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经》是中唐名士陆羽所撰，南宋末年百川学海本是现存最早刻本，也是现存各版本的祖本。《茶经》分上中下三卷，共十篇。“卷上”主要记载茶叶起源，采茶、造茶工具和技术等；“卷中”主要记载各种储茶、煮茶、盛茶汤的器具；“卷下”则全面介绍煮茶方法、饮茶习俗、茶产地及品位、历代茶事记载及造茶、煮茶等注意事项。有关《茶经》的研究十分丰富。不过让人疑惑的是，在《茶经》成书前，鲜有关于茶的记载或著述，所谓“茶书”更是无闻。《茶经》问世后，相关著述则纷至沓来。对于陆羽《茶经》的横空出世，学界主要通过梳理《茶经》出现之前的茶事记载，来观察有关茶的知识是如何从零星的记载，汇聚为集大成者之《茶经》一书的。
    《茶经》文本生成历时长久
    《茶经·八之出》记载了唐代茶产地。虽然陆羽主旨在于品评各茶产地品质的高下，但也说明当时各地茶叶生产已趋于常态化，茶叶质量日趋稳定。在《茶经》之前，各地的茶产地尚在形成之中。所以学者主要通过《七之事》中涉及的各处零星产地，及其他相关史料来确定当时茶产地。但正如方健在《中国茶书全集》中所说，《七之事》各种茶事，并不一定都是陆羽本人梳理，而是《茶经》在传抄过程中陆续添加而成。因为造茶、煮茶的技术性记载不易加入新内容，但有关茶的各种历史典故，却可以层累叠加。
    宋人陈师道《茶经序》是我们了解北宋《茶经》流传情况的重要文献。陈师道提到，当时《茶经》存在四个版本，即陈氏家藏本（一卷），以及毕氏（三卷）、王氏（三卷）、张氏（四卷）三种本子。各种版本“其文繁简不同，王、毕氏书繁杂，意其旧文；张氏书简明，与家书合，而多脱误。家书近古，可考正”。“自《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书以成之，录为二篇，藏于家。”可见，北宋时期流传的几个《茶经》版本，卷数差异较大，文本繁简不同。这与《茶经》早期流传形式有关。
    宋一明《〈茶经〉早期传本考》指出，《封氏闻见记》记载了常伯熊“又因鸿渐（陆羽字）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即根据封演的观察，常伯熊对陆羽《茶经》加以润色，并更广其传。宋氏又引王应麟《玉海》“唐税茶法”条记载，认为常伯熊“广著茶之功”，虽然并不一定指其“著述”，但也应该会“形诸文字”，才能扩大饮茶风气。不过《封氏闻见记》“润色”二字，已经表明常伯熊对《茶经》文字有所增补。宋一明又认为，皮日休《茶中杂咏序》所载“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磶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即指皮日休将温从云、段磶之所补茶事纳入了《七之事》，并经多次转写，已混同陆羽原本。
    此后，《茶经》更经多次传抄，至北宋，陈师道以家藏本为基础，整合其他版本，《茶经》被定型为二篇。从《茶经》本身的流传过程可以看到，其文本的抟成、增补、传抄、刊刻，每一道环节都经过各色加工。这对我们认识《茶经》所描绘的唐代茶事颇有干扰；但也能加深我们对中古时期其他同类型文本，特别是以“经”字命名的各种书籍流传过程的理解。
    《茶经》博物学研究价值丰富
    《茶经》主体内容是采茶、造茶、煮茶之法。在这些文本里，陆羽聚拢了各种各样的汉字，用来表述与茶事有关的各类事物。这类汉字及其表达的含义，有些还是首次出现于汉字史的舞台上。这对于语言学来说，是十分丰富的文本分析对象。不过目前为止，除茶史学者在校注《茶经》时出于版本差异，整理过不同字词的正讹、含义之外，以《茶经》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论著却付之阙如。
    在《七之事》中，也有涉及类书流布情况的内容。胡宝国在《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一文中，围绕南朝聚书风气、儒玄文史中的知识追求，以及士人称谓转变等方面，对当时兴起的知识至上之学风进行了观照。指出在这一学风影响下，南朝、唐代出现了多部目录书、类书。目录书反映的是聚书风气，类书则表现对知识的追求。《茶经》成书，从时间来看，前有阮孝绪《七录》为代表的南朝目录书，后有徐坚《初学记》为代表的唐前期类书；从空间来看，《茶经》在江南湖州地区的撰写过程，受到了同样追求“知识至上”，并在任上主持编纂《韵海镜源》的湖州刺史颜真卿的影响。陆羽一度参与《韵海镜源》编纂工作，故而在《茶经》中也特别注重各种名物的不同称谓。
    具体来说，《茶经》的博物学特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与茶有关的器物的汇集，特别是《二之具》《四之器》对于与采茶、造茶、煮茶有关的各种器具，都有详尽的描述；二是书中引用各种以类书为大类的典籍，特别是《七之事》。根据宋一明《〈茶经·七之事〉采摭类书考》，《七之事》并非如日本学者布目潮沨所说主要取材于北齐官修类书《修文殿御览》。因为《修文殿御览》作为《太平御览》的蓝本之一，《七之事》中所引许多内容却不见于《太平御览》，可见在《修文殿御览》之外还有多种取材途径。由此可见，语言学和博物学是深入挖掘《茶经》学术研究价值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博物学，对于我们认识古人生活世界的物质与精神，是十分重要的途径。
    《茶经》影响中晚唐社会发展
    近来，中古新社会史研究逐渐兴起，即关注传统士农工商之外的社会史新视角。对于《茶经》这样一部日用之书来说，其与社会生活的关涉也非常值得关注。随着陆羽本人社会交往圈的扩大，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以陆羽为茶的“化身”，甚至目之为“茶仙”、“茶神”。于是，陆羽的社会活动引发了不少与茶有关的社会活动，如茶贡、茶赐等。
    在陆羽提倡下，大历年间，先由常州开始，每年向唐廷进贡常州宜兴县一侧的顾渚山紫笋茶。自大历五年（770）开始，湖州长城县（今湖州市长兴县）一侧也共同造茶。每年清明节前，常州、湖州刺史分别入山，一同监造贡茶，经由浙西观察使入贡唐廷。因此，贡茶活动不仅可以为我们考察唐代中晚期中央与州之关系提供一个有趣的视角，亦可由此深入探索湖州地方社会史的相关面相。如以颜真卿为首的“大历浙西诗人群”的形成就与品茶宴游活动存在一定关联；此外，茶事活动对“斫射神”等民间信仰的兴起和发展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就茶赐来说，又进一步涉及传统社会中礼物的流转。在唐代，全国各地，乃至域外各部族、国家，都会用“贡品”来向唐廷表示臣服。而唐廷方面，有时也会将不同地方进贡的物品，回赠给不同对象，从而体现特定的政治意涵。物有贵贱之分，不同产地的茶，品质也有高下之别，在《茶经·八之出》中，对不同州所产茶分不同等第，除了契合中古时期人们心理上对品级的喜好外，也为人们按亲密关系分送不同品质的茶赐提供了方便。唐朝皇帝之所以重视顾渚山紫笋茶，即看重其质量之高，可作为给臣下的一种崇高荣誉。
    总而言之，通过对《茶经》的考察，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在印刷术诞生前的书籍流传，还能借此观察茶及相关器具的博物学图景，更可考察唐代地方社会和礼物流转等深层面相。对于其他类似书籍而言，《茶经》知识和文本生成的相关研究及其方法，或有一定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