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登科“麦客”作品系列
    
    《自画像》
    
    1994年拍麦客的侯登科。于德水摄影
    
    
    关于才华横溢而又身世复杂的已故艺术家，有一类纪念文章是最难约的。甚至不能说约，只能慢慢地等。等待他们的子女、亲人，愿意提笔回忆。等待他们拥有了成熟的眼光，可以勇敢、坦诚地说出自己眼中的真实。这真实既包括艺术家生命的真实，也包括对其所从事的艺术的理解的真实。读到这篇出自摄影家侯登科女儿的文章，我可以说，我等到了。
    ——编者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父亲走了十四年了。至今记得那年冬天，病床上的父亲日渐削弱，就像渐渐失去生气的树叶，眼见着飘落，干枯，消失。他的床边就是窗户，每天冬日的残阳从这扇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被褥上，慢慢移动，度量着他所剩不多的日子。有两只小麻雀在外面窗台上寂寥地啾啾鸣叫，父亲会抬起沉重的眼皮盯着看很久。据说人在快走的时候听觉其实是非常灵敏的，我相信父亲尤为如此，鸟儿的叫声带给他的愉悦，是他对生的无限眷恋。往日那个激情如火， “拥抱真理如同拥抱太阳”的人，却被困于如此孱弱的躯体，我想他是不甘心的。在他病重的最后几日里，他的思维还是异常的活跃，每个人的电话号码都记在脑子里，和来探望他的朋友喃喃交代，对我还是呵斥如旧。
    是的，我和父亲的关系从来都是有距离的，父亲是高高在上的强者，在偶像面前，我越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就越是不争气地犯错误、走弯路，我可怜的自尊和信心不堪一击。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在一次次他粗暴的打击之下重建坚强，玩世不恭、执拗叛逆，我想父亲眼里的我就是这样令人头痛的结合体吧。我和父亲就像两只刺猬，只能敬而远之，一旦靠近就是互伤。直到他临终，我们也未握手言和。两个深爱的亲人只能以这样冰冷和残忍的方式作别，简直不可思议吧。
    一
    父亲个子不高，干瘦的身躯略有佝偻，走路的时候脚底生风。眼神威严起来能杀人，坏笑起来闪着狡黠的光亮。年轻时候他留着一脸有型的络腮胡子，让人过目不忘。到了中年却悉数和头发一起剃掉，面颊与头顶一起泛着青光。从我记事起，父亲除了工作就是忙于自己的“照相”事业。他总是出差，不出差也在办公室看书写字到很晚，或在自己暗房里忙碌。他有很多从事摄影的朋友，逢年过节常有人找。大多时候他们会去父亲的办公室，只在吃饭的时候回来，母亲忙碌地给他们准备尽可能丰富的酒菜或者面条。父亲似和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偶尔也会拿一些照片摆在我家的床头桌上相互点评一番。我和妹妹则知趣地躲在角落偷听只言片语，和父亲朝气蓬勃的事业比起来，我就是最不争气的小鸭子，各种闯祸不争气。比如在家玩藏猫猫，踩碎了招待客人用的松花蛋，被我偷偷扔到楼下。或者父亲和朋友聊得正酣，我却灭了人家的灯。有一次父亲心血来潮让我在他的暗房帮忙，我笨手笨脚地把一条胶卷弄掉在地上。这样的错误换来的往往是一通羞辱，父亲让我畏惧又怨恨。
    童年的家总是乌烟瘴气，火药味不断，原因大抵来自于爷爷。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家从陕西宝鸡搬到临潼，爷爷因为欠了一屁股的债不得不让他离开老家跟着我们。父母微薄的工资除了补贴我们的生活，还要偿还巨额债务，而父亲的 “摄影”又是很昂贵的爱好。那时候我和妹妹虽然年幼也能体会经济的拮据。一个小布娃娃就是我们唯一的玩具，别的小朋友的三轮车让我们羡慕得流口水，然而终究没有拥有过。脾气火爆的父亲和愁云惨淡的母亲，常为一点小事就爆发家庭大战。爷爷火上浇油，隔三岔五还要偷跑回老家闹一闹，有次竟然匿名给我父亲发来电报称“你父自杀”，害得父亲掉了眼泪连夜赶回老家。几十年后我看到父亲当时的日记，才知道那时他也曾经为“事业”和窘迫的现实挣扎过，为不能给我们添置玩具而自责，在外面餐馆吃饭会想到家里的孩子和女人，他也看到妈妈为了维持这个家所付出的代价。不过越是纠结就越不愿意放弃摄影，现在想来，在如此沉重的现实压力下，父亲钻研摄影，对家人无暇顾及，有种好像赌徒一样豁出去的感觉，也许置身对艺术的探索才能让他暂且忘记负累，享受灵魂的自由。
    小时候我总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好几个爷爷，为什么奶奶没有和侯爷爷住在一起，为什么奶奶恨爷爷之深入骨，为什么爷爷一回老家就要出乱子，为什么每每问及，大人们都讳莫如深。直到我初中的时候。那次我和小伙伴去看电影，妹妹待在家无聊，父亲破天荒地给妹妹念了一篇关于家族往事的日记，妹妹的记忆力极好，当晚就把日记的内容复述给我。十二岁的我，第一次窥见那隐秘的家族故事，还有父亲支离破碎的童年。原来我每年寒暑假都要探望的奶奶，竟然有四次婚姻，父亲是他唯一的亲生儿子。我的爷爷是一个“大烟鬼”，作为侯家的上门女婿，不但败光了家业，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把自己送进过监狱。奶奶与爷爷离婚后改嫁搬离侯家，第二任丈夫又在“文革”中含冤自杀。年幼的父亲则是被自己的曾祖母抚养长大，一老一小除了生活艰辛，还因为人们对奶奶的偏见和爷爷的“受法”受尽乡邻欺辱，甚至有村里人朝他的饭碗吐唾沫。父母都在又都不在，这些经历在他的敏感和自尊的心灵留下深深的创伤，“我是她（母亲）苦难婚姻的产儿，更是照亮她晚年孤独和失落的一根血缘的灯芯，也许又是她伴着渐多的白发嚼不完、咽不尽自己心灵懊悔的苦药！……我一千次地努力也无法拆除竖立在她和我之间的历史之墙。”年幼的父亲在孤独中成长，承受着偏见和歧视。在他貌似强大的外壳之下其实隐藏着那么多的痛处，他对家人的暴躁和蛮横，他关心老家的奶奶却又从不亲近，他对爷爷又爱又恨却不能割舍。父亲说，爷爷毕竟是他的父亲，父债子还，无论爷爷有多么糟糕，他不能撒手不管。爷爷就像父亲身上耻辱的疤痕，是父亲童年里的影子，一直跟着父亲，折磨父亲，直到葬送了父亲的生命。
    二
    历史如大河裹挟着人们的宿命，父亲无法摆脱祖先在他身上传承的悲剧的基因。他既热爱人性的美好，也深知其缺陷和残酷。他最初对摄影是爱好，后来摄影则成了他思考自己和人性的工具。从小父亲就目睹了家族几代女人的不幸，父亲被她们疼爱，是她们延续家族香火的希望。他太了解西部乡村的女人了，她们在历史的背景中忍辱负重，顽韧地对抗苦难。父亲作品中的妇人们，带着父亲家族中女人们的影子，包含着父亲对她们的同情，“（母亲）却更像一个农民的女儿，有着农民女儿那不可多得的善良、勤劳、刻苦和持重，更有着农民女儿不曾有的狂悖、任性和果敢！她被幸运和不幸喂养着成长，注定了她一生与不幸和幸运形影相随。”而父亲镜头里的男人，在劳动人民的质朴之下，都有着一种被命运驱赶的茫然感，愚顽而蒙昧。一位评论者说父亲的摄影抓怕的瞬间非常准确，不是连续拍摄，常常仅此一张。他一定是太熟悉太了解他们，就像自己的本能反应一样，才能抓住那拍摄的瞬间，一个眼神、一个嘴角的牵动、一个背影，都是定格在记忆深处的永恒感觉，是父亲在用镜头寻找的人性“共通”之处。
    我想父亲摄影作品与他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吧。他不仅仅是记录、纪实，在为普通人“立此存照”的同时他也试图观照自我。所以当我们面对他的图片时，我们能够感到每张图片后摄影师的眼睛，他在通过拍摄对象不断的审视自己。他的日记和他给朋友的书信印证了这一点。在他留下的十几年的日记里他总在不断地与自我进行辩论，他质疑自我，“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矛盾，决定了我们最大限度也是过渡性的，发现性的，呐喊式地获得个性价值的，不可能彻底。”“我总是惊诧地发现：我也是个农民，一个醒了的农民。”他深度思考自我与摄影的关系：“摄影之于我，是反射我心灵话语的镜子，我既能看到一个熟知的我，也可以看见一个陌生的我，就如同我也是一面镜子，同时我能映照出一个熟知和陌生的摄影来。这是一面破裂成鳞片状斑斑驳驳的镜子”。他反思纪实摄影，“摄影是建立在即时性的‘合理性’基础上，这种‘合理’实际上并不合理，摄影就是对人的侵犯。”另一方面，父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尝试与观察对象的“错位”，他既在拍对象又在映射自身，在他的日记里曾经非常生动地写过一位火车旅客，他细致地白描这位旅客的每个神态和细节动作，然而读到最后我却不得不怀疑这个旅客也许就是他自己。他也曾无限热情地刻画自己的母亲，然而那似乎只是带着我奶奶部分形象的母亲。这种错位在他所拍摄的图像中经常体现，他的图像在模糊“自我观照”和“真实性”的界限，让二者在图像上达到融合。
    父亲为了回答自己在艺术和摄影上的疑问，一直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哲学、历史、艺术书籍是帮他排遣长期失眠的伴侣，这种阅读习惯甚至影响了我们。他会把自己的思考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他的思辨性质的文论读着烧脑，而犀利睿智的文笔又让人禁不住拍案叫绝。父亲有一个习惯，对自己写的满意的日记，兴致来了会给自己的朋友分享，有时甚至把日记本给别人阅读，觉得重要的书信也会复印留底。他的字体肆意，一般人很难辨认。有次，他居然让我和妹妹读一封他写给叔叔的长信，结果因我们念得磕磕绊绊使他甚为扫兴。
    父亲是个极为细心缜密的人，生前保留了自己的所有文字，我猜他自知这些思考的价值，因此在弥留之际会将这些遗物托付。有一位摄影评论家曾言，“侯登科是中国摄影的一个标本”。他所留下的日记和书信涉及哲学、历史、政治、宗教、农村、艺术、摄影、友谊、家庭等各方面的内容，完整呈现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他的认识演变的全貌，折射出一位艺术家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历程。
    三
    和父亲留下的几百万的文论、书信、日记相比，他所拍摄的图像犹如冰山一角。他深厚的思想，持续不断的反思才是支撑那些图像的源泉。他所拍摄的铁路工人、出征的士兵、麦客、计划生育等等，在他的日记或书信中都能找到对应，生动的场景记录，深刻的心灵独白，对国情的反思，对摄影的认识，尽在其中，甚至比他的图片更丰富更吸引人。拍摄计划生育题材时，他“拿着相机犹如刀子，下不了手，我没有拍下那些场面、那些人、那些让人心灵不安良心撕扯的情景， 我却空‘体验’了一种道德上的无法解脱感和无能为力左右不是。……更可恨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无罪感和历史性的荒唐感交织在体验的中线上，方才觉得相机对人性的侵犯！”因着这样的思考，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自觉”、“批判”到九十年代对现实的认同，通过对摄影的瞬间或然性的捕捉揭示意识无法触及的无意识状态，“当历史要寻求秩序、寻求必然、寻求规律的时候，必然要把眼前的东西抹去。”九十年代末，他开始纪实摄影专题拍摄，比如《四方城》、《麦客》，内心却陷入更加撕裂和矛盾的状态，“我所观看的历史，并不能等同于麦客们的历史，……我的人性时时都处在一种传统人格的内省与现代人性的启蒙的外向性的困难的张力之中。”他日复一日绝望地反问自己，“我信念之帜就如同一面插在粪堆上的破烂的招魂幡，它是祭祀亡灵的，还是招呼新鬼的？”
    我常常懊悔，作为他的女儿，竟浑然不知，在如常的生活之下父亲曾这样不断地炙烤着自我的灵魂，自虐式地一遍遍鞭笞自己，所有的怯懦、嫉妒、焦虑、热情、怀疑、狭隘、失落，太过清醒又太过虚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所看到的是父亲愈发暴躁冲动。有一次因为和母亲的纷争，竟然把椅子腿砸得嵌入了电视拔不出来。在漫长的黑夜里，他原来在日复一日地和自我较劲，“我的思想就会告诉我生命的懦弱和短暂，并让我体验恐惧。比起体内的焦虑，焦躁来，这精神的焦躁更为可怕、更伤人、更能告诉我生存的意义，因为它总倒向虚无、倒向死亡、倒向本真。”他酗酒打牌，躺在机关大院的地上一醉不起，和别人打架，让母亲一次次在夜里出去寻找。他试图用这样极端的方式麻痹自己，可当清醒时反而更加敏感痛苦。而那时年轻的我所看到的只是父亲的自我放任，不可沟通，我恨不能早早躲开家，离开这个霸道的父亲。其实，没有人能帮助他摆脱毁灭的宿命，他是灵魂孤独的远行者，注定要喝下人生的苦药。“我有妻子、有女儿、有老人、有朋友，应有尽有，却没有一杯共话人生的烈酒”。他是个太清醒的人，洞悉历史在给他带来的局限，甘愿承受束缚，并在撕扯中体味生活本身。
    如今，作为他的女儿，已经步入不惑之年，回首望去，在那个蒙昧过后的启蒙时代，父亲和他那一代艺术家身上所具备的对理想的激情多么可贵。“过去的激情灼灼烫人，过去的思考延长了生命，过去的放纵自我伤神。理想主义是悬在我们头顶的太阳，当我们真正被它灼伤时，才体验到生命的宝贵和时间的短暂。”他的真诚，直面自我，对责任的自觉，对艺术追求义无反顾，应该让我们肃然起敬。也许父亲的思索太过沉重，生活中的他其实充满矛盾并不完美，他却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生活的祭坛上，他和艺术、艺术和他早已一体。一切都是有意义的，父亲那一代人冲破传统思想的桎梏，用激情在废墟上重新浇筑基石，他们的思想是具备当代性的，不但不落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今天。该是我们重新认识他们的时候了。 侯小瑾
    （图片选自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侯登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