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丁玲一样，女作家草明也是以自身生命史与文学史的结合，投身到现代中国的历史实践中去。不过，与丁玲不同，草明以一种与女性作家更加“不协调”的形式创造历史，这就是她的工业题材的创作，从1948年被郭沫若称为“第一部写工人作品的成功”的《原动力》开始，她先后创作了《火车头》《乘风破浪》等一系列工业题材的作品，开拓了当代文学新的表现空间和话语形式，有评论家对此说到：“这三部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正好构成了一部我国50年代的工业发展史。”女作家写硬的工业题材，草明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完成了这一看似难以想象的高难度动作，而且如茅盾对她的《原动力》的评价那样，她“以诗人的素质，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更重要的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草明的当代工业题材的创作，不仅开拓了新的文学创作空间，而且在理论乃至话语形式上都提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范例，魏巍将此命名为“草明现象”。
    二
    题材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写作对象的选择问题，而是包含了一种历史的张力，正因为如此，在当代文学中，题材问题往往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于工业题材来说，这就意味着工业、工厂，尤其是工人如何进入历史，如何登上新的历史舞台并被正确地表现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草明的创作更加体现出她的理论价值与文化价值。
    其实，早在草明创作生涯之初，缫丝女工就是她笔下非常重要的表现对象，这与她的切身经历有关。草明是广东顺德人，从小就大量接触到缫丝女工，甚至如果不是因为贫苦，“拿不起拜师钱”，她可能十来岁的时候就会成为她们中的一员，这也成为她接触工业生产的一个开端。但此时她笔下的女工并不能称之为工业题材的作品，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女工的身份更加接近我们今天的“农民工”，而非现代化大生产的产业工人，更重要的是，作家在关照这些女工时，是以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关怀的眼光进行审视的，在她们身上，作者并未看到一种历史与政治经济的痕迹，正如多年后作者在回顾这期间的创作时所思考的那样，“我青少年时代虽然接触到许多缫丝女工，而且还写了她们，但我还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她们的生活，还不熟悉她们的感情和内心世界。”“我真正了解它，却是在我参加革命活动以后，懂得了剥削，才懂得她们的歌里的愁和恨的意义。”
    而真正使草明获得一种新的历史与创作眼光的，是她反复提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对《讲话》的学习以及与毛泽东的通信和谈话，草明开始重新塑造自己笔下的工人形象，她认识到“工业文学……还是要写人，写人的命运、人的思想、人的感情，这才是文学创作的中心内容。为写工人而写工人，社会意义就不深刻，思路也越来越狭窄。因为工人也不是孤立的，他和整个社会，和国家、民族、和历史都是紧密相关的。”工人的“社会性”，他们和历史的关系成为了作家新的观察视野。在这种新的思考领域中，孙怀德、李学文、李少祥，这些老工人、新工人的形象不再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劳动人民，而开始以一种新的精神面貌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由此，作家笔下的工人形象开始焕然一新，用《草明评传》作者的话说就是，“草明，与中国工人阶级是同步成长的。”
    但完成这一创作观念的转向并非易事，即使在深入学习了《讲话》后，真正理解了“为谁写”、“写什么”的问题，但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怎么写”依旧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毕竟最为现代的工业大生产，对那时的中国作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写作对象，同时，《讲话》所带来的新的文艺观，也是颠覆以往的作家创作思想的。草明的做法是将自己的写作与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深入工人生活，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文艺观，从工人的生产和生活中汲取灵感。
    首先，她对自己二三十年代的创作进行了反思，认为自己写工人和穷人，“那时仅凭童年的一些生活体验……住在亭子间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所以写劳动人民不太像劳动人民，语言欧化，劳动人民也看不懂，只能给知识分子看。”为了打破这种限制，“必须在工人中间生活和工作，以便更深刻细腻地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他们内在的感情、盼望、对问题的看法、新和旧的矛盾、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等。”为此，她从1946年到张家口的宣化龙烟炼铁厂开展工会工作，再到镜泊湖水电站，从沈阳机车车辆厂到鞍山钢铁公司，最后又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将自己的大半生都献给了工业创作。苏联著名作家波列沃依在和草明一起参观过工地后，不仅感叹：“这位瘦小的女人在工人当中是自己人，”她和工人之间的交流是“专家与专家在交流，”而这种特有的敏感只能是“艺术家长期生活在工人或农民之中时才能养成的”。
    深入工人生活的同时，她也并未停止思考，思考如何真正地从思想上成为工人的一分子，因为这并不是深入生活就可以自然形成的。在对安徽梅花水库的老工人郑宏九的访问中，他不说个人的成绩，光看到别人的功劳，这给了草明非常大的触动，“在不断接触工人之后，想想为什么自己老是想个人的好处？——要不得，要赶快丢掉‘我’字。”这里的丢掉“我”并非是要作家舍弃自己的创作主体，而是指抛弃深受小资产阶级思想束缚的自己，去获得新的更加广阔的天地。在这一新的世界中，“我”并非是一种“个性”的英雄式的存在，而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作为他们一般的或者说具有代表性的一员存在着。只有如此，作家笔下的工人才能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非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与背景环境相对立。
    此外，草明也非常重视作品的形式问题，这非常明显地表现于作品的语言上，她深知自己语言存在着严重的“欧化”问题，而这在现代文学作家身上是普遍存在的。在学习《讲话》后，她开始关注语言的民族风格问题，要求自己“写浅些，写得明白些，尽量用个人自己的语言，让念过高小的人看得懂就成。”“竭力避免写长句子……竭力避免写心理描写，状物描写和自然描写。”在创作《原动力》时，“考虑到当时工人的文化程度较低，我要尽量写得浅些，让他们看得懂。”这种浅显并不是一种技术上的“退步”，毋宁说是一种更高级的，也是难度更大的写作形式和自我挑战，因为她并非因为语言的浅显就降低了对作品思想性和文学性的要求，更何况这些作品中又倾注了作者对新的工人主体的热切期望，因此必然是经过了更多次的锤炼。
    三
    如前文所说，工业题材的文学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空间的开拓，同时，它更集中体现了一种新的现代文化与政治实践，这就是培养“工农兵作家”，而这也是《讲话》所提出的“人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五四时期开始，白话文运动成为文艺大众化的前奏，随后又陆续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等口号，以至于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鲁迅也提出，“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但最终将这一问题形成理论体系的，还是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自从毛泽东发表《讲话》提出文学为工农兵服务开始，“人民文学”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建构，不仅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更是一种新的文化和政治实践。这其中，关注业余作家的成长就是非常重要的实践形式之一，并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文学培养体制，包括：建立一系列新的艺术教育机构使得工农兵被纳入艺术教育的范围，创办和改造文学杂志为工农兵发表作品提供渠道，老作家培养指导工农兵作家等等，而草明正是这一文艺路线的忠实拥护者与实践者。
    1947年，当草明被派往镜泊湖发电厂后，她很快就发现工人们最大的问题是文化水平低，“他们唱的歌子几乎没有一个音阶唱对的，”于是“我就立刻决定给他们当个文化教员。每天早晨5点钟给他们上课。”就这样，从最初的教唱歌，讲革命故事和工运历史，到后来在鞍钢10年前后创办了9期“青年工人业余文艺创作班”，为鞍钢培养了200多名工人作家、诗人，再到1973年，她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恢复工人文学创作班，几十年来，她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和对工人文化事业的热忱，无私地辅导工人作者，指导他们并帮他们修改作品，培养出了李云德、王世阁、王维洲等30多位作家。她还热情支持机床厂工人们创办了自己的杂志《机床文艺》，并为它撰写了创刊词，使得业余作者们有了自己发表作品和进行交流的园地。不仅如此，她还对全国各地的工人作者们都给予了自己最大程度的帮助，当年的工人作者陈建功就曾多次受到草明的亲自指导。
    不仅如此，草明还一直关心工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在“工人业余文艺创作班”授课时，她每年都要和学员一起学习两个月的《讲话》，讨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因为她一直坚持，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对读者和社会负责，更要对党的文艺事业负责。草明的学生兼助手王世尧回忆说，他曾经细细算了一笔账，草明从抗美援朝到“文革”前共向个人和国家捐款6万多元，其中一多半都是捐给了出工伤和家境困难的工人，而对自己的子女她却要求苛刻，以致于觉得她们会怨自己。
    四
    今天，我们回看草明的工业题材的创作时，往往会觉得有些作品“文学性”不足，甚至将其粗暴地解释为政治的“传声筒”，是政治压倒文学的表现，而忽略了对于“文学性”这一概念本身的反思，以及缺乏对那一段历史与文化政治的同情之理解。
    工业题材的创作在经历了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热潮之后迅速陨落，即使是蒋子龙这样的“新时期”的改革文学的旗手，都逐渐远离了工业题材，这首先来自于当代文学中工业题材本身的难度。如前文所述，题材问题关涉历史的内在张力，具体到工业题材，这一复杂性就在于：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平等信念与工业主义的逻辑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的“主人翁”身份与大工业带来的集权主义（官僚制/科层制）的冲突，这一难题始终困扰着工业题材的作家，草明就回忆说，自己用了两年半工夫完成了《乘风破浪》，小说中着重塑造了劳动模范李少祥这一典型形象。但书出版后征求文艺界朋友和读者的意见时，意外的是许多人都说喜欢书中人物宣传部长邵云端和她的丈夫宋紫峰。这一主角的错位深刻地体现出现实主义文学逼近历史真实的难度，而在多年后的蒋子龙笔下，这一难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作品中更加出彩的依然是处于科层制上层的“开拓者”，而我们也很难在其后的作品中再次寻获一个如李少祥那样的典型形象，甚至与他们渐行渐远。
    “回到文学本身”已经成为今天的文学常识。因此，对于当下的工业题材的创作只能回到一种浅显的人道主义式的关怀，而缺乏一种能够深入苦难肌理的政治经济学的眼光，这或许也是文学在今天“失去轰动效应”的原因所在。这样讲并不是要为过去的历史“招魂”，死去的终究已经死去，而幸存的也终会不死，历史永远在寻找和捕获最能安放它的形式，而文学也从未放弃为现实赋型。鞍山钢铁公司曾经赠给草明一块匾额，上面刻着“延安火种钢铁魂”，这是鞍钢工人们对草明先生由衷的赞誉和感激，也对今天的工业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意义，或许，我们在这里重新思考草明的创作，最大的意义也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