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
    汪曾祺曾是一个被中国当代文学史遮蔽的大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新文学的评判标准依赖于诸多海外标准，无论哪一条，汪曾祺在其中都是游离的状态，不在文学思潮的兴奋“点”上。
    而今他在读者和作家中的慢热，持久的热，正说明文坛在慢慢消褪浮躁。更进一步说，是在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确立的时候，汪曾祺开始释放出迷人而不灼热的光芒来。他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
    我读到汪先生的作品，最早是他的旧作《王全》。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我，又逢上烈火灼心的岁月，一个暑假的炎热夜晚，忽然在《人民文学》旧刊上读到汪曾祺的文字，忽然平静下来，夏夜也变得平静温和。
    是的。汪曾祺的作品好像更适合晚间阅读。他的文字如秋月当空，明净如水，一尘不染，开卷慢慢进入，心也渐渐平静，故乡，邻里，同事，亲友，陌生的街道和熟悉的老屋，昆明的警报和上海的星期天，高邮的河流和北京的安乐居，都是作家笔下轻盈流动的笔墨意象。读罢，心灵如洗。
    真正全方位的阅读是汪曾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了《异秉》之后。《异秉》当时发在顾尔谭主编的《雨花》上，很少有刊物转，也很少有人评介，而那一年我却碰巧订了《雨花》。《异秉》我看了之后的第一感觉是与我父辈的生活极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功力力透纸背。等读到《受戒》《大淖记事》之后，就更加激动了。读汪曾祺的小说，我经常产生这样的念头，哦，原来生活是这样的，哦，原来日常生活也这么美好!因为景慕汪曾祺的小说，一段时间我竟能整段整段地背出来。
    汪曾祺对中国文坛的影响，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风行现代派的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其优美的文字和叙述唤起了年轻一代对母语的感情，唤起了他们对母语的重新的热爱，唤起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20世纪80年代是流行翻译文体的年代，一些作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新潮和前卫，大量模仿和照搬翻译小说的文体，以为翻译家的文体就是现代派的文体，我们现在从当时的一些著名的作品就可以看到这种幼稚的模仿。尤其在“寻根”浪潮涌起一些人惟《百年孤独》是瞻的时候，汪曾祺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且显得特别“新潮”，让年轻的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汪曾祺在他的作品中，很少大波大澜，很少戏剧性，写的都是极其日常的生活，极其平常的生活，可依然时时闪现着文学的光彩。写日常生活，写市井生活，很容易沉闷，也很容易琐碎，但也是最容易见人性的。汪曾祺将老师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了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用他的实践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也是文学，甚至是文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以前一直对写实的日常的作品有偏见，可阅读研究了汪曾祺之后，我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写实作品特别是“新写实”小说进行了较早的开发和研究。
    
    寻找日常中的诗意和雅致，是汪曾祺作品的特色。图为丰子恺作品《买粽子》，他的画也以描绘日常市井小品为人称道
    汪曾祺不仅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也影响了我的生活观念。因为老乡的缘故，也因为研究他作品的缘故，我和他本人有了很多的交往，我发现他不仅是在小说中审美，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按照美的原则进行生活的。可以说，他的生活完全是审美化的。比如，他喜欢下厨，且做得一手美妙的家常菜，他是有名的美食家，他认为那也是在做一部作品，并没有因为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影响审美。我是有幸多次品尝到他手艺的人，他做的菜也像他做的作品一样，数量少，品种也不多，但每次都有那么一两个特别有特点。我最后一次吃到他做的菜，是他去世前的半个月，那天有个法国人要吃正宗的北京豆汁，汪曾祺就做了改进，加了一点羊油和毛豆熬，他告诉我说，豆汁这东西特吸油，猪油多了又腻，正好家里的羊油又派不上用，羊油鲜而不腻，熬豆汁合味。他说“合味”的“合”发的是高邮乡音ge。这豆汁果然下酒，我们俩把一瓶酒喝了。之后他送我到电梯口，没想到，这成了永诀。
    热爱生活，在生活当中寻找诗意和审美，可生活并不全是诗意和审美，汪先生对此似乎毫无怨言，他身上那种知足常乐甚至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颇让我吃惊。很多人没有想到汪先生直到去世前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一直住他太太施松卿的房子，先在白堆子，后来在蒲黄榆，都是施在新华社的房子。有一次我跟老先生开玩笑，你们家阴盛阳衰呀。老先生呵呵一笑，抽着烟，没有搭腔。汪曾祺向我述说这件事时，一点也不恼怒，好像他早就知道自己的房子只能“挂靠”在太太那里。他在白堆子的住处我没有去过，但蒲黄榆的居所我去了无数次，没有客厅，稍大的一间做了客厅，太太和小女儿合住一间，他自己在一间六七平米的小屋写作、画画、休息，很多的佳作就是在蒲黄榆的那间小屋里写出来的。蒲黄榆原是一个不起眼的地名，因为汪曾祺，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地方。我最后一次见老先生，发现他搬到虎坊桥福州会馆街的一幢大楼，这一次，老先生有了自己的画室，他可以尽情画他的画了，他刚搬进去的时候兴奋得画个通宵。原来是大儿子汪朗把自己分的房子给父母住。汪朗是个孝子，他了解父母的心。汪曾祺在儿子的“大房子”走完他人生的最后的路程。
    说我是读汪曾祺长大的，这话有点流俗，但说我读汪曾祺变老，虽然有点感伤，却是无可改变的事实，读着汪曾祺老去，一天天变老，也是不懊悔的事情。76岁的汪曾祺已经定格在那里，而我在一天天地向他这个年龄接近，然后超越。而且，在我活得比他更老之后，更老的我还会读他，读汪曾祺，读高邮的汪曾祺，读扬州的汪曾祺，读中国的汪曾祺。他的文字永在，我们的阅读也永在，无论白天和夜晚。（作者为知名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