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中最后人，只今四海剩孤身。
    平生竞曲沂公志，忠直难稽宋代臣。
    这是刘春霖《六十自述诗》中的四句。“沂公”指北宋名相王曾，王曾中状元回乡时，刻意躲开迎接他的官员与百姓，后任宰相。王夫之说：“王曾，宋之君子也。”
    刘春霖是科举状元，他这么写，乃自谦成就不如王曾，但王曾当年科场“连中三元”（乡试、会试、廷试均考第一名），也非刘可比。
    曾有人撰文称张謇是中国末代状元。
    张謇是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恩科考中的，且不甚光彩，据王伯恭《蜷庐随笔》称：“翁师傅（指翁同龢）得张季直（即张謇）卷必欲置第一，张子青（即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曾考中状元，后入值军机处，兼吏部尚书）不许，几欲与忿争。”
    刘春霖则是1904年慈禧七十大寿恩科考中的，比张謇晚了10年，第二年清廷便正式废科举。
    显然，刘春霖才是末代状元，故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其实他不具备参加科举的资格，靠冒考取得成功。
    靠关系勉强获得资格
    1872年，刘春霖生于河北肃宁农家，父刘魁书在保定府衙门当差，母在知府家当女仆。
    刘春霖14岁才到保定陪伴父母，此前在乡间由祖父母抚养，传说祖母见黑豆里杂有高粱，只好一一分拣，刘春霖则直接将它们喂鸡，因鸡只吃高粱不吃黑豆，自然分拣完成，村人无不称奇。
    刘魁书是皂（即旧官府中的非正式员工），收入多靠盘剥，属“下九流”。据当时规定，皂“例不准为官，其子孙亦不准应试”，需“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
    刘魁书的两个儿子刘春堂与刘春霖均好学，按当时规定，参加科举必须廪生担保才行。所谓廪生，又称廪膳生。明清时期，县府3年召集全县秀才，岁考一次，成绩好的补为廪生，按月享受政府津贴。此制创于朱元璋，到清代时，廪生每年可领4.8两白银。
    廪生担保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冒考和冒籍。冒考指考生身家不清白，贱民后代冒充良民后代。当时各地科举录取名额不一，常有人跨县考试，即冒籍。
    自雍正以后，清廷废除了贱民、贱籍制度，但冒考仍在严禁之列。咸丰八年（1858年），河北乡试，满洲人平龄考中举人，他喜欢唱戏，偶尔登台表演，“京师议论哗然，谓优伶亦得中高魁矣”，结果平龄不仅被革去功名，还被判死刑。
    刘魁书请同乡廪生胡光签为刘春堂和刘春霖担保，胡在他人劝说下，予以拒绝。刘家只好另找解廪生担保，好在刘家兄弟均考中秀才，得入保定莲池书院学习。
    状元也曾名落孙山
    莲池书院又称直隶书院，清代名臣李卫所创，后成北方最高学府。
    刘春霖入书院时，院长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吴是“曾（国藩）门四弟子”之一，严复曾向他学习古文，《天演论》的序即出自吴之手。
    莲池书院本为科举考试服务，但吴汝纶大量引入西学课程，在校10年，刘春霖学习了《西国哲学史》《欧洲外交史》《世界文明史》《天演论》等。因父母患病，相继去世，刘家兄弟一直无法参加科举，直到1902年才得以参加乡试，并双双考中举人。
    1903年3月全国会试，本应在北京贡院举办，但1900年庚子之变，北京贡院被毁，只好移到河南开封贡院。这次考试内容有重大改革，“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论均应切实敷陈，不得仍前空衍剽窃”，刘春堂考中进士，刘春霖却名落孙山。
    按常规，科举每3年举办一次，刘春霖只能等1906年了。恰好赶上慈禧七十大寿，1904年特增一期“恩科”，仍在河南开封贡院考。谭延闿考中第1名，刘春霖也幸运地考中第17名，获得进京参加殿试（共273人）的资格。
    清朝初期，皇帝会亲临殿试现场，但道光以后，皆由亲王代理。殿试共4道策论题，限一天内完成，据刘春霖回忆：“书写的时间，就要半天以上，真正构思文章的时间很短，否则就完不成卷。”
    考完后，阅卷人之一陆润庠指着刘春霖的试卷说：“此卷书法工整，为通场冠，廷试可望大魁。”但其他阅卷人不同意，最终公议将朱汝珍列为第一，刘春霖、张启后、商衍鎏列其后。
    刻碑还得自己掏钱
    刘春霖为何被选为状元？坊间传说颇多，多无依据。
    有人称慈禧因害死珍妃而讳“珍”字，加上朱汝珍又是广东人，与洪秀全、康有为同省，只好排名第二。但正式榜单出来后，商衍鎏升了一位，排到张启后前面，这又无人能解释。
    从策论内容看，刘春霖的观点确实不算高明，针对晚清政府内外交困的局面，刘在殿试中给出的建议不过是“整顿吏治、加强军备、振兴实业、倡明文教”之类老生常谈。刘春霖胜出，可能与书法水平高有关。
    朱汝珍也是书法家，但他的字笔画粗犷，而刘春霖的字则柔中带刚，尤工小楷，时人称他“楷法冠当世，后学宗之”，并说“大楷学颜（真卿），小楷学刘（春霖）”。据说翁同龢曾见过刘的字，惊叹不已，预言他将大魁天下。清代殿试“专尚楷法，不复论策论之优劣”，刘春霖捡了个大便宜。
    此外，刘春霖与慈禧曾有往来，刘的同乡郭寿轩在京经商，在他介绍下，刘在某王爷家任教，代他抄写奏章等。慈禧看到刘的字，十分喜欢，便让刘春霖替她抄佛经，并予以重赏。慈禧将刘拔为状元，或与此相关。
    发榜后，刘春霖等人见过一次光绪，但“跪在下面，又不敢抬头，只是趁退出的时候，偷偷地看了一眼，皇帝是一个瘦瘦的脸型”。这一年刘春霖刚32岁。
    按定例，朝廷会为每科进士制碑，置于太庙，但此时清廷国库空虚，无力为之，最后一科进士们只好自己出钱，制作了历史上最后一块进士题名碑。
    屡屡错过升职机会
    中状元后，刘春霖进了翰林院，第二年与同科进士沈钧儒、王揖唐等一起被派到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刘春霖学习刻苦，常与日本老师辩论，“讲师为创学说，余与问难推理至极，讲师嘉叹，卒不能答”。
    一年后回国，袁世凯推荐刘春霖参与新政，却未被慈禧批准，此后刘的三位老师杨士骧、陈筱石、朱经田联名保他入阁，亦未成功，后来虽升了一级，但无实衔，远不如同科诸人，刘曾自嘲说：“人有巧拙，拙者我之短，亦即我之长。倘随俗俯仰，恐用力愈多，见功愈寡。”
    刘春霖不善与人交往，他以袁世凯为后援，而袁的政敌颇多。且刘性格自负，京城有家染坊请他写招牌，他误将“染”字中的“九”写成“丸”，仆人指出笔误，被他狠狠训斥了一顿，诈称刻意如此，“以示不俗”。
    刘春霖后在资政院当议员，以好批评而著称，他自辩说：“语虽激切，实发于忠爱之至诚，在上可以对皇上，在下可以对国民，就是本议员见了监国摄政王，也是这样说，不敢作谄谀之词。”
    刘春霖原配夫人去世后，皇族裕庚（曾任清驻日、驻法大使多年）想将次女隆龄许配给刘，托刘的老师杨士骧提亲。隆龄在国外长大，精通英语和法语，曾在慈禧身边任女官，对刘春霖极有好感，刘却称：“裕老贵胄高门，生所不及，婚后往还势难相比，如高攀乘龙，恐日后贻害格格终身，请师代为婉辞。”
    刘春霖最后选择了沧州张姓女，婚后夫妻感情和谐。
    点一笔就赚一万元
    清灭亡后，刘春霖隐居在北京宣武门内前王公厂西口寓所，“终日以诗、书、棋为消遣”，极少对时局发表意见。
    1914年，刘春霖被袁世凯招入总统府，只做些杂务，他自嘲为“站廊官”。在袁克定（袁世凯长子）鼓噪恢复帝制时，刘春霖积极参与，曾作为直隶省（即今河北省）“请愿团”代表，进京“劝进”。刘春霖因此被任命为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场长，刘在此工作多年，培养了许多农科学生，可这些学生毕业后无处分配，纷纷改行，刘遂心灰意懒。
    1917年，张勋复辟，刘春霖“穿戴上清朝的四品服装，也和众遗老共同到太和殿朝拜了溥仪宣统皇帝”。
    徐世昌担任总统时，刘春霖两次代表他到山东曲阜主持大成节祭孔典礼，名噪一时，这是他平生最风光之时。
    1923年，刘春霖退出政坛，每日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遛弯，以读书静坐为乐，靠书法自养。
    旧时大户办丧事，需为逝者造牌位，并送到家庙中，牌位上写明“×××之神主”，主字上面一点不写，由大人物用朱砂点画完成，此即“点主”。刘春霖是状元，又是书法家，常被重金请去“点主”。
    上海英籍犹太富豪哈同去世后，他的遗孀罗迦陵为求隆重，在王揖唐牵线下，请刘春霖为哈同“点主”，另请清朝的榜眼（第二名）和探花（第三名）担任副“点主”。“三甲点主”轰动一时，刘春霖因此得了一万银元，另两人各拿五千。
    一生成败皆因状元名
    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几次派人找刘春霖，请他去做官，刘均装病回绝，自道：“我因一时之错，参加了张勋复辟，深感自疚。现在又要我在日本扶植下的宣统皇帝前任职，我是不去参加的，不能一错再错。”
    郑孝胥不甘心，亲自来找刘春霖，他们在清末有过相同政治主张，但刘不客气地说：“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好友金选三将刘春霖骗到天津，在英租界给他找了藏身处，但刘表示：“父老惨遭蹂躏，我当了逃兵，真是愧对先祖之教导。”坚决回到北平。北平沦陷后，王揖唐当了汉奸，几次请刘春霖出山，许以北平市市长之职，刘不为所动，骂王是“筋骨软的东西”。
    王揖唐一怒之下，让日本兵抄了刘春霖的家，刘春霖好藏书，积累善本超万卷，被全部没收，后在社会舆论压力下，予以发还。刘春霖患有心脏病，经此挫折，在睡眠中突然发病去世，时年71岁。
    当年不肯为刘春霖担保的胡光签晚年生活困顿，刘托人予以资助，胡称：“润公（刘春霖字润琴）不记我前嫌，我已敬佩不已，今尚惦记我的生活，助以重金，更为不安。过去之事，悔恨不及。”刘春霖却说：“以前之事，我从未记恨胡老廪生。”
    因为是状元，刘春霖虽经世变，一生尚算平稳；但也因为是状元，刘春霖被各派利用，壮志难酬。刘晚年热心公益，在教育、赈灾等方面贡献甚多。被赞为“中华脊梁”和“义士状元”，依然离不开状元这个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