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中，王维生平思想的分期，被简单化地用张九龄罢相为界分为前期与后期，进而又有前期乐观浪漫而作激愤诗边塞诗、后期热情全为禅吞噬而作山水诗等说法云云。其实，只要稍稍静下心来细读王维作品，就会发现这是不准确的。王维前期就积极入世吗？王维21岁被贬济州，直至35岁知遇贤相，十四五年间近乎销声匿迹，多赋闲隐居，这显然不可用“积极”来解释。王维在张九龄罢相后就消极一蹶不振了吗？这更是误判。然而，学界则多有这样的认定。
    开元二十五年（737）夏，张九龄贬荆州。王维寄诗张相云：“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寄荆州张丞相》）诗中确有意欲退隐的消极情绪。这可能就是界定王维在张九龄罢相后一蹶不振的依据吧。但是，诗中有此想法，不等于现实中就真是如此。根据历史记载，张九龄罢相后，王维曾三次受命出使，这可以作为判定王维在张九龄罢相后没有一蹶不振的重要史料。
    王维的第一次出使，是在张九龄被贬荆州后不久。张九龄夏天被贬，王维是年秋出使西北。关于王维此次出使的时间，学界基本上没有异议。清人赵殿成《右丞年谱》曰：“开元二十五年丁丑，（王维）为监察御史，在河西节度幕中。”张清华《王维年谱》和陈铁民《王维年谱》，都认可这个说法。而在王维出使的缘由上，则多认为是由于张九龄罢相，王维政治上受排挤、受牵连，或者为避难。张九龄外放，王维在诗中表现出隐退的意思，这是实情，但也不是非去边地才是避难也才可避难的。劳军历来都是朝廷重臣或者皇帝亲信的工作，王维出使西北劳军，显然不能误读为加害性质的“支出”或“左迁”，反倒可以理解为朝廷的一种信任与重用。王维出使时期的诗写得意气风发，气势超迈，正是对这种信任的回报。
    王维的第二次出使，是在开元二十八年（740），他以殿中侍御史的身份知南选。殿中侍御史官阶不高，但职权不小，掌殿廷供奉之仪式及京畿纠劾。唐政府的“南选”是件很严肃的事情，朝廷派员知南选，也是件很慎重的事情。王维能够去铨选，是其积极有为的胜出。王维“知南选”，估计行程约为一百天，虽然没有多少存诗可以细读，但从其行踪看，作为“钦差大臣”的诗人，完全沉浸于精神愉悦中，而有《汉江临眺》可以为证。
    王维第三次是出使榆林、新秦两郡。天宝六年（747），王维迁为库部员外郎，从门下省转兵部，主管武库等事。关于此行，史焉不详，王维自己也没有什么诗以纪行，似是一次考察性质的问边。
    王维的三次出使，皆发生在张九龄罢相之后，亦即其人生与思想的“后期”，这说明张九龄罢相后，王维非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一直在政府中枢工作，其官阶也稳步上升。王维后期诗也没有完全逃避现实，王维十八九岁时就有了《老将行》等一批边塞诗，而其最能够表现盛唐气象、也最有思想境界的边塞诗则写作于后期。其写于出使西北时的如《使至塞上》《出塞作》《陇西行》《陇头吟》等，洋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意识和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出超强的功名自信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一扫其早期边塞诗的哀怨与沉郁。王维写作于天宝年间的边塞诗，皆是官居长安而以送别诗为触发，如《送张判官赴河西》《送平澹然判官》《送刘司直赴安西》《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送韦评事》以及《送魏郡李太守赴任》《送陆员外》等，“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更是充满了自豪感与幸福感。晚年的王维半官半隐，忽官忽隐，即便是其丁忧隐居辋川，甚至是陷贼后复出，其诗也不是一味消极。
    文学史简单化地将王维一生界定为前期积极后期消极，是一种误判。这种以张九龄被罢为界的分法，是缺乏充足根据的。
    （作者系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