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知先生的部分学术成果
    
    1991年与孟列夫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前留影。
    我们毕业，他即办退休，那是1991年，他65岁。当时，正在进行的不少大型敦煌学研究项目，如《英藏敦煌文献》《敦煌文献分类辑校丛刊》《敦煌学大辞典》等，他都是主要的参与者和重要的组织者。在这些研究工作中经常接触他的学者，对他的了解都远远超过我所知道的。比如，有好几位谈到沙先生的好吃会吃，我就一无所知。
    5月2日一早，我收到了沙知师的长女沙鸥师姊的微信：
    我父亲4月23日5时因肾衰竭伴阿尔茲海默病在家中安然离去。生前遗愿:不搞任何仪式，不发讣告，后事从简。考虑到事发时临近5.1节日，为了不影响你休假，我们姐妹俩商定今天向你告知，乞谅。附几张3月30日生前最后照片留作纪念。
    沙知师1926年生人，得享高年。恩师的离开，我有思想准备，但这个准备又严重不足。2015年圣诞节那天，忽然接到沙鸥师姊的电话，说沙师突然不认人了。我驱车赶过去，只见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晃着他的胳膊喊他，他也没有反应。我俩赶忙把他送往中日友好医院。入了急诊室，情况非但未见好转，反有恶化。沙鸥师姊急得哭，我就劝她，老人高寿，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之稍显镇定，大概是因为我经历过父亲的故去吧。
    医生怀疑是药物中毒。次日，我将血清送往八大处三七医院检查，却无大碍。第三天早上，我到医院，老人已渐从昏谜中缓过来。沙师姐指着我问他：“这是谁？”他嘻嘻地笑。“你要连他都认不出来，你就没良心了啊”——听着女儿的“训斥”，他还是吃吃地笑。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指着我说：“我当然知道。小孟嘛。”经此变故，我是有些思想准备的。
    当天，他从急诊室转到了北区的干部病房。休养了一阵，就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去年五一节，我陪北大历史系的荣新江、朱玉麒及人大国学院的孟宪实等先生前往拜谒。老人身体很好，谈兴甚浓，头脑极为清醒。出来，我还跟他们三位说，这样的身体和头脑，寿登期颐，没问题。年末，北大拟召开纪念汪篯先生诞辰百年座谈会，吴宗国先生请他谈一谈与汪交往事，并命我记录、整理。我到沙府，他和我谈了一个下午。事后，他即亲自执笔，敷衍为文，极为翔实、准确。不想，数月后，他便仙化了。
    老人晚年身体虽也有些毛病，也有些痛苦（主要是因查出前列腺癌，服药导致了抑郁症），但总的来说，生活能自理，头脑很清晰，生活质量相当不错。后来听沙鸥师姐说，临去前，也有痛苦，但我想，并非久缠病榻，年事又高，这样的痛苦，对他而言，或许总是不算太严重吧。5月3日夜半时分，在微博和微信，向学界同仁作了通报：
    昨天是五·一节后工作的第一天。早七时顷，收到沙知师女儿发来的微信，方知沙师已于4月23日于家中安祥仙化。老人生于1926年，享高年，寿终正寝。晚年虽亦有疾病，但得女儿悉心照料，生活质量相当不低。用我们农村人的话说，此乃前世所修。晚年住在柳芳，是我上下班所乘地铁13号线的一站，故常于返所日下班途中顺道前往拜谒。他所知掌故甚多，言及同辈学人，于沽名钓誉者极为不屑。看到沙师姊发来的微信，老人可谓说到做到了。他在同辈人中，藏书较多，虽多属常用书，但于西北史地，特别是敦煌学，收罗甚富。身前他已将前一部分捐给了家乡的图书馆，另一部分较为专门的藏书则捐给了他毕生服务的人民大学历史系。附图是去年五·一陪几位师友前往拜访时所摄。仅去一载，即天人永隔。
    5月23日，恰逢沙师仙逝一个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组织了“沙知教授追思会”。沙先生的同事、同行来了不少。所谈的许多事，都是我所不知道的——我随沙先生读书，他还历已过。我们毕业，他即办退休，那是1991年，他65岁。当时，正在进行的不少大型敦煌学研究项目，如《英藏敦煌文献》《敦煌文献分类辑校丛刊》《敦煌学大辞典》等，他都是主要的参与者和重要的组织者。在这些研究工作中经常接触他的学者，对他的了解都远远超过我所知道的。比如，有好几位谈到沙先生的好吃、会吃，我就一无所知。我随他读书期间，每隔几周就到他府上，汇报我的读书情况，到了傍晚，他总会关切地说：“太晚了，不然该赶不上晚饭了。”在他粉刷房间，我帮忙时，他留我午饭，吃的是他炒的榨菜肉丝，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作为咸菜的榨菜，居然可以跟肉丝炒，那么别有风味。沙师掌勺的样子，也颇有大厨范儿，至少跟我们山西人名为炒实即炖的烩菜作法，差别甚大。他晚年住在柳芳沙鸥师姊处，有时我去拜访，赶上饭点，他也留我吃，但多半是饺子、馄饨之类；我总疑心，沙师姐的厨艺大概不如乃父——一次，不知聊到什么，沙鸥师姐说沙老师要求很高，比如某个调味品，他要求买某个牌子，而且还必须到某家超市去买这个牌子。这也让我这样一个从小在县城城关长大的孩子大吃一惊，沙师原来如此讲究。
    我第一次见沙知师，是他给我们讲隋唐史课。那是大学二年级的上半学期，即1985年秋季学期。11月13日（星期三）日记：
    今天是沙知教授给我们上隋唐史。他的确很有学者之风。他看上去十分清瘦，而显得身体较弱……他告诉我们史料的出处，还告诉我要读《食货志》《职官志》……还问我读了些什么书。我告诉他，我读了《论
    语》、看了三本《春秋左传注》，再者就是依教学大纲看了些原始材料。他听了，很高兴。
    11月17日（日）：
    上周我们换了老师，是沙教授给我们带隋唐史。在上课之初，给我们介绍重要史料、史籍。在这当中，也告诉我们不少治学的方法。
    11月20日（三）：
    下第二节课后，和沙老师聊。他和我们讲了许多，推荐我们看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的序。我读了三分之二，挺难懂的，但其味无穷。
    11月21日（四）：
    听了沙老师的推荐，仔细地读了一遍顾颉刚先生《古史辨》的自序和《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在刚开头读时，因为它有很浓的文言色彩，使我不得尽懂，因此就想到要返工，而且前面有三分之一没有读懂，便觉得十分乏味。若不是沙老师推荐，我早想一扔了之了。但我仍硬了头皮，读将下去。奇怪，“柳暗花明又一村”，越往后读，兴致愈高，随手摘的东西也越多。读到最后，我竟不忍释手。真的如沙老师所说，他在大学读后，受益匪浅。我不敢说收到了和沙老师同样的效果，但亦觉得益甚多。尤其自序感人至深，治学方法跃然纸上，许多经验仍值借鉴。若将此序印成单行本，那将会使初学史者受益无穷的。
    11月23日（六）：
    上午我把那些问题给了沙老师，他让我下周二去他家。
    11月26日（二）：
    下午到了沙老师那儿。他从2点给我讲到4点。讲了好多，我记了些笔记，现在整理如下……
    我记得，我是照着他给我画的“路线图”，从人大坐332，到动物园换无轨111，到他习惯称为铁一号（即段祺瑞执政府的铁狮子胡同一号；那时，早已改称张自忠路三号了）的院子“红二楼丙组三号”去请益。这是我第一次到教授家。进门来，满屋的书；看着成套大部头的《册府元龟》《全唐文》《文苑英华》等大开本精装书，完全被震住了。我完全不能想像，个人还能买得起这么多这样的书。我想，我这辈子是买不起这些书的。
    期末考试前，停了课，任课教师有一次辅导。1986年1月23日：
    下午沙知老师来给我们辅导。我和他聊了半下午，每当我见到他，和他一搭话，便增强我作学问的愿望。他是我见到的治学极严谨的学者，纯粹的学者风度。他的话即使不唱高调，那种基调也是极高的。
    ……
    沙老师一直要我有计划地读些书。前四史至少看一部，《通鉴》要仔细地读至少一遍，《廿二史札记》读一遍。现在需要看的书实在太多了，我真有些茫然，这么多书何时能看完？但要读要看！
    放了寒假，我回老家后，还在春节前夕给他去过信。2月7日（腊月廿九）：
    前几天给沙老师去了一封信，一则拜年，一则寄钱买书……他带上我之后，总使我懂得了怎样学，我的确应该感激这位师长。他治学的严谨使人不得不钦佩。作学问应该如此。
    开学后的一天，同学给我捎话，4月7日（一）：
    昨天晚上刘兵带给我一个消息，说沙老师告诉他，他除礼拜三有事外，其他时间均可以去他家。
    大概读《通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以后，我每隔两三周，就到沙知师家一次，通常是周末的下午。刚进去，惴惴地汇报一下我的读书情况，特怕他问我什么。好在十分钟，最多一刻钟以后，就开始聊。所谓聊，是他说我听；偶尔我也插几句，比如他对现实发点牢骚时，我就表态支持。当时往往把政府的错误决策造成的损失，美名为“交学费”；他就很不以为然，说这学费交了多少了，怎么总也学不会呢。说到有些人所谓的辩证法，他就嘲讽道，哪里是辩证，分明就是诡辩嘛。谈到理论，说讨论“五朵金花”时，翁独健先生即幽默道，“画鬼容易画人难”——理论是空对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横竖没法证明；考据就得费点劲，得收集、排比、分析材料，大家可以验证你收集的材料全不全、对材料的分析对不对。说到考据，又引前辈学者的治学经验，谆谆告诫：“说有易、说无难。”他知识面很宽，跟学术界的交往又多，知道的掌故也就特别多，天南海北，我听得津津有味。对解放前史学界的情形以及当下学术界的了解，都来自听他聊天。我买书，就是从听他说的这些人、这些书开始的，是“照方抓药”，所以，我搜书基本没有一个淘汰的过程。
    此后的日记，记下了我读过的一些书，如4月23日，“读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5月11日，“读严耕望《治史经验谈》”。9月25日，“读梁任公《新史学》”。12月18日，“中午看完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还将此书与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信口作了番比较：
    在论述问题时，似缺乏连贯性，他以其卓识，发现了好多问题，但未能再深入论述这些问题的原因，而且在论述方法上，给人以提出命题、然后举例证明的感觉，而不是给人以连贯性、理论性的感觉。在这点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超过此篇。似乎《渊源》有一条线，而《政史》则缺乏之。在论证形式上，《渊源》胜过《政史》；在发现问题上，《政史》超出《渊源》。
    其实，发这个议论时，我并没有真正读懂。这两部重要的著作，沙知师在课堂上并没有特别提出，也没有列入参考书；是我到他府上，他才特别推荐的。我当时还问他，何以不在课堂上向大家推荐；他说，大张旗鼓推荐，会被人揪辫子，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史观。当时，我心里是觉得他过于小心了。今天想来，经过历次运动，他心有余悸，实在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不久之后的“清污”，不就证实了他的忧虑吗！这些书，无疑都是沙老师开列，让我去读的。今天我还记得他推荐我们读《治史经验谈》的神情，珍藏至今的那本模糊之极的唐史学会翻印本，也是由他代购的。
    系统阅读的是《通鉴》。12月28日（日）：“下午读完《通鉴》第16册，还有一册，全书即可读毕。”这里一定有笔误。我读的是平装本，全套20册；差一册即读毕，则应该是第19册。但下一个学期（1987年的春季学期），就是大三的第二学期，按学校规定，要作学年论文。1987年5月21日（四）：
    昨天下午我到沙老师处交了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可能要写唐后期藩镇的问题，诸如为什么元和会出现中兴？——这与外廷、宦官关系如何？总之是唐后期政治史方面。这样一来，我就不能按原计划翻过头去读《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了。花几个月时间去读两《唐书》及一些人物的传，把中后期的政治搞清楚。
    ……
    现在的任务是结束《通鉴》，然后看两《唐书》，准备毕业论文。
    可见，到这个时候，《通鉴》还没有读完。我印象中，这部书我是陆续用了一年，才算过了一遍。
    沙先生以治敦煌学名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历史研究》发表了研究吐鲁番租佃文书的论文。七十年代，新疆吐鲁番文书出土，他也参加了整理工作。据说，放弃文书分类，唐长孺先生最终采纳了以考古学墓葬号来进行排编的整理方式，就跟他的意见不无关系。他给我们班讲隋唐史，当然会介绍文书。但我随他读书，他却并没有马上带我进入文书的学习，而是要我按部就班，读基本史书。但一个小意外，让我得以实际接触到了文书。
    上个学期即1986年9月份，他骑车时，当左脚踩着自行车的脚蹬，溜车，撇起右腿，正准备迈过车座时，左脚滑下来，车倒了，砸他身上，腿骨折了。那时，他正在做敦煌契约文书的整理研究工作，基本是按号，将所需要的片子到北海的北图冲洗出来，再作录文。他不良于行，就让我去帮他冲洗文书照片。1987年4月8日：“在北海北图请李师傅给沙老师冲洗敦煌文书照片。”4月10日：“下午，到沙知老师处，帮他核对文书片子。” 4月14日（二）：“中午到沙知老师处。下午到北海北图，还李师傅物。”记的就是这件事。下个学期，他建议我通读《唐五代赋役史草》，10月19日（一）：“上周六我请文史室的老师把吐鲁番文书从大库里领了出来。这是由于我读《唐五代赋役史草》时，遇到很多文书，我想核对一下‘原件’，看一下。现在，我觉得非常有抄录其目录和题解的必要。”所谓原件，加了引号，可知并非图版（那时还没出图版），而是正在陆续印行的小开本的录文本。大概图书馆没有购置复本，所以就放在了库本阅览室（历史系资料室零星有几本，但不全）。我是本科生，没有资格到库本借阅，所以得请主要面向本科生服务的文史阅览室的老师开条子，说明该阅览室无此书而该生需要，我才能持条到库本借阅。同时，我还请同乡的研究生帮我在库本借阅过《唐令拾遗》。10月26日：“上午请同乡姚毅借出《唐令拾遗》，翻一上午。”10月27日：“上午看《唐令拾遗》。”借阅《唐令拾遗》跟翻阅吐鲁番文书有关，也是他让我去翻阅的。大学毕业前夕，恰逢唐耕耦先生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出版，经沙师介绍，我登门到三里河物资大院唐宅以八折约二百八十元钱购得一部。读研究生时，也旁听过张广达、荣新江两先生合开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课，但于敦吐文书，我却始终未得入门。
    尽管自以为读了一些书，长进却并不大。1987年11月28日：“到沙老师处。他批评我读书不仔细。”这主要还是自己
    程度不高，理解和认识都极肤浅。到了写大学毕业论文时，我怎么也找不出题目。沙师建议我用学校购置的《敦煌宝藏》，将写经题记中有确切纪年的题记尽予辑出。这是项资料性的工作，但要求辑录要全、录文要准确。他的本意，是想以这些有准确编年的写本作为“样本”，据其字体，来推定无系年的写本年代。这项工作勉强完成后，系里质疑这是否可以视作毕业“论文”。当然，是沙师出面，方得通过。其时，他正参与主持《敦煌学大辞典》的编撰工作，曾想让我修改完备一些，作为该书附录。1988年12月5日：“下午到沙师处，嘱我将毕业论文作完，作为附录，收入《敦煌学大辞典》。”但随后不久，即相继出版了薄晓莹《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特别是后者，体例完善，收集齐全，录文精确，我的工作既没有达到发表的水准，也没有了发表的价值。
    他对文学很感兴趣，我有限的现代文学的知识，都得自他。那时，湖南出版了一套“骆驼丛书”，小窄条的开本，每本印得也很薄，其中有一本舒芜的《周作人概观》，他推荐我读。此后，我就开始收集周作人的东西。正逢岳麓书社陆续出版周作人的小集子，钟叔河主持的，不仅作了认真的校订，每本后面还都附有索引。我基本是遇一本买一本，凑了不少本。岳麓还出了《沈从文别集》，装帧印制都颇雅致，我也购得一套。沙知师的文笔很好。他的学术文章，特别是他写的一些有关敦煌文书的跋，都极有文采，却不掉书袋；学术文章写得有文人气。字写得也漂亮、潇洒。在这方面，大概常伯工先生最像他。系总支书记曾说，当年常伯工这一届（78级）学生毕业时，他跟系总支说，其他人怎么分配，他不管；他就要常伯工留系。他还常常提到胡适，特别是对大陆刚刚印行的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称赞不已。我之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胡适古典文学论著、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分类论著集，都是源于他的推荐。
    知识的传授之外，我觉得沙知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学术价值观的建立。他常说“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要树立一个高标准。他给我讲的学界人物，都是学术史上有地位的人物；介绍的学术论著，都是能“站得住”的经典之作（前几年，在唐长孺文集出版座谈会上，他说，经过几十年的考验，唐先生的东西“站住了”）。那时中华书局刚刚影印了严耕望的《唐仆尚丞郎表》，他建议我购置，并说“这样的著作，才能传下去”。他要我读的论著，就是这些能站得住、传下去的经典，而且要我反复读。他告诫我，要多练多写，但不要轻易发表，“不要把手写滑了”；时时提醒，并非“变成铅字就是成果”。 我这样一个刚入学不久的大学生，虽然对学问有些热情和憧憬，但于学问之道却一切懵然。他是大教授，风度极好，学者气十足，不能不让人敬重。于是，自然而然，我便把他的判断、他的价值观，视作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价值观。这正是所谓熏陶吧。
    沙先生的论文并不算多，但他在同辈和上辈学人中，学问和为人的口碑都极好。吴玉贵先生就曾告诉我说，他的老师马雍先生就总跟他说，沙先生学养很好。沙知师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敦煌文献的收集、整理上。这是一项具有高度专业性的工作，不同于一般文献的整理。可以说，整理，就是研究。他心很细，是属于慢工出细活那种。所以，他整理的敦煌契约文书、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都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后来居上，成为精品乃至定本。他的性格很适合做这一工作。他在学术组织方面，也花了许多功夫，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敦煌学的起步、展开、提高，倾注了许多心血。受他关照、提携的晚一辈学人，一定会记得他。
    他教我们隋唐史课时，已年近六旬。对他早年的经历，我不甚了了。只知道，他是1947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1949年转学至北大历史系，1951年大学毕业，系里本想让他留系，给杨人楩先生当助教，未果；他又想进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时任所长的梁思永先生已跟他谈过话，但也未能如愿——当时已经要“统一分配”，个人选择余地很小。于是，他被分配至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当了两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校。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以郭沫若的名义，组织编撰《中国史稿》，他被借调到历史所，参加了这一工作，被分配参与秦汉史的写作。“四清”前后回到了学校。不久，就是“文革”。“文革”中，人民大学停办，历史这一片，以编修清史的名义，端到了北师大。据说，北师大也并不大管。“文革”后期，他一度参加北京市宣传部组织的法家著作的注释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主持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文革”结束，人民大学复校，他奉命回校，参加了筹建历史系的工作。尚钺先生是主任，他是副主任，在物色教师、购置图书、邀请有关专家来校授课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吧——追思会上，1978级的学生回忆起他们读书时，不少校外专家如王永兴、裘锡圭等曾来校授课，大都是他约请的。他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术力量，以便将来承担如古文字学等方面的教学科研任务，可惜最终未能如愿。
    他退休后，依旧忙着他的事。他参与组稿、撰稿、审稿、改稿的《敦煌学大辞典》于1998年印行。同年，耗费了他极大心血的精心之作《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得以出版；在前一年为该书所写的《后记》中写道，“书稿1993年交出以后，编者大半时间不在国内”——他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敦煌写卷的访求和《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的整理和研究上。这部书出版的2005年，他已是八旬老者。这以后，他才渐少外出奔波，我也才得以时常趋谒。这时，我已没有了读大学时对他的那种强烈的崇拜感，常常是他说了什么，我有时会拍拍他腿、摇摇头，倾身凑近他耳朵，加以解释或纠正——他重听，但并不是一味高声就能听到，而是某个音频衰退了；若能对上这个音频，他便能听得清。老师真的是老了。当我没有从前那么强烈的崇拜感时，感情却似乎更深了。
    真正可以说得上我帮他做过的事，大概只有一桩、两件。所谓一桩，就是纪念他的老师向达先生；两件，就是帮他编《向达学记》和代表他参加筹备主要由荣新江先生发起的纪念向达先生诞辰百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所谓帮，也不过就是拎包打杂，在他与出版社之间跑跑腿、联系一下而已。也正是居中联系，得以“上下其手”——他写《后记》，称我为“学棣”，我给责编孙晓林先生稿子时，改作“我的学生”。结果，书印出来，他很生气，说哪有人大剌剌称别人为“学生”的呢，非要责编收回书，进行挖改后再发行。晓林先生好说歹劝，答应把这四个字贴住，才算完事。他是秉持现代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原则来看待师生关系的，不是旧式的师徒关系。
    沙先生温文尔雅，我则比较糙，说话总是太随便。他常劝我要少说话。送我出门时，也常常会叮嘱一句，“出去别乱说”。一次，因编《向达学记》的事，孙晓林先生请他在鼎泰丰午饭。其间，晓林先生开玩笑问他：“您觉得小孟怎么样？”老人羞涩地笑道：“还可以、还可以。能说到一块。”现在，老人走了，我下班途经柳芳时，再也不能想着下车、拐到北里去跟他聊天了……
    2017年5月31日，改定于新都槐荫室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