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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还是宗教 在关于17-18世纪历史哲学起源问题的讨论中，卡尔·洛维特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1949年，卡尔·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中，对于以进步观念为代表的启蒙时代历史哲学作出批评，认为其是对基督教神学教条的拙劣仿效，因而蕴含着自我解构的逻辑。洛维特说，“历史哲学”这个术语表示以一个原则为导线，系统地解释世界历史，借助于这一原则：历史的事件和序列获得了关联，并且与一种终极意义联系在一起。如果这样理解，则一切历史哲学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神学，即依赖于把历史看作救赎历史的神学解释，但这样一来，历史哲学就不可能是科学[2]4。洛维特还特别对“未来观”进行了驳斥，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预见未来是不可能的。“现代人，如果他不迷信的话，却不相信任何指导，既不信任命运的指导，也不信仰天意的指导。他自以为能够由他自己创造未来。他之所以把未来看作是不可认识的，乃是因为他要自己创造未来。”[2]16 洛维特其论证，与卡尔·波普类似。在二战期间完成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著作中，波普认为人类未来的命运受到知识支配，知识是不确定的，因而未来也是不确定的。我们既可以写一部进步的历史，也可以写一部衰落的历史。 1966年，汉斯·布鲁门贝格发表《现代的合法性》，对洛维特的观点提出挑战。布鲁门贝格认为，进步观念的产生，并非源自基督教中的弥赛亚降临预言。恰恰相反，正是在基督教与世界关系的巨大危机中，科学方法的累积效应与现实世界的发展过程，才使得进步观念深入人心。现代性不是基督教模式的变型[3]。 将科学与宗教进行对立，是长期以来被广为接受的历史解释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古希腊人的科学思维，在基督教兴起以后受到抑制。文艺复兴以后，宗教的衰落是科学兴起的前提条件。洛维特与布鲁门贝格的解释，均没有摆脱这个框架。其实，早在此前，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就提出科学与宗教并非完全对立关系，科学发展本身亦得益于宗教的思维。 2015年，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哈里森在《科学与宗教的领地》一书中，对这种陈词滥调式的历史解释模式提出了批评。哈里森认为，对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立性理解，主要是19世纪后期以来的看法。在17、18世纪，二者之间的关系远非传统解释所说的那样紧张。在这个时代，人们对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宗教甚至都没有形成固定的与统一的认识[4]。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毕竟在17-18世纪，科学进展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教徒，而不是无神论者。即便在通常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教会也主要是科学研究的推动者，而不是压制者与妨碍者。被誉为实验科学的鼻祖弗朗西斯·培根，在提出科学的目标时，明确提出“服务于神的荣耀”，以及“增进人类的福祉”。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也提出“这个最为动人的太阳、行星和彗星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能全智的上帝的设计和统治。”“一切物体都包含在他之中并且在他之中运动；但却不相互影响：物体的运动完全无损于上帝：无所不在的上帝也不阻碍物体的运动。”[5] 哈里森的著作，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哲学的起源，是一种有益的参考。其实，历史哲学并不会因仿效宗教而是一种非法的存在，也并不会因对宗教的抛弃而获得一种合法性的存在。否则，虔诚天主教徒维柯在《新科学》中交织神意与人为的叙述，将变得令人费解。要紧的是，这种新的解释方式，在方法与主要目标上，毕竟与宗教的理解有所不同，而非迥然相异。事实上，正是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出现，特别是弗朗西斯·培根与伽利略、牛顿等人的伟大贡献，才刺激了17-18世纪历史哲学的蓬勃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