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邓广铭（前排右）与周一良（前排左）参加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活动
    
    1980年代，邓广铭在学术会议上发言
    
    1980年代，邓广铭（左一）与学生们在北大中古史中心
    
    1977年，70岁的邓广铭在颐和园
    邓先生的性格本来豪爽、痛快，那几年，他简直处于亢奋状态。那个时候，“邓小平”三个字，已经成为符号，只包含一层意思：拨乱反正。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小平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恢复了，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连续招生三年，1977年、1978年、1979年，把被甩到社会各个角落、却一心只想上学的一部分青年吸收进了高校。中国的高等教育，拨乱反正，回到了常规。说是常规，恢复起来并不容易。就北大历史系来说，当时的拨乱反正，多亏有个邓广铭。这个时段，有邓先生站出来担任系主任一职，应机立断，雷厉风行，有识见、有担当。他做了很多事情，也引出不小的议论。对于历史系的这三年，如今我们完全可以做一番从容的回顾与评价。我觉得，当时如果没有一位邓广铭，历史系的后来当与今天有若干的不同——至少，中国中古史中心就提不上日程。在邓先生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周一良、田余庆、马克垚、何芳川四位主任。他们在任内，各有各的环境，也各有各的担当。环境、时空不同，完成的任务也各异。1978—1981年，历经板荡十载，动乱方平，邓先生应运而出，他拿得起、放得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撸起袖子”干了一把。能让历史系由乱而治，已属不易，而乱中竟然还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应当说，在历史系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拐点。
    学校本来是一个打钟上课、打钟下课的地方。“文革”以前，像一教、二教这些大教室里面装有电铃，响铃上课、响铃下课；而分散的小教室，多半由小语种教学或高年级使用，则要听未名湖畔的钟声有行有止。钟声、铃声岑寂十年，到了1979—1981年，倒退回去，电铃不灵光，双轨变单轨，上课、下课，全靠未名湖畔的钟声了。打钟人老赵，多少步走到钟前，计算精准，钟声不差半分，电铃呢，常在不该响的时候突然冒响几声，反倒成为一件恼人的事。打铃问题，在周培源校长任内没排上日程，到了张龙翔校长的后期，才算完全解决，那就到了1982、1983年了。至于教室的窗子没有玻璃,西北风直往屋里灌；数九寒天，暖气片只散出丝丝温意；学生恼火食堂的大字报隔三岔五就贴出几张……如此等等，校长发愁的是这类事。这就是当时的北大。
    学校的大环境如此，历史系如何呢？名教授凋零甚多，翦伯赞、向达、邵循正、齐思和、杨人楩、汪篯等六位名家几年之内先后故去，教师阵容大不如前。其实，这已是有目共睹的损失，而历史系的沦落，何止于此？！我可举出两事为例。第一例，性质虽属极端而个别，或可借此一斑得到些许的了解。那个时候，系里有什么活动通告出来，都是写在一块小黑板上，由主事者自己去写，不过是时间、地点、事由等等，多不过百字，字体好坏不论，要命的是错白字。三个通知，就得出现一处，甚至一个通知里出现过两处。写这个通告的，是留校任教的老师，还在系里主持些事情。我要说的是，这绝不代表青年教师的一般水平，这是一个很个别的事例，但留校的青年教师，水平跌到这个份上，多少也说明些问题。另一例是称谓。说到这个称谓，可就不是偶见、极端的个别事情了。因集体生活频繁，彼此如何相称，这是每人、每天都要遇到的事。且以邓先生来说，在他出任系主任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直呼他为“老邓”。在历史系师生同住的36楼里，一个好长的楼道，一人在东，一人在西，东头高喊“老邓”，呼之者有六十岁的，也有三十岁的，呼声坦荡而自然，被呼的邓先生倒也不很在意，应答一如平常。读者朋友有所不知，这是“文革”破“四旧”的结果，也是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结果。总而言之，没大没小、错白字连篇，虽不可用来概括历史系的全部，而斯文受辱、乐坏礼崩，确是当时的客观存在，并非夸张。就是在这种状态之下，学校找到了邓先生，请他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话说邓先生当年72岁将满，孔夫子周游列国的年纪早已过去，系主任一职，他婉拒亦无不可，不想竟出手接了过来，这倒成为一个非常之举。四十年过去了，如今我们不免一问，行事素来有见的邓先生，何以会做出这种非常的举动呢？
    准确地说，邓先生接手系主任一职是很痛快、很情愿的，说不上被动，更没有什么无奈。在邓先生来说，他这样做，完全出自一份情怀。可惜的是，他的这份用心和情怀，当时没有为许多人所窥察和理解。这样，就使后来发生的事，因不知情、不理解而生出误会。他当时的心理是，环顾系内，同怀、同辈远去的远去，留下某家一人，如今的系主任一职责任又是非同往常，我不担起来还让给谁！历史系已经濒临如此境地，再有推脱就说不过去了。那个时候，邓小平派到北大来的新党委威高望重，承载着全校师生员工的期望，心存这种感念的邓先生，听到新党委一声有请，他没有半晌沉吟，即刻出山了。他扛起系主任这个担子，是仁是勇，其实跟请缨出征差不了许多。
    上面这段分析，是我从当年的观察和后来的参悟中得来的。时隔多年，才迟迟生出这一点醒悟。我想，后来发生的事实，或许可以印证我的这个看法。
    邓先生的性格本来豪爽、痛快，那几年，他简直处于亢奋状态。每天上午，他都到二院来坐班。那个时候，房子紧张，他没有独用的办公室，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人进人出。年轻的朋友，你知道这进门的，当年是个如何进法？叩门而进那是知礼的，推门直进那是有怨的，一脚踢门闯进来，那一定是积恨多年、又无处伸发的。隔壁是总支办公室，那里更热闹。历史系总支两位副书记张万仓、郑必俊埋头清理历史系近三十年的冤假错案，前后足有半年之久。有人进去申诉啼哭，有人感谢平反甚至下跪，弄得他们手足无措。邓先生接待来者，无论来自校内校外、事大事小，本来都是些跟他无关的杂务，处理起来总是那么耐心。他办不了的，至少会告诉来人该去找谁。那个时候，“邓小平”三个字，已经成为符号，只包含一层意思：拨乱反正。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小平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我在旁边看了先是心里好笑，慢慢也感受到他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对自己说出的话负着责任。邓先生上任在1978年底，这个时候，77级入校已大半年，78级入校也有三个月了，一朝遂愿入校，两届学生都在嗷嗷待哺。上课，这是劈头第一大事。
    没有任何准备。上了轿还没扎耳朵眼，一切都是遭遇。邓先生当时的第一个决定是，青年教师不急于上课，更不要去上基础课，要去进修。他跟我说：“你说谁能上课？要不是这个岁数，我该先上！”他还跟我说：“能上的，倒是有两个，可他们能来吗！”邓先生说的这“两个”，一指周一良，二指田余庆。当时这两个人正在“梁效”学习班接受审查。这样，邓先生外请了一批人来开课。一时之间，历史系的课堂上外来教师云集。有宁可讲《中国通史》、蔡美彪讲《辽金元史》、漆侠讲《宋代经
    济史》、胡如雷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讲《历史知识讲座》、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人。“文革”十年、晃荡十年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个时候，谁不想上课？其实，在“文革”后期，只要有一点点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语、或是学了日语。我们的历史系，考古专业老师的成果最早见了天日。发掘的发掘，发文章的发文章；历史专业老师的抽屉里，也有不少存货。对于这一点，邓先生可能估计不足。
    不满尽管不满，可在邓先生面前敢于表达出来，那是另一回事。我担任总支书记，觉得有责任反映给他；可怎么说出来，也很费心思。一天，趁着有事，我到邓先生家里，先说了些别的，挺顺利的，最后才说请人上课的事。那个时候，新闻、电视里正连续报道日本从中东引进石油的事，我拐弯抹角，只说请人讲课虽好，可中东的石油一断，就麻烦了。我刚把话说完，邓先生就把脸一沉，说：“我一直以为你支持我的改革，原来你不支持。今天晚了，不留你吃饭了”——吃饭，这事打从哪儿说起呢？邓先生从没请我吃过饭，当天也完全没提过吃饭的事。他的意思我明白了：不留你了，你走吧！
    跟邓先生的接触多了，我有一点感悟。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如像邓先生所说，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事实上，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广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今天拿出当年的课表一看，还得承认，授课的水平保持在相当的高度。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一张课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邓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拨乱反正原是全国的部署，这几位外聘讲课者所在的单位，拨乱反正随后也被提上日程，他们在北大讲了一阵，便陆续回到原单位去了。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抢先一步，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就了此事。我当时只忙一些杂务，跟学生没有接触。隔了好长一阵，才听说这批学生的程度非同一般。后知后觉的我这个时候悟到，如果按照以前36楼那个模式，任谁都可以登台上课，有人让学生轰下讲台，也说不定。
    应急之外，邓先生也有长远打算，那就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要调几位名家进入历史系。邓先生先后提出调入的有三位王先生。
    第一是商调王利器。王利器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个古籍部门工作，1973年跟邓先生一起在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后来他整理古籍近两千万字，大有成就。社会上“万元户”兴起的时候，他被人们称为“两千万富翁”。这位“富翁”的调入一直没有进展。二是商调王仲荦。王仲荦也是邓先生在中华书局整理“二十四史”的同伴，1951年到山东大学任教。上个世纪50年代，有过一本有名的杂志《文史哲》，他是三位创办者之一。王仲荦本是章太炎的弟子，周一良后来挽王仲荦时有一联：“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邓先生看中了这位王先生，遂由北大人事部门出面三次去函商调，王仲荦本人很客气，只说：“山大已经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了”（见《中国历史评论》第二辑27页。姬妍、周应奇：《一代史学宗师——王仲荦》，原载《我心目中的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山大的人事部门很有意思，他们没有用人事部门惯用的业务语言做出制式的回答，而是有一封书信发给北大说，我们山大想调你们北大历史系的邓广铭过来！邓先生本来决意调王，不想反遭此一回幽默，此后调王仲荦的事绝口不再提起。
    山西的节奏好像比北京慢一点。商调第三位王永兴的函件一去，对方山西教师进修学院表示同意。可调人的手续办起来相当繁杂，按照常规要耗费很多时日。在办理后续事务的过程中，对方的口气慢慢出现变化。办到山西省教育厅一层，卡住了。王永兴的分量，到这个时候，山西慢慢掂了出来，跟着事情就完全变了。眼看满盘全输，这下急坏了邓先生。
    后来调动顺利成功，王永兴先生来到历史系任教，说起来这完全是个戏剧性变化。这里就要说到一个人——逝去多年的李培浩。1959年，他毕业于历史系，当时还是一位青年教师。他头脑灵活，人很活跃，办事也热心。那几年，他给邓先生帮忙，出出入入，做了不少事。他在系里没有任何职务，全凭热心。一天，邓先生、我、李培浩三人说到王先生调动遇阻的事，李培浩说，教育厅不答应，只有找省里一条路了。可省里找谁呢？我们当时知道的就是省委书记。从报上看到他的名字是李立功。李培浩说，请北大新任的党委书记周林写封信给李立功。周林曾任贵州省委书记，周、李二人应有同僚之谊，就是没有交集，也会彼此相知。商量了一会儿，又觉得，先报告周林，等周写信寄李，到达后者手里又是什么时候，更不可知，这个办法的流程太繁，恐怕来不及。后来说，干脆我们起草一封信给周林，请周签字发出就好。最后李培浩说，我们何不就用周林的名义写封信，直接寄给李立功本人亲启，或许还来得及挽救。邓先生说：“好！这个主意好。周林跟我说过，让我放手干，凡对历史系有利的事，他全支持。我以后会报告周林，他不会不同意。”又对我说：“现在就写。你动笔，竖着写。”我写个抬头“立功同志”就打住了，总得像熟人一样先问候几句做个铺垫吧，可说什么呢？周林和李立功，都当过省委书记，至于他们的其他关系，我们三人都不甚了了，往下没词儿了。还是李培浩灵便，他说就写“文革”十年，我们都有磨难——一笔带过，跟着写，现在我出任北大，兹有一事相烦……三个人凑写了一封信，当天发出。后来的事情居然出现转圜，调动成功，是不是跟这封信有点关系则不得而知，要知详情，那只有到山西省去查看档案了。
    王永兴先生调来了，此后又生出许多故事。邓、王两位的合作，可以说是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最后“烧”出一个中国中古史中心来。考古专业从历史系独立出去了，历史系少了半边天；另有一个中古史中心新生出来，历史系的分量没减，在全国高校的历史学系之中，仍是第一重镇。
        （作者为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