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实际创作时间大概只有10年左右，但留下的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相当可观。代表作主要有：诗集三部：《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散文四部：《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秋》；译著三部：《玛丽 玛丽》《赣第德》《曼殊斐尔小说集》；小说集一部：《轮盘》；剧作一部：《卞昆冈》（与陆小曼合著）。另有《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徐志摩全集》等由后人编辑的著作若干。
    《志摩的诗》：新文学版本中的珍品
    线装本由现代社出版、中华书局代售。这是徐氏第一部自编诗集，铅印、竖排、仿宋字体，宣纸（分厚本、薄本）、连史纸印刷，无序跋，无版权页。封面“志摩的诗”为徐氏所书，扉页有“献给爸爸”字样（有人说此为凌叔华手迹，待考）。唐弢藏有三册，两厚一薄，其中一册印有“光武藏书”字样；上海图书馆所藏最为珍贵，扉页上有徐氏毛笔题词：“幼仪，这小集是我这几年漂泊的一点子果实，怕还没有熟透，小心损齿。志摩 九月上海”。“幼仪”，即张幼仪，为徐氏前妻。两年前，徐氏登报离婚，并宣称“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这种石破天惊之举也算在文人群体中开了西式离婚的先河！此番题字赠书，语调颇为幽默、俏皮，足见其人性之真纯，难怪沈从文如此评价他：“他为人心怀坦荡，毫无机心。一团火一样热的心，且特具感染力，影响到不少当时年纪较轻的朋友熟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沈从文《序》，1983年香港版《徐志摩全集》第3页）
    关于线装本的初版时间，陈从周说，“《志摩的诗》大约在年底出版，中华线装本，后由新月书店再版。”（《徐志摩年谱》第43页）陈氏以编年法述谱，这段文字列于“1924年”栏目下，可断定他认为该诗集的初版年份为1924。裘樟松认为，“笔者推测，初版本出版的具体时间，当在1925年3月10日徐志摩出国访问前。”（《〈志摩的诗〉初版本考》）刘富春认为，“《志摩的诗》初刊本，北京现代社1925年8月出版，上海中华书局代印，为现代社会文艺丛书第二种。”（《徐志摩的第一本诗集》）可见，学界有关线装本初版时间的认定存在不同声音。那么，线装本到底初版于哪年哪月呢？
    从《残诗一首》（1925年1月15日，《晨报·文学旬刊》）、《雪花的快乐》（1925年1月17日，《现代评论》1卷6期）等诗歌的发表时间及收入初版本后的细微修改情况，可推知，陈从周的认定有误；裘樟松从诗作创作时间入手认定初版本出版年份，也仅仅是“推测”，故认定也不准确，因为在初版本中还有几首不能确定具体写作时间的诗；刘富春的认定是基于以下几则广告：“志摩的诗——现代文艺丛书之一，这是徐志摩亲自选定的一本诗集；这诗集是上海中华书局代印的，约一月内可以出版。”（1925年3月4日《晨报副刊》）“北京的现代社又出版了《文艺丛书》两种……一种是《志摩的诗》，是徐志摩君的诗集，其中有好几首不曾发表过，书用中国宣纸印，聚珍仿宋字排，完全是一部线装书。”（1925年8月10日《小说月报》第16卷第8期）“志摩的诗现代社文艺丛书第二种出版了……下星期起在现代评论社（北大第一院）发卖。书印两种，宣纸厚本定价一元四角，白连史的定价一元，却是聚珍宋字精印的线装书……”（1925年8月29日《现代评论》第2卷38期）据此，刘福春认为线装本初版时间为1928年8月。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具说服力的认定。
    线装本共收《这是一个懦弱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雪花的快乐》《去罢》《自然与人生》《灰色的人生》《东山小曲》《落叶小唱》等共55首诗。这些诗歌大都写于徐氏1922年回国后的两年内，作为人生第一部诗集，其意义当然重大，但出版后，徐氏对之不是很满意。他说：“我这一本当然是一碗杂碎，黄瓜与西瓜拌在一起，羊肉与牛肉烧成一堆，想着都有些寒伧。……那首《断桥》简直不是东西……那十八首里却没有一两首站得住的。”（1925年10月17日《晨报副刊》）这种不满情绪在两年后依然浓厚：“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这是一个教训。……在这集子里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猛虎集》序言）说自己的诗集是“一碗杂碎”，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这是谦词，也乃实情。诗情高涨，不可遏止，如火山喷发，如大江东流，这也是灵感型诗人所共有的内发体验与诗艺实践。
    此后，他又对线装本中的诗做了删减和文字修改，于1928年8月交由新月书店出版（一般称为“重排本”，共收诗41首）。从线装本到重排本，其内部变化主要有：删除《自然与人生》《雷峰塔》《青年曲》《太平景象》等15首诗；删去《沙扬娜拉》前17节，仅保留最后一节；新增《恋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有些诗句做了修改。由此可看出，那些艺术性较强，现实感浓厚，思想性突出，特别是间接表达其政治理想的诗篇都被保存了下来；那些内容平庸、艺术稚嫩或粗糙的篇目全被删掉。这反映了徐氏在新诗思想、观念及艺术上的新发展。此后的各个版本，比如1930年1月、1931年2月、1931年9月，都以1928年重排本为母本，不断再版。重排本备受读者喜爱，单在新月书店就再版了6次。
    《翡冷翠的一夜》：
    书籍装帧与文字的完美结合
    新月书店（上海望平街161号）1927年9月初版，分甲种和乙种本，正文共140页，收诗52首。甲种本纸张厚实，页面稍糙，定价6.5角；乙种本纸张稍薄，页面光滑，定价5.5角。这两种版本，唐弢都有收藏，皆为毛边本。封面左侧題有“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右侧为江小鹣画作，内容为翡冷翠维基乌大桥风景——天上繁星点点，远处城墙绵延，近处波光微漾，眼前枝叶浮水。画面空间感很强，也别具美感。
    卷首除有“翡冷翠的一夜 志摩自署”外，最显眼的是登有徐氏情书（手稿）一封，云：“如其送礼不妨过期到一年的话：小曼，请你收受这一集新诗，算是纪念我俩结婚的一份小礼。秀才人情当然是见笑的，但好在你的思想，眉，本不在金珠宝石间！这些不完全的诗句，原来是不值半文钱，但在我这穷酸，说也脸红，已算是这三年来唯一的积蓄。我不是诗人，我自己一天明白似一天，更不须隐讳……我不能不郑重的献致给你，我爱，请你留了它，只当它是一件不稀希的古董，一点不成品的念。” 落款为“志摩 八月二十三日，花园别墅”。
    初版本有环衬，纸面为淡绿色。中间折叠处为一书柱，层层垒起，直插云霄，顶端坐一俯首并腿在全神贯注读书的裸体美女，身后是一轮大大的弯月。书柱底面两侧绘有裸脚美女，她们或站或坐，皆在认真读书。所不同在于，甲种本上的书柱及美女为深蓝绿色，乙种本则为白色（纸面为淡绿色）。
    1928年5月新月书店出再版本。“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著”竖排，看上去，比初版本更紧凑。目录中的个别题名有微改：将“‘我要你’（Arthur Symons）”改为“‘我要你’（译）”；将“半夜深夜琵琶”改为“半夜深巷琵琶”。这样改动也仅是文字修正，与内容和主题无关。此版本的装帧、纸张、篇目、内容、封面大小与初版乙种本基本一致，但封面画有别于初版本。再版本封面绘有一位美女。她浓眉、大眼、长脸，披着头巾，表情丰富。她坐于花树丛中，独自低首凝思。
    《翡冷翠的一夜》的封面装帧、环衬设计、封面题字、作者手迹、正文内容都堪称一流，故初版本和再版本都是新文学版本中的珍品。唐弢收藏的再版本为毛边本，内页有唐弢印和“珍华 一八、一〇、”签名字样。目前市面上流通的影印本，大都去掉了环衬，质量和效果也都很一般。
    《自剖》《落叶集》等：
    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经典之作
    新文学版本的书籍装帧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艺术门类。它的兴起与发展几乎是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步进行的。新文学作家坚持反对旧文学，建立新文学，这不仅在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得到全面贯彻，也在书籍装帧上（特别是封面）逐渐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外在形态。晚清以降，伴随西方文学艺术的东进，我国图书装帧艺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过度，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不仅很多艺术作品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书籍装帧亦然。
    封面设计是书籍装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闻一多、丰子恺、叶灵凤、陶元庆、钱君淘、司徒乔、曹辛之等众多作家或艺术家的参与新文学版本的封面设计，更使得这一艺术获得了独立的存在和发展。徐氏著译版本的封面设计出自闻一多、江小鹣、司徒乔之手，其唯美、现代而又不乏传统气息的设计风格，很好地体现了新文学版本设计立足文本、兼容中西、多元生发、自由创新的特征。包括前述《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在内的徐氏版本都堪称新文学版本装帧艺术的经典之作。
    现代特征明显。《巴黎鳞爪》由新月书店初版于1927年8月，32开道林纸印刷，扉页“巴黎的鳞爪”为陆小曼题写。1928年2月、1930年1月分别再版、三版。封面为闻一多设计：以黑色为背景，女性的红唇、媚眼、纤手、秀腕、美腿、玉足呈不规则状嵌于画面各处。“徐志摩 著”以印章形式钤印于左下方。它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一种凌乱、艳丽、魅惑、肉感的体验瞬间而至。《自剖》由新月书店1928年1月初版，同年10月再版。扉页“自剖文集”为作者所署。书有环衬，同《翡冷翠的一夜》初版本。封面为徐氏肖像漫画，表现手法极为大胆、前卫——一把红色利剑把其面容分成两半，“自剖 徐志摩”紧贴页面左上方。利刃劈脸，不合常规，真乃寓言。不曾想，徐氏生命的终结来得如此之快！这两个版本的封面设计充分体现了新文学版本封面装帧的现代特征。
    视觉效果突出。《巴黎的鳞爪》以浓艳的色彩搭配、凌乱的身体符号和不成比例的空间区隔反映一个带有负审美色彩的现代主题，《自剖》以漫画式肖像和红色利刃表达某种莫可言明的意绪和主题，《轮盘》（中华书局1930年4月初版，为《新文艺丛书》之一种）封面上彼此咬合的齿轮被绘以黄、蓝、白、黑诸色，《玛丽、玛丽》（【爱尔兰】司帝芬士著，徐志摩、徐性仁合译，1927年8月初版、1931年7月三版）封面用淡绿、土黄、白色（纸张空白处）分别描绘玛丽的衣服、头发和白皙皮肤，都突出色彩和图形（不规则）的表意作用，都有图案鲜明的环衬。这给人的视觉冲击是无比强烈的。
    传统写意尽显风流。《落叶》封面上数片枫叶随风飘落（叶色介于红黄之间），画面空灵秀逸。它们翩然起舞，舞姿轻盈，与作者气质和诗歌风格类似。书名与作者名字以美术字题之，布局匀称，洒脱飘逸，与整个画面意境融为一体。《猛虎集》封面设计为闻一多所做。深赭黄色纸底，黑墨色虎纹，尽显中国传统写意笔法之美妙。画面简洁，寓意深刻，给人以野生的力感和自然的动感。这两个版本的封面设计很好地体现了新文学图书装帧朝向民族化发展的趋势。
    封面肖像别具一格。徐氏和陈源合译《曼殊斐尔》——商务印书馆1924年11月初版，为《小说月报丛刊》第3种，后又单独译曼殊斐尔7篇作品，结集为《曼殊斐尔小说集》，交由北新书局出版——1927年4月出版，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种，印1000册，同年7月再版——封面画为司徒乔所做，绘一长发美女，与星月山石为伴，浮于海面，抱琴而歌。美女面影模糊，内容不以具象显，却给人美感和无尽的想象。《赣第德》——北新书局1927年6月初版，凡尔太著，共30回——封面上绘有一长脸、留胡、长袖、戴高帽的老者。他似乎正在若有所思地弯腰走路。人物肖像以红色线条勾勒，背景则以黑色线条呈现。很明显，人物被做了变形处理，即只在红黑两种颜色和纸面背景色的相互映衬下，读者方能看出老者的大致轮廓。《卞昆冈》——新月书店1928年7月初版，与陆小曼合著，卷首有余上沅序的封面由江小鹣设计。整幅画面极似古埃及的人像石雕，寓意极为抽象。人骑在牛背上，一手握牛角，一手抚牛背，牛从鱼身体上迈过。单从此，我们无法窥知剧作的内容和主题，所以，《卞》的封面画只具形式意义。
    《爱眉小札》《志摩日记》等：
    徐氏经典化之路上的试金石
    1931年11月19日，徐氏因飞机失事而不幸离难。肉体去了，但精神永在。诗人之死反而进一步加速了其经典化之路。赵家璧、陆小曼、陈从周为此做了很大贡献。赵是编辑家、出版家，作为徐氏的学生，他首先发起了编辑和出版徐氏著作的活动；陆提供了大量的徐氏资料，并主编《徐志摩全集》，功不可没；陈除了写作《徐志摩年谱》外，于特殊时期保存未出版的《徐志摩全集》（清样）做出了很大贡献。徐氏离世后出版的单行本基本由赵和陆编订，封面印有“徐志摩遗著”字样。
    《秋》1931年11月20日付排，11年27日初版，赵家璧编。该书列入《一角丛书》第13种，首印5000册。1932年11月20日再版，印2000册。初版本卷首有《志摩遗像》《志摩遗墨》（写给赵家璧的一封信）、《写给飞去了志摩》（赵家璧），收入《秋》（徐氏在暨南大学的演讲稿）、《翡冷翠日记四页》（英文）。这本书可能是最早出现的由后人编著的著作。赵家璧在《篇前》中说，“志摩的《秋》，是前年在暨南大学的演讲稿，从未在社会刊物上发表过，这是一篇极美的散文，也可以说他对中国思想界发表的一点切实可取的意见。原稿在今夏交给我，原题为《秋声》，他说声字不要他，因而成了现在的书名。”
    《云游》1932年7月由新月书店初版。陆小曼编。卷首有陆小曼《序》，云：“其实我也同别人一样的崇拜他，不是等他过后我才夸他，说实话他写的东西是比一般人来的俏皮。他的诗有几首真是写得像活的一样，有的字用得别提有多美呢！有些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气，他的体格真是高超，我真服他从什么地方想出来的。……散文也是一样的流利，有时想学也学不来。但是他缺少写小说的天才，每次他老是不满意，我看了也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这一点浅薄的学识便说不出所以然来。”初版本收《云游》《你去》《在病中》《火车擒住轨》《爱的灵感》等共13首诗。
    1936年逢徐氏诞辰40周年之际，赵家璧出版了《爱眉小札》。这是徐氏与陆小曼通信、陆小曼日记的合集，列入《良友文学丛书》第24种。共出了两个版本：1936年1月的“真迹手写本”，只印了100册；1936年3月的铅印布面精装本，印3000册。1939年4月，又出了普及本。1940年1月出了普及本再版。1943年2月，值志摩逝世10周年之际，赵家璧在桂林再次出版该书。在此过程中，赵家璧分别在《良友》第114期（1936.12.15）、115期（1936.4.15）、117期（1936.6.15）、141期（1939.4.15）撰写文学广告，不遗余力地大力举荐。在这些版本中，手迹本显得尤其珍贵。关于手迹本的品相，赵家璧有详细介绍：“灰蓝色布封面，天地头很宽的雪白连史纸，十行兰格中，作者用毛笔写下秀丽的手迹，字里行间，表达了当时诗人一团火热的真情，单单那个古色古香的狭长本子，令人一见就心爱；我们当时影印了100册真迹手写本，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留了。”（引自香港1983年版《徐志摩全集》第11页，赵家璧《序》）手迹本流传至今，已是珍品中的珍品了。
    1947年3月，《志摩日记》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哈尔滨路258号）初版。陆小曼编，列入《晨光文学丛书》之一种。卷首有《小曼序》、徐氏遗照、与陆小曼的合影照、徐氏手迹。内收《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小曼日记》。封面设计也很有特点：左侧“志摩日记”竖排，“徐志摩译作”横排，左下方插入作者照片一幅，“晨光文学丛书”位于左上方边沿处，封面空间布局匀称，视觉感好。1948年9月再版时，封面照片更换为徐氏与陆小曼的合影照。徐氏生前写了很多书信，但留存于世的并不多，所以，《志摩日记》中的“日记”已是极为难得的研究资料了。
    《徐志摩全集》：
    不断“全”起来的资料汇编
    《徐志摩全集》版本众多，我们常看到的主要有以下几种：1.台湾版：梁实秋主编，张幼仪协助，1969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共六辑。第1辑为纪念文章与年谱(包括少量未刊稿)，第6辑为遗文，其余4辑均为影印徐志摩著作的单行本。这是徐氏第一套全集，但也可能是最不全的全集。2.香港版：陆小曼主编，赵家璧协助，1983年10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分五集，包括诗集、散文集（甲、乙）、散文集（丙、丁）、小说集、戏剧·书信集，所收文章也不全；1988年，商务又出了一套增订版，共四卷，由吴宏聪、胡丛经编订。前后共九卷，可组成完整的徐氏全集。3.三人合编版：1991年7月，由赵遐秋、曾庆瑞、潘百生合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共五卷。4.韩石山版：韩先生写过《徐志摩传》，也编过全集，200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分八卷：第一至三卷为散文，第四卷为诗歌，第五卷为小说、戏剧和日记，第六卷为书信，第七卷和第八卷为翻译作品。第八卷后面附有徐志摩“著译系年”和“单本著作目录”。这个版本资料收集比较全，校对上也下了功夫。5.顾永棣版：顾先生长期从事徐志摩资料收集工作，由他最新编订的《徐志摩全集》于2015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诗歌卷》《散文卷》《评论卷》《小说戏剧卷》《日记卷》《书信卷》共六卷，总计285万字。顾版资料收集也比较全。
    1983年香港版《徐志摩全集》最具传奇性。它名称原为“志摩全集”，由陆小曼主编，后改为“徐志摩全集”，分别由沈从文、陈从周、赵家璧作序。其中，作为全程参与者的赵家璧撰写的长序不仅详细记述了全集从策划、资料搜集、编纂、出版的全部过程，还涉及到胡适、凌叔华、陆小曼、林徽因、梁实秋、陈从周等众多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事件，所以，这也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个早在徐氏逝世一年后开始酝酿、1935年正式排上日程的编纂工作，穿越抗战烽火，三年内战，其间又屡遭人世纠葛，直到1983年才最终完成使命。之所以说它具有传奇性，不仅因为跨越几个时代才得以面世，更因为它在历史境遇中一次次“化危为安”的经历让后人感慨万分。比如，假如没有陆小曼、赵家璧这样的视全集为生命的资料搜集者、整理者，假如商务印书馆没有派人精心编校、排版，打好纸型并将之完整保存下来，假如商务印书馆没有将打好的清样稿归还原编者陆小曼，假如特殊时期陆小曼没有将清样交给陈从周，假如在“文革”时期陈从周没有将清样稿交给北京图书馆保存……这一系列“假如”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它也就可能消于尘世了。
    韩石山版的《徐志摩全集》除了在资料收集及校对方面下了大功夫外，在编纂体例上也有所创新。一是采用“分类编年体”体例。关于它的特点及好处，韩先生说：“这是以上几种全集都没有采用的办法。一则是因为，徐志摩生前、死后出版的单本著作，约占他全部著译的2／3，且体例多不讲究，以单本著作为框架，势必庞杂凌乱，无章可循；再则，既是全集，就该由远及近，有条不紊，便于阅览，也便于索检；最重要的是，全集应显示出作者成长的轨迹、为文的全貌，体现他文学上乃至文化建设上的成就。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是分类编年体为佳。”二是将散文卷置于诗卷前。韩先生认为“将散文卷置于诗卷之前，不完全是数量上的考虑，而是考虑到他的散文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分量。”（《我编〈徐志摩全集〉》，《山西文学》2005年第6期）韩版全集共八卷，散文占了三卷，足见散文在徐氏文学创作中的地位。编选体例上的创新反映了编者不同寻常的眼光和对徐氏创作成就的新认识。
    香港版、台湾版都陆陆续续进入中国大陆。其中，香港版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但韩版、顾版依然是目前资料收集最为齐全的版本。尽管如此，上述几种全集仍有待完善。陈子善先生就做过考证，认为至少有以下资料当编入全集：以徐志摩笔名发表的《祀孔记盛》《记骆何堃全谊事》等文言文；以本名徐章垿发表的《渔樵问答》《论臧榖亡羊事》《说发篇一》《贪夫殉财烈士殉名论》等文言文；《社会主义之沿革及其影响》和书评《乐士康庄》《自由国家之社会》；致刘海粟、江绍原、丁文江和《致〈罗宾汉〉主撰》等佚简；1923年在北京《晨报》上发表的《为什么不？》（最早由陈子善先生考证出的）；徐氏各种题词，比如前述给张幼仪的赠言。除了上述资料外，我觉得，徐氏在国内外的通信亦有待发掘。特别是在国外的通信，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似乎只有《徐志摩英文书信集》（梁锡华编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3月初版），这方面的资料应该还有不少。
    《徐志摩精选集》：
    大众普及读本中的典范之作
    徐氏全集的读者大多为专业研究者或铁杆粉丝。各种选集更是层出不穷，有些版本不但长销，而且畅销。近年来，一种精选型、装帧雅、小开本、集影像与文字于一体的大众普及版徐氏选集渐成气候。其中，2016年7月齐鲁书社出版的由王任编选的《徐志摩精选集》特别引人瞩目。本书为《民国文学名家精选集》（总主编为王任）中的一种，以时间为序，收入《再别康桥》《雪花的快乐》《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偶然》《火车擒住轨》《我有一个恋爱》《雨后虹》《翡冷翠山居闲话》《致梁启超》等诗歌、散文、书信代表作，并配有珍贵的历史照片（三张徐氏本人照，一张徐氏、林徽因与泰戈尔合影照，一张《〈北平晨报〉关于徐志摩遇难的报道》照），卷末有《编后记》。编者将本书定位为“大众普及读本”，但其装帧设计极具特色——除有环衬（上有徐氏头像照片）外，封面有淡蓝色外包封，书脊采用锁线露背装，使得本书极具观赏性、典藏性。如此雅致新颖的书籍装帧，与徐氏的优美文字相辅相成，捧之，总让人爱不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