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正铎做学问不为求名、不为逐利，为的是能够使用文化的力量为中华之崛起尽一份力。而这种精神也是今天我们在回顾诸多民国时期的大师时，印象最为深刻的一点。郑振铎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他却以“笔”和“舌”为武器，投身于改造那个黑暗时代的斗争中，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由于家庭困窘，郑振铎于1917年考入了不收学费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这一时期郑振铎主要与同样是来自“小学校”的瞿秋白、许地山、瞿世英、耿济之等人来往，郑振铎事后回忆这段经历道：“我们几个人代表的都是小单位。而且在那些单位里，做工作十分困难，群众意见多，领导不起来，特别是我几乎成了‘单干’。我们这一群代表着‘俄专’、‘汇文’和‘铁路管理’的便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单位，主要原因是平常见面多，比较熟悉，因之，在开会、活动时也就常常在一起了。”（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观察》第12期，1955年）由于“单位小”，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他们并没有接到游行的通知。这并不是说郑振铎等人缺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同样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次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在那个“新”字风行的时代，郑振铎参与创办了一份今天不太为人们熟悉的刊物《新社会》，这份刊物是以“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发行的，而 “北京社会实进会”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附属组织，是一个以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为主要目的的社团。最初青年会只是组织了部分学生参加夏令营等活动，主要讨论一些宗教和人生的话题。但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潮愈演愈烈，部分热心学生不满足于单纯的宗教活动，开始讨论起青年学生“社会服务”的问题，并决定组建一个新的社团关心政治、讨论政治，也就是《新社会》。这份刊物在今天知道的人比较少，但对于郑振铎却是意义重大，可以说是他一生辉煌事业的起点。郑振铎承担了刊物主要的编辑、校对、出版事务，同时也是主笔之一，亲自撰写了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开篇就写道：“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们应该向那一个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样的呢？这都是改造的先决问题，主张改造的人所不可不明白解答的；在现在改造的动机方在萌芽的时代，尤不可不慎重又慎重的决定的。”他在文中还批判了部分人主张暴力的思想：“效法德日，用他们的军国主义，来改造我们的家族制度。这真是‘以暴制暴’啊！”在文章的结尾处则写道：“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郑振铎：《新社会·发刊词》，《新社会》第1号，1919年11月1日）可以说这一时期郑振铎的社会改造思想并没有超越五四时代的主旋律，而且明显受到了基督教宗教思想的影响，比较重视知识分子对于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作用。在随后的《社会服务》《怎样服务社会》等文章中，他又具体阐述了自己的对于社会服务的意义、价值和方法。郑振铎认为：“‘社会服务’的意义，乃是：我们知识阶级里的人，利用职务的闲暇，实地的投身于劳动阶级或没有觉悟的群众中，利用种种切实的方法，以唤起他们的觉悟，改造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的一种工作。”在如何看待社会服务的价值，区别社会服务和基督教的慈善事业上，郑振铎写道：“试看我们中华民国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享共和的实在幸福？岂不是因为没有觉悟的人过多么？有这个教训，我们可以知道：社会虽已改造，而大多数就没有觉悟，则这个改造的社会，必定只有其名而无其实。因此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应该从大多数的平民身上打算，决不能专从知识阶级的自身做功夫……‘社会服务’的工作，就是从一般平民身上打算的，就是实际上使平民觉悟的。……‘社会服务’是达到社会改造目的底唯一方法了。”（郑振铎：《社会服务》，《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至于如何实现社会服务的崇高目标，郑振铎用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做了生动的比喻，病人有病，医生应该首先做出认真的诊断，找出病因，然后对症下效，同样社会有病，也必须先做认真细致的调查工作，找出社会的病根，才能获得最好的社会服务效果。此外，郑振铎还对从事社会服务所应当具有的素质给出了自己的总结：坚贞的意志、强聒不舍的精神、和蔼诚恳的态度、不应当有厌恶鄙弃的心理。从上所述中，可以看出，郑振铎在五四时期虽然没有处在时代漩涡的中心，甚至有些边缘化，但他对于寻找中国出路的努力也已经渐露端倪。
    此外，郑振铎对于中国的邻国苏俄的社会变革也印象深刻，多次谈到苏俄社会的变革和苏俄文学的发展，并在表达自己社会改造思想的时候引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来表明服务社会，宣传觉醒，团结工农的重要性。“俄罗斯革命的成功，人家说是李宁们的功绩，我却说是虚无党十年来改变方针，鼓吹农民的效果。没有他们的传播运动，我恐怕俄国到百年后还没有革命呢。即起革命，恐怕也早已消散了，怎么会有现在的基础呢？”（郑振铎：《社会服务》，《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认可了苏俄革命的进步性。而在阐述自己文学思想的时候，他高度关注俄国文学，对俄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所发挥出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给予了毫不吝啬的赞扬。他认为俄国文学历史虽然比较短暂，国家看起来还是半开化状态，但文学成绩已经位于世界前茅了。“他有许多特质比别国的文学都超越些：第一是人道的爱音，或爱的福音的充溢；第二是悲苦的音调，灰色的色彩的充满；第三是他们的悔恨的灵魂的自忏；第四是哲理的丰富；第五是多讨论社会问题的；第六是病的心理描写；第七是用现代的语言，现代的文法组织来写平民的生活状况，更没有哪一个的文学比他更忠实更平民的，更能感动人的了！”他甚至热情洋溢地表示，要改造新文学，就必须认真介绍俄国文学。（郑振铎：《苏俄文学发达的原因与影响》，《改造（上海1919）》第3卷第4期，1920年）
    这一时期的郑振铎，本质上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是秉持了一种混合着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改良主义、基督教博爱精神等思想的复杂集合体，也还没有完全认清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层面和斗争的残酷性。这也使得郑振铎在随后一段时间内陷入了一种“白者嫌其赤，赤者嫌其白”的尴尬境地。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革命思潮兴起的一段时间内，郑振铎更多的是以一个学者和编辑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也沉默了许多，但在这沉默之下依然难以掩盖郑振铎的赤子之情，秉持着勤于思不如敏于行的精神，加之也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资源，他开始践行自己年轻时期就定下的“社会服务”的宏愿。除了在燕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任教外，郑振铎还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者和主持人，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主持及参与了大量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书籍的出版，此外还收藏保护了大量珍贵历史典籍，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郑振铎的学术研究并不局限于学术本身，更多的是试图通过对中西古今文化，尤其是文学的研究，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共性，为改造中国文化寻找一条出路。比如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目的，郑振铎表示首先在于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文学虽然受时域地域人种的深切影响，虽然印上时域地域人种的深切的痕迹，然而这究竟不过是表面上的歧异；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不朽的，一贯的，无古今之分，无中外之别。最野蛮的民族与最高贵的最佳，其情绪的成就是不必相差的很远的。我们要明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最好的工具，莫过于由于文学；同时，读了文学的作品，我们便也可以充分的了解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而编写文学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古今世界，认识到他国的先进和我国的落后，并通过对于文学平等性的论述，表达出对于中国重新崛起的殷切希望。（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的目的》，《西北风》第15期，1937年）另外，在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国学”、“国故”论争中，郑振铎也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大量精力、财力消耗在弘扬所谓的“国学”、“国故”上。在《切莫谈所谓的“国学”》一文中，郑振铎总结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当前的内外环境下，应该有专门的少数人来进行国家文化的整理研究工作，而整个社会仍然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引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上来改造中国的落后局面上。可以说，郑振铎本人并没有偏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批判的路线，但相比较一些态度更加激进的学者，他也认可“国学”或者更准确的说“中国学”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对于其他国家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重要性，而且他本人在30年代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对相关书籍的保护整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同样体现出了郑振铎对于文化与社会的基本态度。
    郑振铎是当时文坛的权威之一，在出版界也有巨大的影响力，能够得到郑振铎的首肯，无疑对很多尚籍籍无名的青年作家的文学事业起到很大的帮助，而郑振铎也确实非常乐于关照那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甚至一时和鲁迅并称为“南迅北铎”。在郑振铎心中，文化改造社会还是要靠年轻人才能有坚持下去的希望，因此他更希望有出色的年青作家出现。中国近代著名的作家巴金、老舍都曾在创作生涯的起始阶段得到过郑正铎先生的热情关怀，巴金在他生命中最后一篇没有完结的遗作《怀念振铎》中曾经把郑振铎称作“我的前辈”，是他“把我送进了文学世界”，“经常关注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文章虽未完结，但从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巴金对郑振铎这样一个他人生路上的导师的尊重。老舍和郑振铎之间千里马与伯乐的故事同样为大家所熟知，老舍在伦敦写完《老张的哲学》之后，经过许地山的推荐，在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从第二期开始署名“老舍”，老舍也由此正式步入了文坛。郑振铎还专门为这个文学新人的作品写了《卷头语》，高度评价了作品中表达出来的讽刺艺术，勉励老舍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这也是他在文坛广受尊重的重要原因。郑振铎对于青年作家的提携不仅出于一种爱才和胸怀，也同样体现出他始终在践行社会服务的初衷，在春雨润物细无声中，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后备力量。
    郑振铎还曾大力提倡话剧，早在1921年5月，郑振铎、欧阳予倩、沈雁冰等13人发起成立了五四文学革命后最早的话剧社团“民众戏剧社”，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附属组织，明确提倡戏剧“为人生”而创作的目标。郑振铎30年代在上海暨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深感在日本侵略者狰狞之色尽显、国事危机日益加重的危急关头，文学对于社会的宣传效果远不如话剧明显，再次大力倡导话剧，还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对话剧的兴趣，支持学生话剧的排演。在“孤岛时期”郑振铎又参与组建了当时上海最著名的话剧社“上海剧艺社”，团结留在租界中的广大爱国文学艺术人士，坚持排严肃话剧，宣扬民主精神和爱国精神，郑振铎经常在演出时到场观看，给予热情的鼓励（《郑振铎努力倡话剧》，《青青电影》第5卷第4期，1940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
    可以说，在郑振铎的学术事业甚至他的整个生命中始终贯穿着服务社会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也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普遍具有的，但能做到像他这样卓有成效的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