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澄清的家乡在山东宁津，地处齐鲁大地和燕赵大地交界的冀鲁平原。自古山东多响马，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位于二者交界地带的冀鲁平原更是民风剽悍、侠风烈烈，濡染着勇武任侠、粗犷豪放和多情重义的侠文化精神。郭澄清从小生活于这样的地域，深受这种侠义地域文化精神的影响和浸润。作为郭澄清创作于“文革”期间的长篇巨著，《大刀记》兼具侠义成分和革命色彩，书写了革命年代的侠义英雄传奇。从表层结构看，它叙述了一个出身农民的侠义草莽复仇的故事。就深层结构而言，小说揭示了民间侠文化逐渐接受革命文化的影响和改造，以及受压迫者自发反抗的个人复仇行为逐渐被纳入自觉抗战的革命战争秩序的艰难历程。这正彰显出革命文化对传统侠文化进行现代性改造的特征。
    侠义与革命：相对独立而
    浑然交融的双圆结构
    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上的独特产物，侠和侠文化自出现之日起就遭到历代统治阶级与正统文人的痛恨和口诛笔伐，甚至灭之而后快。自《汉书》以后，侠和侠文化已经不再见于正史，而是逐渐沉潜于民间，成为民间社会理想人格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晚清民初的尚武任侠思潮对于提振民气、砥砺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不过是旷世大侠精神的回光返照，并未进入正统。五四以来，侠文化因其不轨于正义的反体制特征和非科学内容而遭到文化先驱和革命作家的批判与否定。新中国成立后，侠文化及其艺术载体武侠小说均引起国家体制层面的警惕与压制。因此，无论在传统中国社会，还是在现代中国社会，侠文化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而居于边缘地位。客观上讲，革命对侠文化的弃绝态度与现代社会侠文化精神的堕落有关，特别是在革命年代，侠文化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往往被淹没于其消极意义与负面影响的漩涡之中。同时，革命话语的集体性、积极性、政治性、纪律性、民主性、科学性等现代特质与侠文化话语的个人性、伦理性、血源性、盲动性、极端性等特征相牴牾。但这并不意味着侠文化与革命水火不容。就侠文化的本质内蕴而言，它和革命存在一致性。作为侠文化的核心质素，侠义与革命也是相通的。革命者具有悲悯和拯救的人道情怀，同情弱势群体，满怀阶级义愤和血性正义，为劳苦大众的幸福而赴汤蹈火、勇于牺牲，所有这些精神内容大量存在于侠文化中。因此，侠义草莽虽然不是天生的革命战士，侠文化也不是天然的革命文化，但侠义草莽具备成为一个革命战士的潜质，侠文化内蕴着革命文化的有机特质，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苦菜花》和《桥隆飙》等书写革命年代侠义英雄传奇的经典文本中，革命对侠文化的改造主要体现为在党的引导、教育和帮助下，一些杀富济贫、仗义行侠的草莽英雄被改造为为阶级和民族解放而自觉奋斗的革命战士的过程，其中作为革命精神导师的“政委”角色非常关键。这种侠义革命叙事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观念影响很深，而相对忽略了对那些民间草莽精神发展历程的深入描写。与这些“红色经典”不同的是，《大刀记》并未局限于阶级斗争观念的规约。作者不仅指出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阶级仇恨、穷人之间的阶级情义，挖掘了苦难的阶级根源，而且在逐步展开的情节中，通过不同的空间叙事，真实再现了主人公梁永生的精神成长历程，揭示了他从个人家族仇恨到阶级仇恨再到民族仇恨的情感转变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从而深刻挖掘了穷人的家族悲剧和中华民族苦难命运的历史文化根源。贯注于“龙潭街——德州城——雒家庄——柴胡店——宁安寨——黄家镇——水泊洼——杨柳青——天津卫——徐家屯——兴安岭”这条漫长而艰难的路线中的，不仅有清末到抗战胜利近40年的时代风云变幻，更寄寓着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逻辑和受压迫者由自发反抗到自觉抗争的心路历程。在由“离乡逃生——回乡复仇（寻党）——离乡寻党——找到救星——回乡抗日”这五个环节构成的看似线性的生命轨迹中，实际上蕴含着两个相对独立的圆形叙事结构。前三个环节构成侠义叙事，后三个环节构成革命叙事，寻找革命救星则是这两个叙事结构发生转换的中间环节。在小说中，结构发生转换的动力源于革命对侠文化的改造。这种改造不是通过外在的政治势力引导和意识形态宣教来实现的，而是梁永生在历经生死考验的基础上逐渐生发出来的自觉追求与民族救亡语境下革命话语的激励相契合的结果。从整个文本来看，革命话语并未泯灭侠和侠文化在革命中的存在与作用，反而使侠和侠文化自然融入革命话语中，成为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小说第一部主要表现了侠对革命的追寻；第二部主要体现了革命话语对侠文化的改造以及二者之间的有机契合。于是，在革命历史叙事和英雄传奇书写中，侠义和革命又形成了一种浑然交融的双圆结构。双圆犹如两个车轮，无论是侠义叙事，还是革命叙事，横贯其中的是侠气。这种侠气如动力轴承，推动着故事演进和情节发展；随着梁永生活动空间的位移和思想境界的提升而具体呈现为三种形态：草莽义气、民族正气和革命豪气。当梁永生逐步认识到穷人的冤家对头不仅仅是大财主、官府衙门、大老板、外国鬼子、土匪，而根本上是罪恶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时，原本潜藏于其心理结构中的侠气也不断由家族复仇的草莽义气、民族复仇的民族正气逐渐升华积聚为向一切不合理社会制度复仇、最终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道的革命豪气。此时，侠义叙事结构包含于革命叙事结构之中而成为两个同心圆，带动同心双圆正常运转的动力轴承也逐渐在正义的价值平台上凝聚为一个强大的精神轴心，并随着情节的铺排和节奏的加快，骤然焕发为由侠义复仇精神和民族反抗意志聚合而成的革命力量。
    从民间侠义草莽到
    民族革命英雄的价值转换
    在小说中，梁永生的父亲梁宝成是一个典型的水浒式英雄，他嫉恶如仇，爱憎分明，不畏强暴，敢做敢当，扶危济困，豪气干云，在龙潭街一带颇有侠名。所谓虎父无犬子，梁永生身上承继着梁山好汉和父辈的侠义品格——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扶危济困、大义凛然。他一出场就体现出少侠风范。在好朋友常秋生受到大财主白眼狼的大狼羔子贾立仁欺负时，年仅10岁的梁永生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其威势令贾立仁闻风丧胆，不寒而栗。少年梁永生从民间侠义草莽到民族革命英雄发生价值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并未因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而遮蔽侠义在场，而是忠实于真正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遵循人物性格发展逻辑来逐步展开的。
    小说第一部从梁永生的苦难家世写起，既描绘了长工梁宝成这个侠义硬汉被大财主白眼狼和官府衙门栽赃陷害而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也展开了梁永生漂泊于乱世的苦难历程。通过“大闹黄家镇”、“夜袭龙潭街”、“怒打日本兵”、“血染龙潭”等事件，显示了少年梁永生不畏强暴、嫉恶如仇、见义勇为、锄强扶弱的侠义品格和“怕狼怕虎别在山上住，怕死就别活着”的“愣葱精神”。“闯衙喊冤”的悲剧和“‘公审’闹剧”使他认识到官府衙门是财主的护身符，是穷人的死对头。漂泊经历更让他看到了世道不公和社会不平的残酷现实。这些国家政权无道和既存社会秩序失范的事实使少年梁永生逐渐成熟起来，他认识到复仇不能靠官和神，必须靠自己。此时梁永生的反抗不过是对既存社会秩序已经绝望而走投无路之下的无奈之举，其动力主要基于个人复仇观念。他曾慨叹：“大刀哇大刀！穷人的血仇，还得靠你给报哇！”这预示着他要自掌正义，要靠个人复仇来闯出一条活路。但这种自发的个人复仇行为充满了盲动和冒险，必然会走向失败。逃亡路上偶遇矿工何大哥，他从何大哥那里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在重返宁安寨，寻找共产党的希望破灭后，为报家仇，他带领儿子“血染龙潭”。在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再度陷入困境时，民间义士王生和的出现，使他知道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经过艰难的精神炼狱和行为反思，梁永生逐渐明白了“认命不如拼命，拼命不如革命”的道理和穷苦人团结奋斗的意义。“血染龙潭”的惨痛教训使他逐渐觉醒，终于告别了自发反抗的个人复仇行为，开始走向奔赴延安寻找救星的现代革命道路。在第二部中，梁永生找到了共产党、八路军，参加了革命，组织了八路军大刀队，在龙潭街——宁安寨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他领导下，大刀队成为冀鲁平原运河两岸重要的地方抗日武装；在他精心培养和指导下，梁志勇、王锁柱、黄二愣等血性少年迅速成长为英勇的八路军战士。梁永生领导和指挥大刀队同日寇、汉奸斗智斗勇，通过“巧夺黄家镇”、“夜战水泊洼”、“围困柴胡店”等战斗，消灭了当地的日寇和伪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血染红旗”的壮举，充分体现了梁永生的民族大义情怀和革命英雄气概。在从家族复仇的个人自发反抗到民族复仇的集体自觉抗战过程中，不仅体现了由家仇到国恨的质变，而且以暴抗暴的侠客式复仇精神置换为抗日救国的革命战斗激情；更重要的是，在梁永生身上实现了由民间侠义草莽到民族革命英雄的价值转换。可以说，梁永生既有舍生取义的齐鲁文化的雄强特质，又有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的精神积淀。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其实也是民间英雄正统化的过程。至此，民间草莽的传统侠义精神逐渐发展为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忠义”思想。
    郭澄清有着英勇无畏的侠义豪情和浪漫主义的革命理想，与劳苦大众血肉相连，患难与共。他从小受尽了旧社会的苦难和阶级压迫，亲眼目睹日寇残害中国人的暴行，熟悉那些革命战争年代拼杀于战场、活跃于民间的革命英雄和侠义草莽。在他的价值视域中，侠义就是扶危济困，舍己助人，除暴安良，匡扶正义；革命就是解民倒悬，救国于危难，以阶级正义情怀和民族大义精神慷慨赴难、视死如归，为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道而牺牲自我、勇于献身。侠义和革命在诉求正义的价值平台上达致高度契合，激荡于《大刀记》文本深层的侠骨丹心和民族大义这两重血肉交融的韵律，在郭澄清的精心调制下，鸣奏出慷慨激昂、侠义爱国的交响乐章。这种侠义和革命水乳交融的特质，使小说既适应了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又符合民间审美趣味；既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和提倡，又得到了民间普通百姓的广泛欢迎与口耳相传。而这，正是长篇巨著《大刀记》虽曾遭劫难而历久弥新，至今仍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