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师陀的起点甚高，1931年开始写作，1937年即凭借短篇小说集《谷》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尽管有研究表明，此篇并非评委首选，很多年后，师陀也表示“《谷》在《大公报》得奖，我很惭愧。其实有好多人应该得奖的……”但《大公报》及诸评委在文学界的声望足以证明，“芦焚”即师陀在彼一时刻即是一位受到专业权威认可的作家。抗战期间其蛰伏于上海租界的“饿夫墓”，又创作和发表了大量作品，涉及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电影剧本等各类体裁，引起同时代人的较多关注，堪为“‘孤岛'和上海沦陷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不过，与同时获“大公报文艺奖金”的曹禺、何其芳相比，师陀在后来的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可谓籍籍无名，直至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被国内研究者所知，师陀也并未如其他被夏氏推崇的作家一样，一时红遍天下，构成学术研究和大众阅读的奇观。然而，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界的师陀研究“在悄然中展开和掘进”，这位“寂寞以终老”的作家，被认为“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师陀的人生经历中，上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空间。1937年，师陀逆行于逃离上海的人群中，“从对面，难民车毫不停留的一列一列迎着我们开过来”，此后“流落洋场”，终其一生定居于上海。不过，上海绝不仅仅是他的生存之地，就像“果园城”不仅仅是他的故乡一样。上海之于师陀更是一座写作之城，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上海写成，可以说，正是在上海，他获得了观察中国“现代”经验的起点。在20世纪很长的一个时段内，上海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类似于一块飞来之地，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上海”是一个标志，甚至是惟一的神话，直至当下，这一神话仍然在作家或研究者的笔下延续。而对上海的现代属性，师陀是有明确的认识的：“我们有一个决心，一个主要目的：利用一切方法返回上海。你大概要以为可笑，我们竟以为如果不回上海我们便似乎和世界隔开了。”上海是与世界有关的，它是中国伸向世界的惟一触角，这种对“世界”的意识自然是典型的现代体验。然而，在师陀的写作中，他与上海的关系一直是“在而不属于”，在《谈〈结婚〉的写作经过》中，师陀坦陈“我尽管在上海住了好几年，对于上海的所谓上层社会并不了解，对于上海的‘下层社会’知道的也很少”。他的名为《上海手札》的散文集采取的完全是外来者的观察视角，描述战争状态下失序的城市和市民，而他自己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人。长篇小说《结婚》对上海都市文化的认识也并不可靠，作者一方面试图赋予主人公胡去恶以洞察力和对现代都市文化、都市人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为了情节需要，又必须使胡去恶在行动中丧失这一切，主人公的行为与意识之间于是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而代表上海都市现代性的标志性场所如跳舞场、交易所、股票号等，作者都并不熟悉，仅仅去过“一次”或“两次”所获得的经验，在《结婚》中转化为胡去恶第一次抵达这些空间时的“震惊”体验。事实上，师陀虽然生活于上海，且无论写稿为生还是兼做编辑，都属于现代的生活方式，但他对上海的现代性叙事并不深刻与真切，我以为这与他作为观察者而非体验者的叙事身份有关。只有当他在上海追忆他的“果园城”的时候，这两种身份才获得了奇妙的统一。
    “果园城”位于中原腹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最具“中国性”的所在。如果说，上海的现代性对于师陀而言，始终是外在的空洞的悬浮的，那么，在对“果园城”的书写中，体现的则是师陀对中国现代性最为深刻的理解。虚拟的叙事人马叔敖于“果园城”是远归的游子，“这里的每一粒沙都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然而，当他归来之时，他的姿态并非怀旧或回归，也不是简单地批判，他仅仅是一位对“果园城”怀着深刻体验的观察者，这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在而不属于”。作者有意模糊了马叔敖远游的经历和目前的身份，在果园城里，他是一个“闲逛者”，没有任何与现实相关的目的。因此，我们不妨将《果园城记》视作师陀的一次“精神还乡”，在其中，他用一种已经获得的现代经验来观察和思考他所熟悉的“果园城”，或者说老中国的现代命运。他自觉地“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所用材料也“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在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而且作者认为需要“终其一生”来塑造这位“主人公”。在师陀的笔下，一方面，它是美丽的、祥和的、浪漫的、令人沉迷的：“凡是到果园城来的人……他一走进城门，走进浮土很深的街道……首先他找不见他自己了。”另一方面，“幸福的人们！和平的城！”只能是不熟悉它的旅行者的感慨，在这样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凝滞的、腐朽的、邪恶的果园城。它有自己的礼教，有自己的法理，有自己的统治者，在这样的秩序里，红颜在寂寞中凋零，正义在暗中被交易，说书人穷病而死，革命者逃亡或被杀害，“凡是在回忆中我们以为好的，全是容易过去的，一逝不再来的”。
    美丽与邪恶兼具，正是师陀所刻画的“老中国”的模样，也是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基础。我们因此看到了无比矛盾的“果园城”，一方面，它是极为封闭的：“它没有电灯，没有工厂，没有一家像样的店铺”，另一方面它又并非与现代世界隔绝，火车站就在旁边，它的果实也“一船一船运往几座大城”，它的游子和浪子都去了省城或更远的城市。一方面，它有自己的学校，甚至女孩子也能读书、考试、做老师，这无疑是相当现代的；另一方面，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男人和女人又最终臣服于果园城的法则：葛天民放弃了他的事业，贺文龙放弃了他的梦想，油三妹放弃了她的生命。一方面，它是古老的、和平的、没有时间感的：“不管世界怎样变动，它总是像那城头的塔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猪仍旧可以蹒跚途上，女人仍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仍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仍可以在街岸上打鼾。”另一方面，在“现代”的冲击之下，它的一切又都在变动之中，家族的兴衰、个体命运的变迁、传统行业的消失、繁华商业地带的转移、革命的发生等等，使得《果园城记》里充满了对时间的感慨——这种时间不再是传统经验里无限轮回的时间，而是现代经验里不断向前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其实看不出“果园城”是在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经验的书写，无疑是师陀写作的意义之一。这种经验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中国的”，而不是别处的，因此是一种“在地的现代性”；同时它是矛盾的，充分复杂的，我们亦可以将它看作是一种“混杂的现代性”。但是，我认为王德威先生在研究晚清小说时提出的“回转”一词，用在此处更为契合。王德威先生将“回转”与“革命”相较，指出“如果‘革命'意指用激烈手段征服已建立的秩序，那么相反地，‘回转'则指的是一种内转的倾向，是延伸、蜷曲而内耗于自身的一种运动。”“回转与革命的相异处，仅在于它的运动方向看起来不是勇往直前的单向直线，而是迂回缠绕。”师陀写到了“果园城”的革命，和革命之后的“果园城”，看起来，革命在“果园城”轻易地就胜利了，但随即又轻易地失败了，就如同现代化进程之于“果园城”一样，它自然要改变这个小城，但是，它也必然被“果园城”改写。迂回缠绕的回转的现代性“正是现代性在中国的主要特征”，这一点正可以通过师陀的写作得以验证。
    师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即以充分的敏锐、智慧兼深情，揭示了这种“回转的现代性”，他的发现在当下依然是有意义的。中国至今仍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如“果园城”一样的小城抑或乡村的命运，也依然是文学和其他学科持续研究的话题，书写它们的衰败或变迁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不过真正的问题是它其实一直在衰败，但为什么又始终衰而不败？这提示我们在中国发生的现代化进程绝不是直线的，当现代性落地于中国的时候，它必定要生成中国自身的“现代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