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钱谷融漫画 罗雪村 作
    我1959年考上华东师大中文系，开始在文史楼311教室听钱谷融先生的现代文学课程或讲座。第一次看见他，他一身驼色西装，在文史楼后的新力斋走廊上不疾不徐地走过，风度翩翩，很引我注意。他在课堂上有时讲得兴起，可能身上有点热了，会脱下西服，搁在讲台上。在那两年前，他因发表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受到当时上海文学界的批判，彼时虽余波未息，然而却名声日隆。我们一般的学生，没有受过当时那些僵硬理论的训练，并不受外界批判的影响，只是非常喜欢听他讲课和看他的文章，它们都是充满感情，娓娓道来，富于感染力的。时间长了，我觉得钱先生文内文外，言谈容止，都透出文学的气息，简直好像是文学的化身。
    钱先生主讲中国现代文学，总是要求我们要好好地阅读优秀的作品，沉浸进去，去体味、鉴赏它们的好处，尤其是作品所蕴含的感情，而很少讲抽象的概念，也不大讲什么特别的分析方法。他曾进行过最传统的“串讲”，让我们领略作品的原汁原味。记得他曾给我们“串讲”过鲁迅的《秋夜》和另外一位作家的散文佳作。他常说“情致”这个词，说到某个作品有情致时，会露出有点神往和陶醉的神情。有无情致，好像是他心目中文学作品最宝贵的东西，只是我们很难把握、领会，说是“诗意”“情味”“气息”“味道”之类吧，但又不全是，难以言传。据说他爱读《世说新语》，就是因为它里面的写人、叙事富有情致。钱先生给我们分析过鲁迅《朝花夕拾》的《小引》，挑中间读了几段，读得有滋有味。读到鲁迅回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说“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几句时，好像他自己、同时也让我们都尝到了那种滋味。后来有一次他和我提到一位现代文学史上十分著名、后来被归类为“社会剖析派”的作家时，钱先生说“他的作品没有诗意”，没有诗意，当然谈不到情致了，并不是很好的作品，虽然这位作家主要写的是小说。他认为，小说等叙事作品与散文不同，主要是刻画人物。但也要有情致，有诗意。
    那么怎样认识、评价小说等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呢？曹禺的话剧《雷雨》中的繁漪，文弱、忧郁，但有时她的恨好像一团火，能把人烧毁。钱先生并不对这个人物下一个断语，而怀着同情，细致解释她在周公馆的处境，讲专横、伪善的丈夫周朴园怎样令她窒息，讲周朴园的儿子周萍对她始乱终弃，又如何使她绝望。在讲解过程中，我们逐渐贴近了繁漪的心，理解到她的痛苦。他对周朴园内心的分析也非常深入，洞见他彻骨的虚伪和冷酷。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繁漪的反抗里有一种美。什么是丑，什么是美，都在他的讲述中说出来了，却没有一句说“这个剧本揭露了封建阶级的本质”、“具有教育作用”之类的话。
    何其芳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的一首诗里有一句“去以心发现心”，钱先生是很喜爱何其芳的作品的，他并没有在文学批评文章里和课堂上引用过这句诗，何其芳这句诗也不是特指文学。但我以为钱先生在文学批评、作品分析以至实际生活中都是这样做的。我们读书时，据说有一两个情窦初开的女同学受初恋感情的困扰，去问钱先生了，我不知道钱先生是怎样回答她们的，只知道他很认真地听她们的诉说，很理解她们的困惑，回答得很中肯，缓解了她们的苦恼。
    “去以心发现心”可以说是文学作为“人学”在批评上的一种具体体现，也是钱先生真诚对人的表现之一，对待文学和对人（当然是指好人）都要“真诚”，这是钱先生常常说的话，也是他的人文情怀中最动人的东西。因为真诚，所以他说自己没有说过后悔的话。我曾看到一个访问者在一篇短文中说，钱先生有孩童般的笑容，说得对。那是他真诚品性的自然流露。可以说，钱先生有一颗“赤子之心”。钱先生的情怀中，充溢诗意之外，就是真诚。
    真诚和诗意，是相伴共生的。两者相较，钱先生更看重真诚。记得多年前我在他家里遇到一位外地来的同行，坐下不久就大声地、与人争论似的，滔滔不绝地讲他对某个文学问题的看法，也不管人家听不听，显得有点粗鲁。我有点反感。钱先生好像注意到我的神情，待他告别后，钱先生对我说，这个人是很真诚的，他坚信自己的观点呀，不要看不惯这样的人。
    钱先生好像没有写过诗。但我觉得他的生活是有点诗化的。他厌恶虚伪，远避低俗和粗暴。他爱读《世说新语》，爱到空明的大自然里去。他喜欢旅游，看看湖光山色。“文革”后期，钱先生与中文系一批青年教师和工农兵学员到野外去“拉练”，直走到广德地界。其间，每个人都要写一篇对拉练的体会文章。到南浔那天，晚上开会进行交流。钱先生的体会文章里有一处说：我这次出来，“呼吸到大自然的清新空气，饱餐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非常愉快。有一个工农兵学员发言，对这两句话大加批判。他振振有词地责问：拉练是为了“苦练铁脚板，打击帝修反”，你是游山玩水来了？！其实钱先生是说了他的真实心情啊。
    如今钱先生很老了，出去游山玩水很难了，就几乎每天都到离华师大二村居所很近的长风公园去走走、坐坐。我多次看到他坐在公园背风的湖边，随手拿着两三张报纸看看大标题，更多时候只是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好像什么也没有想。我过去曾问过他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他说是水。我想起古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话，觉得钱先生正是一个对人和人生有深刻洞见的智者，当然同时也是一个深谙人道主义的仁者。
    钱先生讲文学的意义，很少抽象地讲文学的教育作用。在钱先生那里，文学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水乳交融，无从分拆。他认为，文学的中心是写“人”，写人的命运和精神世界。如果一个作家能够以人道主义的理想和爱憎感情，去表现人物，表达出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这样的作品，就能够打动读者，提升他们的整个精神境界。钱先生在一些回忆文章里，不止一次深情地说，许多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使我的心灵得到升华和提高”。在钱先生看来，文学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是共同起作用的。其中，以深刻、美好的感情包括似有若无的情致打动读者，是首要的。我至今还是深深服膺他的见解，不喜欢重在运用抽象概念进行逻辑推理的论文，因为它们不能触动我的感情，吸引我。
    这不是说钱先生的文章不讲究理论逻辑。钱先生的理论文章和讲课，有很强的逻辑性。他顺着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感情，一步一步写下来，十分合理而流畅，形成气势，可以一口气读下去。当然，他的感受是经过提炼的。提炼之后，形成的往往是他独特的概念和观点。他不轻易运用与自己不甚相合的概念。他曾说，如果在课堂上讲他没有体验过的别人的观念，自己听着觉得声音都是空洞的。他在《论“文学是人学”》中，说到有一篇论文，前面有一步一步正确的分析，本可自然地得出应有的结论，中途却断了线，被一个现成的权威性观点牵引过去，跳跃式地匆匆作结。这样，文章在这里形成了阻隔，也未能提出他自己新的正确的观点。这是很可惜的。钱先生的论文，则总是顺着自己的理路和感情，或快或慢，起落有致地达到结论，好像水到渠成。韩愈在著名的《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钱先生论文有气势，不过它不是凌厉之气，却如涓涓细流，浮在其上的词语、文句温雅而有节奏感，真是“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以很多人尚未真正理解他文章的内涵时，已受到吸引，具有与我国模范古文相似的格调。
    当然钱先生的文章格调主要是现代的。他出生于1919年，那一代的学人深受五四文学的影响，钱先生英语又很好，能读英文原作更使他的语言具有现代风貌，流畅而缜密。但他可能觉得仅是白话词语，不大能表现他的人文情怀。因而常融汇古今，糅入精炼、典雅、富有诗意的文言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的语言，既内涵深刻，又不简陋、寒碜，形成他特有的语言格调。他还讲究语言自然，从容。他曾批评我的文章比较板滞。他教我说，写文章，有了上一句，一定要有下一句，把意思伸足才好，不要拘谨、局促，片面地追求简要。我至今做不到，这不仅由于我语言功夫较差，也因为做人不能从容自如。文学真是人学啊。
    说钱先生融汇古今，不仅在于语言格调上，也表现在整个文学写作的气度上。五四文学是反封建的革命的战斗的文学，散文、评论大多写得尖锐、猛烈、彻底，“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与传统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相对立。钱先生是具有五四精神的。他的文章，在真理性问题上十分坚执，例如在“文学是人学”的主张上从不退让。这是五四之风的传承和发扬。但他又欣赏“温柔敦厚”，这却与古人一致，并不狭隘。他的文章就是写得温柔敦厚的。他与人论辩的文章，否定对方的观点时绝无尖刻的语句。钱先生平时为人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声色俱厉地说话，也不喜欢与人争论。当年开各种大小会议批判他，有的人很激烈，他也不则一声，有时只是笑一笑，表示出他的不同意。
    坚持真理，又温柔敦厚，这是钱先生为文为人的格调。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