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之徐志摩
    那个时代的学者中，少有这样全面的学术训练
    说到徐志摩的学历，不可不说到他的父亲徐申如先生。
    现在的人，钱多了，怎么花，一说就是投资。
    投资的目的，一是让资金取得最大的利润，二是让资金取得资金以外不可用资金衡量的回报。
    以前者而论，徐老先生是失败者；以后者而论，徐老先生是成功者。他把他的儿子，打造成了中国现代最有名的诗人之一。徐家的门楣，永世闪动着耀眼的灵光。
    小学中学不用说了，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
    且说徐的大学学历。
    1922年10月回国前，先后在国内外七所大学就学。依次是，北京大学预科——上海沪江大学（浸会学院）——北洋大学法预科——北京大学法科——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究生院。
    在国内，在美国，念过的几所大学，都是考上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完了硕士，原本是要念博士的，且认为，拿个博士不费力气，因为仰慕罗素的名望，便轻易地“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今译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我所知道的康桥》）
    有一点，在此需作一辨证。
    对在克拉克大学的学业，我在写《徐志摩传》时，依凭的是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梁氏去过克拉克大学，查过徐的学历档案。现在看来，做事不细致，多有疏忽。多年前，张宏文先生亲赴该校，披阅存档，终于弄清，徐志摩1918年秋赴美，一入学就插入三年级。在国内的学科成绩为校方承认，充抵了两个学年的学分。这样，到1919年6月，即获得一等荣誉学位。距毕业所需，仅差四个学分。志摩遂利用暑假，前往设在纽约的康奈尔大学夏令班，选修经济学和英语两科，很快便拿到四个学分，顺利毕业。
    在他那个时代，出国留学的，有他这样全面的社会学科训练的，就是学者中也没有几个。几十年后，一位名叫赵毅衡的中国学者，赴英讲学期间，深入研究过徐在英国的行踪，颇有感慨地说：徐可说是一个最适应西方的中国人。
    胡适的见识，有些地方反不及志摩
    先说他留学归来，怎样建树他那不世的功名的。
    举个小例子。1923年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奔波，时不时的，会把自己的诗作选出一两首，给两地的刊物。有次过上海，上海有名的《学灯》副刊的编辑，有幸要到他的一首诗，名为《再会吧康桥》。3月12日，刊出了，是当作散文刊出的，根本就没有分行。
    他说这是诗，要分行。
    编辑知错就改，很快便分行刊出。
    又错了。
    他的这首诗，有意在中国提倡一种新的诗风，每11字为一行。这家报纸的栏目，极有可能是每8字为一行，而每行之间有空字，这样一来，用徐的话说是，“尾巴甩上了脖子，鼻子长到下巴底下去了”。好在当年谁也不知道新诗该是什么样子，编辑又是好脾气，那就第三次登出。这才勉强像个新诗的样子。
    徐志摩的《再会吧康桥》一诗，起初就是这样红起来的。
    千万别以为初创时期，只要挥舞柴刀，以劈草莱，就能成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大文化人。
    不会这么简单。
    且看当年对苏俄的态度，就知道，徐志摩的见识，就是搁到现在，都不能说落后。
    1923年，他曾写过一篇文章，赞美苏俄公使馆前的升旗仪式，对苏俄公使加拉罕先生的形象赞美有加。说那面徐徐升起的红旗，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那时他还没有去过苏俄，只能从表象上作出自己的判断。
    1925年春，因为与陆小曼的异常婚恋，响动太大了，决计去欧洲避避风头，便取道西伯利亚去了法国。经济上不甚宽裕，也是朋友有意资助，便应了《晨报》老总之请，沿途为报纸写一系列的通讯文章。这样，就有了从容观察苏俄的机会。
    毕竟有良好的社会学训练，又是本着如实报道的态度认真观察，如此一来，也就看到了在公使馆门前看不到的真实的苏俄社会。
    访欧归来，秋天，接办了著名的《晨报副刊》。正好这时，胡适要去伦敦开会，也是取道西伯利亚，路过莫斯科，没有停留，只不过是利用转车的一两天，参观了学校等教育机构。胡适是个爱写文章的人，这次没有顾上写文章，而写了几封信，将在俄都的见闻，写给一位张姓朋友。这位张姓朋友，也是志摩的朋友，对志摩说，把胡大哥的这三封信登了吧。情面上推不过，登是登了，但登出的同时，作为主编的徐志摩，写了批评文章作为按语放在前面。
    胡适在信中说，苏俄虽然实行的是专制主义政策，却真是用力办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英语专制的音译）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
    徐志摩在按语中说，这是可惊的美国式的乐观态度。由愚民政策，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分析过种种原因之后，他说，我们很期望适之先生下次有机会，撇开了统计表，去作一次实地的考察，我们急急的要知道那时候，他是否一定要肯定俄国教育有“从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的可能。
    崇尚民主，反对专制的胡适，为什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志摩的说法是，胡大哥这些年从来没出去过，“自从留学归来已做了十年的中国人”。
    据此可知，作为一个大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见识是第一位的。
    这里，我要做个道歉。在我的《徐志摩传》里，写到这件事，总觉得光这样说说，似乎有头无尾。徐志摩这样批评了胡适，胡适会没有反应吗，我想，胡适是个明白人，很快会知道自己是错了。但是，我手头又没有胡适认错的资料。怎么办呢，便依据臆测，写了一句：“胡适后来承认，志摩对他的批评是对的。”
    《徐志摩传》出版十几年来，什么时候翻到这儿，见到这一行字，我都知道是撒了谎。这些年看书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操着这个心，看能不能找到胡适公开认错的文字。终于让我找见了。去年读台湾出版的《徐永昌日记》，在第十一册，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六日条下，有明确记载，原文为：
    “胡适之五日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会演说，曾言忏悔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信赖。”
    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
    关于徐志摩的死，多少年来，人们总是说，他所以急着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给使馆人员讲建筑，而搭了送邮件的飞机送命的。
    前两天晚上，无意间看到南方某市的一家电视，正播出一个关于徐志摩的片子，不是纪录片，像是个讲述片，说到徐志摩坐送邮件的飞机，是这样说，当时火车票价贵，邮政飞机票价便宜，徐志摩为了省钱，便坐了邮政飞机。
    真是想当然。事实是，当时中国已有了航班，只是坐飞机的人太少，徐志摩是大名人，航空公司为了拓展业务，送给徐志摩一张免票，这张票可随时坐航班的飞机。那天徐到了南京，第二天要北去，打电话问过机场，没有航班，只有送邮件的飞机，无奈之下，只好坐了这架小飞机。
    说徐志摩赶回北京，是为了听林徽因的讲座，确有动人之处，他最初爱恋的，是这个女人，如今为了捧这个女人的场，轻易送了自己的命。真是生也徽因，死也徽因。
    过去，我也是这样看的。
    现在，我不这样看了。
    我认为，他所以匆匆离开上海，是因为与陆小曼吵翻了，急着赶回北京，是因为局势变化太快，他想有所作为。须知，从北京到南京，他坐的是张学良的专机，专机去南京，是送张学良的外交顾问顾维钧，向南京方面请示处理东北危急的方略。也就是说，沈阳方面，最近有大的变故，他是知道的。
    1931年9月16日下午到南京。晚上去看望杨杏佛，杏佛不在家，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便成了志摩的绝笔。是这样写的：
    “才到奉谒，未晤为怅。顷到湘眉处，明早飞北京，虑不获见。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杏佛兄安好。志摩。”
    北京闻颇恐慌，急于去看看，这才是他急于赶回北平的真正的原因。
    遇难的这天是9月17日，第二天就是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南下，他坐的是张学良的座机，张不在机上，是送张的外交顾问顾维钧到南京，向中枢汇报东北的局势并请示应对方略。机上乘客只有他们两人，彼此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东北局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顾不会不告诉徐。
    他担心的，正是这个。
    他亟亟回去，欲有所作为的，也正是这个。
    可以说，一直到死，他都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为时局担着心，为这个老大民族担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