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光晴画帖》（河邨文一郎编，三樹書房，1981年）
    
    金子光晴作“天蟾舞台”（今天蟾逸夫舞台），即《画帖》一书的封底
    金子光晴的个性稍稍有些桀骜怪异，一生没有与日本文坛的任何一派有密切的关系，孤鹜独立。金子与田汉的联系，好像一直维持到“文革”前，在中日关系风雨如磐的时期以及1949年以后的非常年代中，金子能与田汉保持如此的友情，实属不易。
    金子光晴（1895—1975），日本现代诗人，作家，一生经历了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期，对明治晚期的日本具有清晰的记忆，在大正时期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而他波澜起伏的人生大半，也与大半个昭和时期相始终。他的个性稍稍有些桀骜怪异，一生没有与日本文坛的任何一派有密切的关系，孤鹜独立。他少年时即具有了良好的中国古典修养，在汉文老师的训导下，除了四书之外，还熟读《左传》《战国策》《资治通鉴》和白居易的诗，后来又耽读西洋文学。1919年，他只身从神户出发坐船来到了英国的利物浦，后来又在伦敦和比利时居住了两年，西欧的绘画和文学，令他十分痴迷，尤其醉心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和凡尔哈伦（他后来翻译过许多他们的诗作）。有一个时期，他在欧洲潜心阅读，日夜浸淫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在这些象征派诗风的熏陶下，诞生了两部诗集《赤土之家》和《金龟子》，后者成了他的成名作，初步奠定了他在日本现代诗坛的地位。
    后来他带了妻子想再度去欧洲游荡，因阮囊羞涩，作为去欧洲的准备，他在上海待了三次，前两次分别是1926年4月（这里选译的《上海通讯》就写于这一时期）和1928年的3-4月。1928年12月，夫妇俩又一次启程前往上海，这次最终的目的地是欧洲，但夫妇俩几乎是囊空如洗，根本无法购买去欧洲的船票，于是便在上海居住了下来，从初冬至翌年的暮春，共五个月左右。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匆匆而过的旅人，而是暂时成了虹口一带的日本侨民。他们住进了位于当时北四川路余庆坊123号旧式石库门住宅的前楼内，该房屋为一位名曰石丸的长崎出身的日本老妇人所有，1926年春来上海的时候，夫妇俩也曾在此赁屋寄宿。这一时期，为谋生而炮制色情小说《艳本银座雀》雇人销售，又用浮世绘笔法绘制《上海名所百景》，举办画展售画，鲁迅曾购画两幅。同年5月中旬，夫妇俩以售画所得作为川资坐船前往香港，在香港逗留了一个半月后去新加坡，然后去欧洲。
    1926—1929年金子光晴三次来沪期间，正是上海文坛颇为活跃的时期，五四后的新文学已经逐渐成熟，各色思潮和各种社团在上海交叠汇聚，形成了五色杂陈的多元局面。当然，限于语言的障碍，金子光晴在上海交往的，主要是有留日经历的作家，而其中的重要媒介，就是开设在北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
    1926年1月谷崎润一郎来沪期间，通过内山书店结识了郭沫若、田汉等作家，4月金子夫妇来上海时，从谷崎那里获得了七封介绍函，通过内山完造联络到了田汉等一批文艺家。据金子当时的记载，见面会的日期是4月24日，地点在内山书店内（当时应该还在魏盛里，1929年书店移至北四川路底的施高塔路11号）。其时，郭沫若已在该年3月18日去了广州担任广东大学文科长，而鲁迅尚未抵沪，出席这次聚会的有田汉、谢六逸、陈抱一、欧阳予倩、方光焘等以及数位在沪的日本人，金子在随后与他夫人合写的《上海通讯》一文中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景，现在看来，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这次聚会上虽未能见到谢六逸，但此后他们应该通过内山书店有所交往，因为在这一次上海游历之后，金子夫妇将在上海期间所作的诗作汇编为一册诗集《鲨沉》，在诗作前赫然印着这次上海之旅需要特别感谢的九个人，其中除了谷崎润一郎、内山完造等日本人之外，还有田汉、谢六逸和唐槐秋三个中国人。
    1927年6月田汉去日本时，特意去看望了金子夫妇，夫妇俩后来在回忆文中对这次见面都有记叙。金子与田汉的联系，好像一直维持到“文革”前，1968年1月发表的《日录》上，金子有如下的记录：“今年没有收到田汉的贺年卡。我想他一定受到了红卫兵的欺凌，感觉很痛苦吧。”日录没有标明具体的日期，只有含糊的“某月某日”，根据内容和发表的日期，大概是在1967年末或68年初，这意味着此前彼此还一直互致贺年卡。在中日关系风雨如磐的时期以及1949年以后的非常年代中，金子能与田汉保持如此的友情，实属不易。
    在第二次的上海之行中，金子夫妇认识了鲁迅和郁达夫。鲁迅1928年4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达夫招饮于陶乐春，与广平同往，同席国木田君及其夫人、金子、宇留川、内山君，持酒一瓶而归。”彼此见面的地点，很多似乎是在内山书店，后来金子对于内山书店有这样的记述：“经常会有各色人物在那里相聚，是一处梁山泊的聚义厅。随着时代的变化，出现的人物也会不一样，但吴越同舟，中国人也罢，日本人也罢，只有在这里才能敞开心扉各抒见解，这是一个人们能进行心灵交流的场所。店主内山完造是一个很会引发大家观点的人，一个良好的调停者，一个没有偏向的理解者，也是一个罕见的、为大家提供了愉快的谈天说地场所的人。”（《骷髅杯》，《金子光晴全集》第7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71年，第86页）
    金子的夫人森三千代也是一位诗人和作家，大约在上海逗留期间的1929年初，金子设法将她的诗集手稿《姆依修金公爵和麻雀》托一个在上海开印刷所的日本人岛津四十起刊印了出来，森三千代心里比较崇敬鲁迅，就托郁达夫转赠给鲁迅一本。鲁迅在1929年1月31日的日记中记述道：“达夫来并转交《森三千代诗集》一册。”1934年，与金子一起在东南亚和欧洲流浪了两年之后回到日本的森三千代出版了新诗集《东方之诗》，也郑重地给鲁迅寄赠了一本。鲁迅在1934年3月12日的日记中记道：“午后的《东方之诗》一本，著者森女士寄赠。”并在17日日记中记道：“寄森三千代女士信，谢其赠书。”此信在尘封了六十多年之后，由金子和三千代的长子森乾于1991年刊布了出来：“惠赠的《东方之诗》已于前日拜受，得此可以坐着旅游各种地方。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说起兰花，当年在菜馆里相聚的场景还历历如在目前。可如今的上海已与当时大不相同，实在是非常的寂寥。”（引文乃是笔者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4卷第288页信函原文译出，与刊载的译文不尽相同）森三千代的这本诗集，至今仍保存在上海的鲁迅纪念馆内。
    金子早期似乎没有直接描述郁达夫的文字，但他在1928年11月和12月发表的两首题名为《上海》的诗中，都将“致郁达夫”和“致郁达夫君”作为副标题，也许他在浮想五光十色的上海时联想到了郁达夫。他在发表于1950年6月的《郁先生》中这样写道：
    郁先生经常与鲁迅两人在北四川路上行走。郁先生穿一件带藏青色的风尘仆仆的长衫。鲁迅穿什么衣服不记得了。两人的话语似乎没完没了，而说话的总是郁先生一方。……郁先生长得有点像河童。像是在发着什么牢骚。撅起的上唇，像是在笑，这本身就令人觉得很滑稽。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外白渡桥的桥栏边，他们俩在观赏着舢板的舞蹈。郁先生很容易激动。（《金子光晴全集》第11卷，中央公论社1976年，第286-287页）
    1936年11-12月，郁达夫在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期间，去日本访问了一个月，名义上是省政府的公差，实际上负有劝说郭沫若回国抗日的使命。期间与金子有多次交往，对于这次访日及两人的交往，金子和郁达夫本人都没有留下记录，但金子夫人森三千代对当时的突然造访有比较清晰的记忆：
    恰好当时我们有一个“辉会”的活动，这是此前长谷川时雨编辑的杂志《女人艺术》遭到了停刊之后组织起来的一个会，聚在一起活动的几乎都是女性。于是这一年年末的忘年会准备上演女剧作家冈田祯子的戏剧，这天正好在我家排演。……就在紧张排演的时候，突然郁达夫进来了。这时金子恰好在二楼，我把郁达夫一一介绍给了我的朋友，这期间金子与女佣一起准备了很多菜，又从附近的中国菜馆里买来了叉烧和老酒等，然后收拾了一下刚才在排演的房间，大家一起围桌吃了起来。就在这时，金子请郁达夫题写了《鲛》（《鲛》是金子于翌年出版的一部重要诗集，郁达夫的题字现在依然保存着——引译者注）的书名。（《“放浪”前後（2）》，《金子光晴全集月报第13回第11卷》，1976年，第5-6页）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几乎绝大部分的日本文学家都匍匐在了当局的淫威之下，但金子一直保持着比较独立的姿态。战后不久，金子获悉了郁达夫在印尼苏门答腊惨遭日军魔爪死于非命的消息，悲愤不已，撰写了《郁达夫及其他》，悼念这位昔日的文友：
    据说是被日军的凶手杀害的。愤懑，难以入眠。想到他是死于日军之手，成了那些强盗杀人犯毫无理性的、凶暴行为的牺牲品，我眼前就会浮现出那时的不肯通融的郁达夫像执拗的孩子一般撅起了嘴、一脸反抗的神情，而这一切都已无法追回，想来令人遗憾不已。郁达夫是一个正直的弱男子。应该没有什么理由会被杀害。（《郁達夫およびその他》。初刊于1947年10月《秋樱》第7号。《金子光晴全集》第11卷，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