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范学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收录一件被编者定名为《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的汉文文书图版，①并附有俄罗斯学者孟列夫对该文书所作的简单考释，在判断其为“西夏写本”与介绍文书样式之外，主要是汇总了文书中的人名、地名、官职名和军兵种名。②2006年，杨浣刊布《黑城〈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考释》一文，③订正了孟列夫“西夏写本”说等重大失误，将其准确断定为流入西夏的“金国写本”即金朝文书；孙继民、杜立晖随即于2007年刊布《俄藏黑水城所出一件金代军事文书再探》，④对文书进行了细致考订，又订正了杨文的部分错讹。2012年，孙继民将该文收于《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之中，⑤并进行修订，提供了一份更精确也更权威的《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之原始图版标点录文。
    众所周知，金史之所以素号难治，文献不足是最大的制约。至于其兵制，刘浦江又有云：“研究金朝兵制，难在一头一尾。”⑥而正如孙继民所指出的：该文书多达111行，作为“一件价值颇高且极其罕见的金代第一手资料”，恰恰就是在被公认为最难的金朝后期兵制的研究上，其史料价值最为突出。笔者根据孙继民《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之标点录文，⑦在考证文书形成年代、背景和主要内容的基础之上，认为对该文书应当重新命名；同时对文书中出现的人物族属问题也进行了辨析；并重点考察文书中与金朝后期兵制相关的万户、部将等职官暨自愿军、弓箭手等兵役形态。敬祈方家指正。
    一、文书的形成年代与重命名
    对文书开展学术研究，文书的形成年代以及与形成年代紧密相关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等，都是首先必须加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前已述及，杨浣、孙继民准确判定《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为金朝文书，是一个突出的贡献；但是，他们将文书的形成年代断为“公元1217到1220年之间”，⑧却是错误的。文书的准确形成年代，应是宣宗贞祐三年(1215)十月初。与之相辅相成，以往研究者对文书形成背景的探讨、对文书主要内容的理解，也基本上游离于关键史实之外。重新加以探讨并据之对文书进行重命名，皆极有必要。笔者认为，要判断《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的形成年代，有如下两个关键点。
    其一是文书自称“本府”(第9行)。从文书中出现临洮府(第6、28行)以及洮州(第12行)、(洮州)通祐堡(第17行)、巩州(第41行)等临洮路之下属州名来看，“本府”显然是指金朝临洮路之首府临洮府。熙宗皇统二年(1142)，金改熙州为临洮府，置熙秦路总管府；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再将熙秦路更名为临洮路。该总管府路下辖一府即首府临洮府，六州即积石州、洮州、兰州、巩州、会州、河州。⑨换言之，此文书当是由临洮府具体负责编订的，而不是含糊不清的“西北诸地”，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
    其二是文书中出现的其时正在临洮府任职的“内族六斤”(第58行)。内族六斤，应为《金史·忠义传》的完颜六斤。⑩本传记其仕履经历为：
    完颜六斤，中都路胡土爱割蛮猛安人。大安中，以荫补官，选充亲军。调阜平尉，迁方城令，改通州军事判官，以功迁本州刺史。顷之，元帅右都监蒲察七斤执之以去。未几，挈家脱归，除同知临洮府事，徙庆阳，迁保大军节度使。兴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11)可知此人的确曾任同知临洮府事。查《金史·宣宗纪》与《元史·太祖纪》，蒲察七斤于通州降元事在贞祐三年正月。(12)完颜六斤时任通州刺史，故为其裹挟，但他忠于金朝，寻即南归，遂得以再度被重用，从通州刺史(正五品)升任同知临洮府事(从四品)。考虑到金朝对临洮府长贰进行人事调整的时间在该年八月，原知临洮府事完颜赛不迁知凤翔府事，(13)代之以知中山府事陀满胡土门。完颜六斤也应当在八月前后与陀满胡土门大致同时履新。
    贞祐三年十一月，临洮路金军连续大破西夏，金廷随即论功行赏。贞祐四年，初知临洮府事陀满胡土门迁知河中府事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移剌塔不也迁劝农使兼知平凉府事。(14)完颜(内族)六斤由同知临洮府事得“徙庆阳”的时间，同样也应当在贞祐四年初。这样，完颜(内族)六斤任职临洮府的起止时间，是在贞祐三年八月至四年初，文书形成的时间也即在此期间。
    至于更为准确的形成时间，则需要与文书的形成背景及主要内容结合起来加以探究。笔者认为：该文书在贞祐三年、四年间出现于临洮路不是偶然的，大背景是贞祐三年十月爆发的金、西夏临洮大战，具体缘由则是九月金廷于战前紧急下达的核实陕西等地世袭蕃部巡检与弓箭手的诏令。宣宗于贞祐二年五月南逃开封，金都城中都于次年五月被蒙古大军攻破，金朝的统治从根本上被动摇，呈现出败亡之势。西夏趁火打劫，对金朝的陕西虎视眈眈，双方在陕西的摩擦、冲突不断加剧。此时的金朝局促于河南、陕西、河东等一隅，已然退无可退，加之十分依赖陕西的人力、物力和马匹资源，当然是竭尽全力予以固守。贞祐三年五月，宣宗在权臣术虎高琪支持下，“谋伐西夏，遣大臣镇抚京兆”，决定在陕西反击西夏。八月，金置陕西行省，又令陕西宣抚使治邠州、副使治同州之澄城，指挥陕西战事。(15)
    贞祐三年前后金、西夏双方陕西攻防的焦点，就在金、西夏和南宋三方交界的临洮地区。西夏这一时期攻击陕西的主要突破口一直选在临洮路，金朝所获得的情报就是“夏人将图临洮、巩州，窥长安”，(16)这个军事情报是比较准确的。金朝防御和反击的重点也针锋相对地放在临洮路。在以宿将陀满胡土门、忠臣完颜(内族)六斤出任临洮府长贰的同时，权臣术虎高琪还以自己的亲信移剌塔不也为陕西统军司副统军亦兼知临洮府事，率统军司镇防军精兵万余驻扎该路之要地巩州(陕西统军副司置司于巩州、临洮府)。在调兵遣将加强临洮路军力的同时，作为备战的重要举措，金廷接受枢密院的建议，九月紧急下达了一份重要的诏令：
    陕西、河东世袭蕃部巡检，咋与世袭猛安谋克例罢其俸。今边事方急，宜仍给之，庶获其用。又西边弓箭手有才武出众，获功未推赏者，令宣抚司核实以闻。(17)这份诏令的内容，一是针对陕西、河东的蕃部首领，重新发放其世袭巡检之俸禄。金代包括临洮路在内的陕西西路(转运司路)范围内世袭蕃部巡检的俸禄标准，大致是“月支钱二贯三百九十文，米四石五斗，绢三匹”。(18)这笔俸禄钱物，应该在此前因为财政紧张而被停罢。二是针对陕西弓箭手，命令及时推赏立功之人和遴选其中的才武出众之士。其主旨，则是在战前紧急安抚陕西等地的蕃部势力，争取“庶获其用”。陕西地区不论是世袭本族巡检的蕃部首领还是弓箭手，几乎尽皆是地方蕃部中的豪强势力，而宋夏、金夏战争的历史反复证明：能否得到这支骁勇善战的地方力量的支持，是有效抵御西夏进攻的关键因素之一。
    金朝之临洮路，即北宋之熙河路大部，本大多为吐蕃青唐政权的统治范围，蕃部在其地的势力可谓盘根错节，是绝对无法轻视的地方豪强势力。更需要注意的是，陕西尤其是临洮路蕃部夹在金、西夏之间，其政治立场往往视双方实力的消长而首鼠两端。贞祐二年十一月，兰州蕃部首领程陈僧已经投靠西夏，(19)充当西夏攻金的向导。这是一个极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危险信号。金朝在战事即将到来之际，紧急纠正以往“例罢其俸”等损害蕃部首领利益的政策，既是亡羊补牢的明智之举，更是备战的当务之急。由于弓箭手多归蕃部首领直接统领，笼络争取蕃部首领和及时推赏弓箭手，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当然，不论是重新向陕西等地的世袭蕃部巡检发放俸禄，还是及时推赏、选拔弓箭手，首先都必须准确地统计和核实蕃部首领与弓箭手的具体人数。因此，这道诏令由金廷下达陕西宣抚司，再由宣抚司下达路、州地方官司来具体负责统计和执行，并须上报宣抚司加以核实。本文书显然就是这道诏令的产物，是由临洮府遵照宣抚司下达诏令加以统计并上报宣抚司，所以文书自称“本府”即临洮府，应该是知临洮府事陀满胡土门、同知完颜(内族)六斤等官员联名上报的。这道诏令颁布时间在九月之“丙寅”(十日)，考虑到诏令下达，尤其是临洮路着手编订文书，以及上报宣抚司，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笔者将文书的形成时间断在十月初。
    十月，西夏出动十万以上的大军，大举攻入临洮路。二十一日(丙午)攻破临洮府之渭源堡，歼灭了前来增援的金军，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剌(亦作完颜胡失来)被俘，(20)这是西夏取得的空前胜利。笔者推测：本文书应是西夏在此战中从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剌处缴获的。《金史·宣宗纪》言西夏军一度“陷临洮”，但其他史料皆言陀满胡土门等严守临洮府，西夏“围临洮凡半月”终未能得手。(21)如果西夏军一度“陷临洮”之说属实，那么文书也可能是西夏于临洮府(或临洮府之临洮堡)所获，笔者倾向于认为西夏是在渭源堡从完颜胡失剌处缴获这一重要军事文书的。
    十一月，金军发起反击，陕西副统军移剌塔不也部万余镇防军精锐由巩州出击，在临洮府与巩州之间的熟羊寨以少胜多，大破西夏军数万；知临洮府事陀满胡土门等里应外合，也在临洮府城下击退了8万西夏军的围攻。(22)西夏军当由此退出了临洮路。此后金、西夏在临洮路地区仍有较多的拉锯战事，但与文书及本文关系不大，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书形成于宣宗贞祐三年十月，由临洮府奉金廷九月诏令之命，负责编订然后上报陕西宣抚司，主要内容是核实临洮路之世袭蕃部巡检与弓箭手的具体人数。该文书是金朝备战金夏临洮战事的产物，也在临洮之战中落入西夏之手。因此，就笔者浅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编者将此文书定名为《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很不准确，孙继民提出的《金陕西临洮路马步军编册》前进了一大步，(23)但仍失之简单，似应重命名为《金贞祐三年十月临洮路上陕西宣抚司核实世袭蕃部巡检与弓箭手编册》。
    需要说明的是，杨文最早发现了俄罗斯学者孟列夫所撰《叙录》文书人名统计当中没有内族六斤这一重大遗漏，并准确地判定内族六斤即完颜六斤，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贡献。但在利用《金史》完颜六斤本传所提供的相关线索来推定文书的形成年代时，杨文不重点考求与文书形成直接相关的完颜(内族)六斤出任同知临洮府事及其在临洮府任职的起止时间，反而汲汲于他其后任职保大军节度使(鄜州)的时间，以此来逆推，以致认为文书的编订时间在“公元1217到1220年之间”，必然是不够准确的。
    二、文书出现人物族属问题辨析
    在文书的形成年代、背景和主要内容得以澄清之后，尤其是在明晓文书乃贞祐三年九月金廷核实陕西等地世袭蕃部巡检与弓箭手诏令的产物之后，不难得出结论：除了临洮路官员完颜(内族)六斤、完颜辨的门等为女真人之外，现存文书中出现的其他人物，明确标明为巡检、都巡检、都管者自不待言，其他担任万户、部将等军职者，领副尉、校尉等武阶者，包括职务信息残缺的数人，绝大多数当是世袭本族巡检的身份，其族属应为临洮路吐蕃或吐蕃化的蕃部首领。(24)以往研究者对文书的形成年代和背景判定不确，继而对文书主要内容理解模糊，导致在文书人物族属问题上出现错讹，或是误断为女真人，或是误断为汉人，严重影响到对文书的使用和相关研究的准确性。
    1.阿奇赵与阿逋兰。杨文将两人断为女真人，唯一理由是“金人名多‘阿’开头”。但这实在不能成为证据，因为蒙古、党项等此类情况同样不胜枚举。河湟、临洮地区的吐蕃蕃部亦然。且不说继董氊为吐蕃青唐政权之主的阿里骨，与文书形成大致同时，宣宗贞祐三年十一月临洮路之积石州，就有吐蕃铎精族首领名“阿令结”。(25)“阿奇赵”(第3行)很可能为蕃部首领，未必定为女真人。
    至于“阿逋兰”(第86行)，又是另外一种情况。此人的全名，文书中实际已出现，即“温阿逋兰”(第92行)。从宋仁宗朝亚然家首领温逋奇为唃厮啰之论逋(吐蕃宰相)开始，(26)亚然家即雅仁结族世为邈川(湟州)蕃部大族。宋金时期，该族下属部族众多，一直活跃于河湟、临洮等地区。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温逋奇之孙温讷支郢成为邈川城主，“住河州之北，所管二十八部族，有兵约六万四千人”。温逋奇之子、温讷支郢成之叔温溪心也很有势力。宋以温讷支郢成为邈川蕃部都巡检使，以温溪心为邈川蕃部同巡检。(27)温溪心之弟即名“温阿旺格”，(28)其侄则名“温阿明”，等等。(29)可见不论是从人名还是从活动地域来看，温阿逋兰与温阿旺格、温阿明等之间密切的族属渊源关系，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他更可能是临洮路吐蕃亚然家某个部族之首领，而不大可能为女真人。从文书中可以看出：温阿逋兰麾下兵马有758名，实力在诸蕃部首领当中比较突出，这应当是其部族地位的客观反映。
    2.蒲皋、安百福、霍三十。以往研究者将“蒲皋”(第48、77行)与女真人姓氏蒲察简单比附，遂断其为女真人。问题是，未闻女真人姓氏当中有名蒲皋者，蒲察也未有简称为“蒲”者。即使用简称，也是将蒲察简称为与其相对应的汉姓“李”。唐宋以降的回鹘、西域、大食人，倒是颇有以“蒲”为氏者，最著名的是宋元泉州巨贾蒲寿庚一族，他们当有迁居临洮以“蒲”为氏者。文书中的“安百福”(第54行)，情形与之类似。安氏为著名的中亚“昭武九姓”之一，安百福的祖上当为迁居临洮的西域人。宋金时期，此类事例在青唐、临洮很多，譬如阿里骨实乃西域于阗人，“少从其母给事董氊，故养为子”。(30)金末马庆祥之先祖也是西域人，“自西域入居临洮狄道，以马为氏”。(31)这是因为西夏截断了宋与西域、中亚之间的通道，吐蕃青唐政权遂成为西域、中亚与中原商贸和朝贡往来的中转要地。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内就居住有各国“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32)西域人留居其地者自然很多。金朝初期，青唐城归属西夏，临洮遂取代了青唐城的通道地位。至金朝末叶，这些西域人数世定居临洮一带，早已蕃部化。蒲皋、安百福当皆如是。
    至于将“霍三十”(第100行)断为女真人，以往研究者未给出任何理由。笔者从《金史·西夏传》中发现：贞祐三年正月，西夏攻临洮路河州之安乡关，当地蕃部首领义军都统曹记僧、万户忽三十击败之。(33)万户忽三十，与文书当中的万户霍三十名、音皆相近，极有可能为同一人。因此，霍三十更可能是河州之蕃部首领，不大可能为女真人。
    3.赵锐、杜海、丁仲礼、曹朴京。此四人，以往研究者亦未经论证，即皆断为汉人，理由无非是他们所用的乃汉姓汉名。但是，不必远及李唐，仅从宋神宗熙宁开边以来，在平定吐蕃青唐政权的过程当中，宋廷陆续向众多的蕃部首领赐予汉姓和汉名。熙宁五年五月，宋廷就对青唐大首领俞龙珂“赐姓包，名顺”。(34)其族历宋金两朝为临洮蕃部名族，金朝赐其后裔包长寿以女真著姓乌古论氏。宋廷对蕃部首领所赐之姓，最多的也最为典型的，自然是皇姓赵氏。熙宁七年六月，宋赐吐蕃青唐政权王族唃厮啰之孙木征姓赵名思忠，同时分赐其兄弟辈为赵继忠、济忠、绍忠、醇忠、存忠，赐木征二子为赵怀义、秉义等。(35)自此之后，历宋、金、元三朝，赵氏皆为临洮地区最有号召力的蕃部大族。
    熙宁归宋之后，赵醇忠暨其子赵永吉、孙赵世昌世袭洮州蕃部把羊族首领。金初，金朝以其曾孙赵铁哥为把羊族都管。赵铁哥弟赵结什角、赵结什角侄赵师古相继为吐蕃木波四族首领，赵结什角号“王子”，金以赵师古为吐蕃“木波乔家、丙离、陇逋、庞拜四族都钤辖，加宣武将军”。(36)金末元初，临洮赵氏归顺蒙古，“赵阿哥潘，土波思乌思臧掇族氏。始附宋，赐姓赵氏。世居临洮。祖巴命，富甲诸羌。父阿哥昌，貌甚伟，有力兼人，金贞祐中，以军功至熙河节度使。金亡，保莲花山，以其众来归”。(37)此后，赵阿哥潘被蒙哥汗授职临洮府元帅，其子赵重喜则被忽必烈任命为临洮府达鲁花赤。该族虽以赵氏显名数世，实则世居临洮的纯粹的蕃部首领，土波(吐蕃)思乌思臧掇族氏而已。文书中的“[万]户赵锐”(第78行)，从其位居万户的豪强地位来看，极可能属此临洮蕃部赵氏，或即赵师古、赵阿哥昌之族属。
    在朝廷赐姓之外，蕃部冒用汉姓者显然更多。宋神宗熙丰年间，河州有吐蕃赵家族、岷州有蕃兵将赵惟吉等。(38)徽宗崇宁二年(1103)，又有吐蕃“青唐大首领赵兰、氈厮鸡贡方物”，(39)赵家族、赵惟吉、赵兰等，恐怕皆是冒用汉姓“赵”。贞祐三年，巩州第五将城万户即名杨再兴，其人为巩州蕃部首领，显为冒用汉姓“杨”。金末临洮蕃部名将郭虾蟆，世为会州“保甲射生手”，(40)此当为冒用汉姓“郭”。文书中的赵锐、杜海、丁仲礼、曹朴京，自然也存在冒用汉姓的可能性。笔者注意到如下几例相关史实：
    丁氏。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邻近秦州的蕃部有丁家、马家两族，“二族人马颇众，甚依倚朝廷”，其他蕃部甚畏之。(41)此两族显然分别冒用汉姓“丁氏”和“马氏”，这也可能是他们依附宋朝的姿态。汤开建即指出：丁家族本为“秦州吐蕃部落”，后移居岷、河、洮等地。(42)据此，文书当中出现的临洮府“也龙河万户丁仲礼”(第9行)，断其为使用汉姓丁氏的也龙河蕃部首领应更合乎史实。
    曹氏。《金史》载：贞祐三年正月，河州有义军都统曹记僧。(43)按当时的义军制度，临洮路所谓义军都统、万户等，多由蕃部首领兼任，因此曹氏很有可能为河州蕃部大族。曹朴京，在文书当中作“副、万户曹朴京”(第44行)，此“副”字或当为“副统”之意。都统之下为副统，其人为副统、万户，当为河州蕃部首领，恐非汉人。或即都统曹记僧之族人，所以为其副手。
    除上述四人之外，安百福也被以往研究误断为汉人，前文已说明他为移居临洮的蕃部化的西域人。汪家族、兀蒙族，以往研究者断为“羌”，其实他们都是洮州蕃部，为吐蕃部族的可能性更大。学术界普遍认为：河陇地区在吐蕃一百余年的统治下，到五代时“可以说各蕃族的‘吐蕃化’运动基本完成”，河陇汉人也不例外，至迟在宋代已经“概以吐蕃称之”，皆视其为蕃部。至于女真人入主中原的金朝，显然更是如此。金朝之临洮路(即宋熙河路大部)，作为本来大多属于吐蕃青唐政权长期统治的核心地带，这一地区吐蕃部族众多、人口繁盛。(44)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在临洮路的地方豪强中，吐蕃部族都占据压倒性优势，其他非吐蕃的部族生存空间很小，即使存在着少量本为党项、羌人、回鹘等部族以及汉人的地方豪强势力，亦皆大致蕃部化。
    三、文书所反映的金末兵制
    (一)万户
    万户是文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军职，前后共计出现了9处，明确领万户的蕃部首领多达8人，即“万户阿奇赵”(第3行)，“也龙河万户丁仲礼”(第9行)，“万户杜海”(第32行)，“兀蒙族都管、万户军哥”(第38行)，“副、万户曹朴京”(第44行)，“[巡]检、万户蒲皋”(第48行)，“[万]户赵锐”(第78行)，“万户霍三十”(第100行)。
    对于这些万户的性质，以往研究都将其与猛安谋克制度下金朝正规军编制中的高级军职万户相比附，区别只是杨文认为文书中这些万户的官品“略当正三品”，孙继民则认为是“正九品”，并反诘道：“杨文认为万户是‘略当正三品’，那么，仅临洮路一件文书怎会有七位以上‘略当正三品’的高官呢？”他的判断较为准确，文书中的万户官品(职品)的确为正九品。但他如下的分析和论述，却有斟酌的必要：
    其实杨文所考万户的品级，应是金之前期的情形。而到了金末，万户的品级已大不如前……在宣宗贞祐年间，万户仅为正九品。
    “万户”除了可以作为官称之外，也具有猛安谋克编制单位的意义，而且是猛安谋克军制体系中的一个较高层级的编制单位。所以，文书中的“万户”也应属于猛安谋克军制体系。(45)
    金代作为社会组织的猛安谋克，仅有猛安和谋克两个层级，但建立在猛安谋克制度基础之上的金朝正规军的编制则是六级制，主要有四个层级，即五十夫长(蒲辇勃极烈)、百夫长(谋克勃极烈)、千夫长(猛安勃极烈)和万夫长(忒母勃极烈)。(46)万夫长，即万户，其下为猛安，其上即为都统(统军使)，如完颜撒改“为万户，领银术可等猛安”。(47)《金史·兵志》亦曰：“凡猛安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48)考虑到都统(统军使)官品为正三品，猛安官品为从四品，谋克官品为从五品，处于都统与猛安之间的万户的官品，的确应该是从三品或最低正四品。(49)至于文书中诸蕃部首领所领之万户，其官品不过正九品，与从三品相比可谓相差悬殊。原因之一是金末万户的官位较金前期甚至中期，已大为贬值；更关键的原因则在于：文书中蕃部首领所领之万户，其实都是非正规军性质的义军万户，与猛安谋克编制下正规军的万户，两者性质截然不同，地位、官品当然差距极大。义军万户之制，最早在贞祐二年开始实行，其制度为：
    招集义军，设置长校，各立等差。都统授正七品职，副统正八品，万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谋克杂班。仍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千户为一万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50)大致是以州为单位设一提控总领义军，提控之下依次为都统、副统、万户、千户、谋克。一般而言，金代猛安谋克编制下的正规军万户名义上统兵万人，至少也要在数千人以上，而义军万户所辖兵力仅为区区600人，这也是两者名同实异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