币“混为一体”，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臣服”的表现。 例如现在的柬埔寨，市面上流通的，据说美元“反客为主”是主币，本国发行的货币倒成了辅币。高丽王朝时期铸“乾元重宝”若表示臣服，则跟同一时期的大宋乾元年号对不上，而且高丽王朝和大宋之间还隔着一个“大辽”，高丽王朝向大宋表示忠心的时候，不能不看看离其更近的另一个强大邻居“辽”的脸色。所以，无论从年号使用、东国称谓的使用，还是当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以及各自所处的位置来看，“乾元重宝背东国”为渤海国所铸造的说法更可靠一些。 但我也有自己的疑问，就是我手上这枚钱币的大小、厚薄、字形和唐“乾元”相去甚远（中国历史学家和钱币收藏爱好者将其作为论据的在辽宁出土的“乾元重宝背东国”和唐“乾元”倒很形似），是否存有两种“乾元重宝背东国”，会不会渤海国造了此钱两百年后高丽王朝也萧规曹随？尚存疑。 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不影响此钱为今难得一见的珍品。 这三枚钱币用行内话讲，皆为“熟钱”，可猜想其原主人当为某钱币收藏爱好者，想来还是他视为宝贝的压箱底货吧！谁能想到，转眼被他不识货的后代子孙当作废品卖给走街串巷的小贩，又辗转流入坐地商人之手。最后，总算在我这个勉强还算识货之人手里安了家，免去化为铜水的厄运。 这遭遇让我感触良多。我们这一代人一般都是膝下只有一个孩子。岁月荏苒，我们转眼都到了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年龄，都面临着一个多年辛辛苦苦搜集的爱物交给谁、“江山（财富）靠谁守”的问题。 我近日闲暇时间去邮市，就经常碰见好友老王。往年邮市不景气，他是不来的，但这一次跑得勤，让我好生奇怪，一聊，方得知，和我一样，他膝下也只有一女，结婚之后跟着夫君去了香港，留下话：“你那些东西，请你处理了，我是不要。” 老王现在往邮市跑得这么勤，就是想在自己还能处理的时候，把手头多年积存的邮票处理掉，卖个好价钱。 我呢？我还不想跟他学，邮票，可有可无；但这些古钱币，每一个都凝结有我搜集它们那个过程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都有一段我和它们之间如数家珍一般可以娓娓道来的“有趣”故事。我怎么会轻易割爱呢？ 至于百年后，我现在爱不释手的这些钱币，是上天，还是入地，我就管不得了。只要它能满足我现在的精神需求，给我带来精神慰藉、带来快乐就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宇宙的法则谁又能逃得脱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