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恰逢上海交通大学要加大人文学院办学力度，聘我为讲席教授，按程序要有几位专家推荐，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傅璇琮先生。
    傅先生感到突然，问我：“不做馆长了吗？”我说：“腻了，烦了，想收心治学，回到教师的队伍。”傅先生“哦”“哦”了几声，想是在思忖，说：“也不晚，我支持你。”
    傅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者中，应为第二代，即1949年后培养的学术带头人。我的老师詹锳先生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而傅先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从年辈论晚于詹锳先生，但二人多有学术交往，近于师友之间。我考取詹锳先生研究生后，詹先生推荐我阅读的唐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就有傅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和《唐才子传校笺》。詹先生重考据之学，又受了欧美学术思想的影响，把文学研究视为科学，讲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学风严谨，并不轻易推许他人的著作。詹先生要我读的，自然要认真对待。所以，那时我很细致地拜读了傅先生的几部书，而且的确获益甚多，他的考证与义理并重、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路数，令我叹服并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所以我虽然不是傅先生的学生，却自然而然对傅先生师事之。
    1988年，中国唐代文学第四届年会在山西大学召开，我有幸随詹锳先生第一次参加年会，见到傅先生，并到他的房间拜谒请教。傅先生身材不高，典型的南方人，清癯中蕴着神采，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瓶底似的镜片凸出了他温和而又似乎永远充满询问的眼神，操一口南方的普通话，亲近地寒暄，语句有些琐碎。但一落座，说起学问，便看出他语言的精简清通。知道我是詹先生的学生，傅先生很高兴地问起我的读书情况和论文设想，傅先生嘱咐我先协助詹先生做好李白全集的整理工作，无论从工作的重要性，还是从古代文学的训练看，这比写一篇博士论文更重要。后来，我的确也像傅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李白全集校注整理上，只有在最后一年才把力量转到博士论文写作上来。当然，照着傅先生嘱咐的去做，获益最大的是我自己。从1986年参加李白全集整理项目，到1996年《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出版，詹锳先生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们，使我从目录、版本到训诂，得到全面训练，为此后的古代文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回想当年傅先生的嘱咐，对他治学和培养学生的高明之处，确有深刻体会与理解。人的一生中，在其发展的关键阶段或困难之时，有前辈或贤人指点一二，也许就影响其一生的前途。回忆傅先生的文章中，多有这样的感触：傅先生对年轻学者的指点，所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
    1991年，我修完博士学业，撰写毕《南朝诗歌思潮》博士学位论文，准备论文答辩。詹锳先生列出的同行评议专家有范宁、陈贻焮、王运熙、傅璇琮等先生，包括答辩委员王达津、罗宗强、王双启、熊仁望等先生，多为我敬仰已久的大家，一下子可向如此多的专家请教，心情颇为激动，但作为自己的第一篇专题研究著作，又自感稚嫩，不免心中忐忑。但等到收回评议书，詹锳先生交给我看时，我被前辈学者扶植后进的精神深深感动。各位先生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中肯的、也是一针见血的批评及修改意见，但整体上，对论文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傅先生认为，此论文是一部颇具开拓性的学术论著，其中有评语云：“关于南朝诗歌的研究，已有不少论著，要在已有的基础上提出新见，确实相当困难。本文的特点是在于从理论的深度上用力，提出不少为前人所忽略的见解，或更加细致地阐发已有的成说。如提出永嘉山水诗人生新幽奇的审美取向，以纠正对谢灵运山水艺术风格的片面理解；以永明时期士族文人的心态及生活理想的变化，揭示这一时期诗歌思潮追求新变的具体内涵；从梁陈时期的文化背景，即以军伍文化为主体、同时融入市民文化，剖析宫体诗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又对宫体诗人的审美风尚作了细致的分析，从而对风行梁陈直至初唐仍有影响的这一特殊诗风作了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很惭愧，我做得并不似傅先生肯定得那么好，但从傅先生的评语里，我知道他是认真审读了我那乏味的论文的，他所肯定的地方，也恰恰是我撰写论文时用力之处。
    今之学者，习惯于把审阅自己博士论文的老师称为“坐师”。有了以上两层关系，我自觉与傅先生近了很多，请教与交往也就多起来。我自己带博士生后，多次请傅先生出山，主持学生的答辩。每次，傅先生都会欣然答应。到了后来，每逢过年，给傅先生拜年之时，傅先生会主动询问，今年有几个毕业的学生，如需要他看论文时，早点告诉他，他好安排时间。傅先生未退休时，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职务，编务及学术活动极为繁忙；从岗位退下来后，受聘到清华大学任教，组织了几项大的研究项目，且兼任唐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诸多学术组织的领导职务，加之他事必躬亲的性格，其劳碌可想而知。但只要是年轻学者的事情，傅先生一定热心帮助，尽显长者之风范、领袖之胸怀。
    我到北京工作后，因为馆里的业务以及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与傅先生见面、交往的机会更频繁了，还多了书信和电话的交谈。尤其是最近几年，他写什么书，哪些出版社要出他的书，哪些人在研究他的学术道路和思想，傅先生也会告诉我，并陆续寄来《唐翰林学士传论》《学林清话》《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傅璇琮卷》《傅璇琮先生学术研究文集》等书。我叹服傅先生这棵常青的学术大树是如此之枝繁叶茂，也不忘加一句“傅先生多多保重”，我想，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愿。
    2009年，我打电话请傅先生写推荐信，很快，傅先生就写来了。他肯定了我的学术成绩，也强调了组织学术活动的贡献，我自知傅先生为了促使我转型成功，拔高了我的形象。
    现在想来，1988年初见傅璇琮先生的时候，我35岁，无论年龄，乃至学术经历，都还算年轻学者，得到了傅先生的第一次指点。2009年，傅先生为我写推荐信时，我快奔六了，虽然学术成绩不大，年龄和经历堪可称老了，但傅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一如既往，还像我年轻时一样，可见傅先生对学者的扶植，乃在后进，而不仅仅是年轻。
    （詹福瑞，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