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谣谚写入史书的传统是由《左传》《史记》开创的。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楚城濮之战前两军对峙，楚师凭险而军，晋侯对此心有畏惧。“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杜注：“喻晋军之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谋立新功，不足念旧惠。”）于是晋侯才下决心与楚作战，结果取得此役的重大胜利，奠定了晋国称霸中原的基础。《史记》中也有引用谣谚的著名例子。如，灌夫为颍川大豪强，家产累数千万，占有陂池田园无数，宗族宾客横行于乡里，遭到百姓愤恨。“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又如，《史记·货殖列传》引用民间谣谚，总结如何经营致富、趋利避害：“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朴实的语句中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班固继承了这一传统，《汉书》中高度重视灵活而恰当地引用战国至汉代流行的谣谚，因而显著地加强了历史叙事的效果。
    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民众生活影响极大，《汉书》中引用谣谚表达民众对水利工程兴废的赞誉和谴责。《沟洫志》中引用两首民谣，一首是记载魏国河内民众对邺令史起引漳河水灌邺的由衷赞扬：“邺有良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另一首是记载关中民众对战国至西汉先后兴修郑国渠、六辅渠、白渠，灌溉关中广袤土地的褒颂：“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关中三大水利工程造福于广大民众是经济史、社会史上的大事，班固所引用的民谣对此具有画龙点睛的意义。
    汉武帝提倡儒学以后，儒家典籍成为进身之阶，《汉书》中引用有关儒学和儒士的谣谚多首，借此可以看出儒学对社会生活发生的种种影响。如，元帝时，豪爽有学问、“好倜傥大节”的朱云，经过连续几场辩论，难倒居于少府官位、傲慢地把持经学讲坛的五鹿充宗。此事令京城士人大为称快，于是有谣谚流传。《朱云传》载：“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人推荐朱云与他辩论，朱云整肃衣冠，意气昂然，“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繇是为博士。”由于《汉书》对此郑重记载，五鹿充宗称雄经学讲坛、别人莫敢与之抗衡就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典故，新中国成立之初，柳亚子写给毛泽东的诗句即有云：“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还有在邹鲁地区流传的谣谚：“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更是道出了通经能当上高官的秘诀。其原由是，鲁国人韦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为昭帝讲授《诗》，任光禄大夫詹事，再升任大鸿胪。宣帝立，他任长信少府，“以先帝师，甚见尊重。本始三年（公元前七十一年），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食邑七百户”。时年七十余，任丞相五年。韦玄成是韦贤少子，“少好学，修父业”，“以明经擢为谏大夫”。历任大河都尉、河南太守，迁太常。宣帝诏令韦玄成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奏其对”。元帝时，任御史大夫，后代于定国为丞相，“遂继父位，封侯故国，荣当世焉”（《汉书·韦贤传》）。子继父业，同以通经而先后登上丞相高位，这首流传于韦贤家乡的谣谚即道出了实质，对因儒学进身显赫官位的社会现实做了生动而恰当的概括。
    西汉后期的谣谚还具有战斗性，敢于对祸害国家的邪恶势力严厉抨击。元帝时，宦官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狼狈为奸，依附他们的邪恶小人都获得高位，于是民众有谣谚流传：“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颜师古注：‘累累，重积貌。若若，长貌。’）”揭露这班人“兼官据势”，互相勾结，把持要害部门，闹得乌烟瘴气！至成帝即位，石显陡然失势，“丞相御史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旧郡，忧满不食，道病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皆废罢”。少府五鹿充宗贬为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贬为雁门都尉。石显一伙倒台，长安民众人心大快，于是有新的民谣流传：“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按：贾同价。无贾，指一钱不值。）
    从历史编纂学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班固著史独具的功力和史识。谣谚形式短小活泼，语言形象隽永，往往能道出事物的实质，以谣谚入史，能增强历史叙事的吸引力，并且启发人们深入思考。在古代，信息传播的手段很受限制，而民间谣谚生动活泼且又押韵，易诵易记，因而能很快流传，以特殊方式反映民众的喜怒哀乐，表达民情民意，这本身就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