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傅璇琮先生，是从读他的大作《唐代诗人丛考》开始。在这本书里，他考索了部分大历诗人的行踪，同时引出了大历诗风。读着这本书，我心生仰慕，希望能结识傅先生。其时，我刚写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便斗胆将手稿寄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并请他作序。不久，他读完手稿，不仅写了序言，而且给了许多鼓励，从此，我坚定了继续研究士人心态的信心。1997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重症肌无力。这种病，能治好的极少。相继在几个医院治了几个月，不仅毫无进展，而且发展到无法进食，无法喝水，全靠输液维持生命，只好转到北京医院治疗。其时，我女儿女婿远在深圳工作，一时回不来。多病的妻子不离不弃，便到北京医院护理我。博士生张峰屹君，知我病重，也到北京医院照顾我。另一学生左东岭君，那时正在首都师范大学工作，每每讲完课就骑自行车从城西到东城的北京医院看我，满头大汗，喘着气。我实在于心不忍，一病给学生和亲人带来这么多麻烦！最难忘的是傅旋琮先生，他每隔几天就来医院一次。他腿脚不好，行走不便，而每次来，都是坐公交车，从丰台到北京医院，中间还要转车，困难可想而知。他每次来，都给我带来新杂志，跟我谈论学术界的一些情况。有一次，我见他挤公交车实在不容易，请峰屹送他出医院时，叫一辆出租车送他回去。在医院门口，峰屹叫来出租车，但是他坚决不坐，还是乘公交车走了。多年交往，我知他为人实在，他来看我，是出于真诚的关怀，而非出于礼节。平日交往，书信往来，也都有一说一，互相尊重，互相信任。1990年年初，他编集了部分唐诗论文，书名未定。那时我正在上海，与复旦大学的陈允吉教授提及此事。允吉教授说：“书名叫《唐诗论学丛稿》似较好。”后来我把这意见告诉傅先生，他接受了。与傅先生交往，无话不谈。关于学术问题，他总能提出许多好意见，让我感到非常受益。学术路上同行，平生风义兼师友。在艰难的学术之旅中，有傅先生同行，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傅先生也帮助我，提携我，视我为知己。在1992年7月11日给我的信中，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对允吉兄的学识与人品，几年来一直倾倒。私意以为少数可深交者之一。因此前几年在结成论文集时，只请兄与允吉兄作序。北罗南陈，是可以托死生的知交。这是弟与内人常讲的话。”今日重读傅先生的信，悲从中来。知音已逝，留下无尽的思念。
    （罗宗强，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