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顾颉刚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文献，李浴洋博士别具只眼，从传记文学的角度，通过对顾颉刚作为学者的成长历程的分析，揭示了这一文本所具有的“成长小说”的意义。顾颉刚的自我叙述，不仅是“古史辨”运动发起的实录，更是中国现代学者走向专业化时代的心路历程。
    “体裁上像不像序，
    这是不成问题的”
    1921年7月，顾颉刚历时两日，为好友叶圣陶的小说集《隔膜》撰写了长篇序言。《隔膜》既是叶圣陶个人的第一部小说集，也是“文学革命”以来“汇刊个人的新体小说的第一部”。在顾颉刚看来，《隔膜》的出版“是很可纪念的”。不过，在序言中，顾颉刚对于集中收录的二十篇小说作品却着墨不多；他更为用心的是以长达六千言的篇幅介绍了叶圣陶早年的思想与经历。在文章最后，顾颉刚揭橥了自己选择如此作序的鹄的所在——除去旨在表彰叶圣陶“是一个文艺的天才”，更因：
    历来的学问家、文艺家，别人替他作传，多在暮年或身后，所采集的材料，多半是享了盛名以后的；至于早年的思想行事，早已佚去，无从寻补。然而一生的基础，就在早年，我们若是要深知一个人的性情学业，这早年的事实必不应轻轻略过。圣陶要是能勤勉的修养和工作下去的，将来的事实自为人所易见，必有为他做详传的人，我们不必预虑；单是现在以前的事，若不由我介绍，势将无人晓得。我做这序的第二义，便是搜集他早年的思想行事，来备将来的文献。[1]
    顾颉刚的史家眼光，由是可见一斑。而这篇序言在日后的确也成为了关于叶圣陶“早年的思想行事”的最为重要的传记文献。在同一时期的日记中，顾颉刚多次提及应当为同时代人立传的问题。他认为：“我们既已得到了材料便不可放过。”[2]从中不难见出顾颉刚的史家趣味，亦可见他对于同时代人的几多自信。在“得到了”他人的“材料”时尚且如此，撰写自传对于自期甚高的顾颉刚而言恐怕更属题中之义，只待出现合适的契机了。
    1926年6月，顾颉刚编著的《古史辨》第一册由上海朴社出版。该册收录了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等人在1920年11月至1926年1月间“讨论古史”的全部通信与文章，记录了“古史辨”运动从悄然兴起到成为1920年代中国学界的一支劲旅的整个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同时也是顾颉刚独立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对于一位置身学术进程的转捩点上并且具有高度的历史感的学者而言，顾颉刚当然不会忽略此书问世所具有的标志意义。因此，在1926年1月编定全书后，顾颉刚即着手撰写了旨在“自述学术次第”的长篇序言。
    《古史辨》第一册，朴社1926年版
    《古史辨》第一册原定于1926年3月出版，但不想顾颉刚的自序开笔以后洋洋洒洒，最后竟然达十万言，待到4月方才完成初稿。此后他又反复修改，直至6月最终定稿。由于原文过长，顾颉刚截取了其中关于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章节，另成一篇《孟姜女故事研究——〈古史辨自序〉中删去之一部分》。[3]剩余的六万言，被他收入书中，是为《〈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全书的问世时间也因此推至6月。[4]而驱驰并且支撑顾颉刚完成这一鸿篇巨制的，正是他一直以来的“自传”情结：
    我读别人做的书籍时，最喜欢看他们带有传记性的序跋，因为看了可以了解这一部书和这一种主张的由来，从此可以判定它们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现在我自己有了主张了，有了出版的书籍了，我当然也愿意这样做，好使读者了解我，不致惊诧我的主张的断面。
    因为这样，所以现在就借了这一册的自序，约略做成一部分的自传。
    学界以往关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讨论，多在学术史的视野中展开。而由于顾颉刚明确将此自序的写作目的指向了“自传”，所以也就不妨在现代中国自传文学的谱系中阅读这一文本。尽管单从题目上来看，此文接续的是《太史公自序》的文类传统，但顾颉刚却认为“体裁上像不像序，这是不成问题的”。[5]在文学史家看来，他“并非不明体例，而是以西方文人学者的‘自传’为凭借和潜在样板。”[6]而事实上，顾颉刚在行文中的确也已经突破了传统“自序”的体式要求，更为接近现代“自传”的写作蓝本。是故，《〈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可谓“自序”其表，“自传”其里。
    在学术史上，《〈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自是无法回避；而在文学史上，此文同样占据一席之地。不仅顾颉刚自诩这是其“有生以来的最长最畅的文”，[7]周作人在近十年后也将之作为“新文学”在“第一个十年（1917—1927）”间“议论文”的唯一代表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并在撰写的《导言》中特别表彰“这是很有趣的自叙”，认为只有胡适的《四十自述》“或者可以相比”。[8]
    学界通常以1933年9月胡适《四十自述》的出版为现代自传文学在中国建立的标志。[9]参照胡适在此书自序中的公开呼吁“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10]《〈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在这一方面显然“已着先鞭”。虽然在关于自传理论的思考上，顾颉刚不及胡适成熟，但他在写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无疑同样值得关注。而事实上，顾颉刚此文正是现代中国的第一部以白话文完成的长篇自传。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发表后，便不胫而走。不仅国内学者多有瞩目，海外译本也相继推出。1931年，由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H. William）翻译的英译本出版，题为“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11]1940年，由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翻译的日译本问世，在再版时也题作“一位历史学家的成长与经历”（或る歷史家の生い立す—古史辨自序）。[12]可见，从“自传”的角度阅读这篇“自序”，已然成为了一种共识。而这些接受史上的案例自然也正是对于顾颉刚所谓“体裁上像不像序，这是不成问题的”之说的积极回应。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当然是一部成功的“学者自传”。在“新文学”的展开过程中，传记文学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文人学者历来追求文史交融，史传传统原本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的理论资源与对话对象；更由于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传记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教育小说”（又名“成长小说”）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曾经发挥的文学功能。换句话说，讨论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不仅需要将其纳入史传传统加以考察，还应当考虑到“教育小说”这一西方蓝本的参照作用。
    作为欧洲现代文学传统中最为重要的新兴文类之一，“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以“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为主题，“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艺术家成长小说”（Kunstlerroman），即“表现小说家或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艺术使命，并把握住他的艺术技艺的经历”。[13]在莫里茨（K.P.Morritz）与歌德（Goethe）之后二百余年的演进过程中，“教育小说”不仅在欧洲文学史上蔚为大观，成为了叙述学者、思想家与艺术家的人生经历的主要文类，而且有时还会跨越“小说”的界限，被历史著作甚至理论著作借用为一种十分有效的结构形式。例如，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就以“教育小说”命名了其著作《批评的批评》。[14]
    不过，“教育小说”这一文类在晚清取径日本传入中国时，其内涵却发生了饶有意味的变化。最早被明确标识为“教育小说”译介进入中国的作品，是1903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的日人中岛端根据山口小太郎与岛崎恒五郎的日译本完成中译的《爱美尔钞》，[15]即卢梭《爱弥儿》的节译本。从1905年开始，小说家包天笑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与《教育研究》等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十六篇翻译与创作的“教育小说”，是为中国作家自觉著译这一文类的开端。[16]此种著译当然与“教育小说”的一般含义存在关联，但其与其说是一种反映主人公遭遇的“成长小说”，倒不如说是一种对于“教育”问题本身进行讨论的“问题小说”更为准确。
    在现代中国可以与西方“教育小说”进行对应的文类，是传记文学，尤其是现代自传。而好的自传，其文类归属便正介于“自传”与“成长小说”之间。《〈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作为现代自传的开山之作，即是如此。强调《〈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一部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发挥了“成长小说”功能的“学者自传”，固然有在文学史的谱系中重新评价此文的用心，但立意却并非是将这一读法与既往把此文作为学术史文本进行讨论的做法区隔开来。相反，凸显此文“文”的面向旨在更为恰如其分地理解其中“学”的意涵以及背后“人”的因素。换句话说，从“学者自传”与“成长小说”的角度对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阅读更加关注的是顾颉刚对于自家学术经历的叙述，进而在把其叙述充分历史化的过程中将其对于自家学术观念的表达重新问题化。这无疑既是一种将“人”的因素带入文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努力，也是一种为讨论现代中国的“文”与“学”的关系问题打开新的问题视野的尝试。概而言之，这一读法的入口是“文”，中介是“人”，而旨归在“学”。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有两处最能体现在文学史与学术史的交互视野中阅读这一文本的独到价值。一是对于“古史讨论”这一顾颉刚进入“学问界”的“关键时刻”的集中叙述，二是对于学者在专业化时代中成长时的“烦闷”心情的生动表达。前者的叙述策略与后者的表达技艺既是“自传”与“成长小说”层面上的“文学”问题的呈现，同时也关系到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若干核心议题的理解与阐释。而本文也就围绕“古史讨论”与学者成长的“烦闷”两处关节展开讨论，以期见微知著，发凡起例。
    “古史讨论”：
    走向“学问界”的“关键时刻”
    1923年5月，顾颉刚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的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由此揭开了为期一年的“古史讨论”的序幕。而“古史讨论”正是日后轰轰烈烈的“古史辨”运动的先声。在这场讨论之前，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等人自1920年11月开始，已经围绕古史问题进行过多轮通信，大致形成了从“辨伪”到“疑古”的学术思路。而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关于古史问题的文章，则把这一讨论的性质由私下转为公开。经过两年多的酝酿，此时顾颉刚的思路已经相对成熟，所以当他的主张在《读书杂志》上发布以后，也就迅速引起了学界关注。“古史辨”运动，便循此发端。
    当顾颉刚在1926年1月着手为《古史辨》第一册写作自序时，开笔即是“两年前，我在《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里发表辩论古史的文字时，朴社同人就嘱我编辑成书，由社中出版”。[17]可见不仅顾颉刚，时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一事件具有的重要意义。但由于当时讨论牵涉的问题众多，推进程度也深浅不一，所以顾颉刚希望待稍成规模后再行成书。不料曹聚仁捷足先登，在1925年5月就出版了一册只收录了九篇相关文章的《古史讨论集》。[18]因为编印仓促，该书“错字很多，印刷很粗劣”，[19]此举引起了顾颉刚的不满，同时也促使他下定决心，从1925年8月开始集中精力编撰《古史辨》第一册。
    尽管曹聚仁敏锐地捕捉到了先机，并且表示“对于古史的讨论，我是左袒顾颉刚先生的”，[20]但一册单薄的《古史讨论集》显然无法呈现“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来龙去脉及其全部学术主张。顾颉刚希望在《古史辨》第一册中能够将其思路由来完整地交代清楚，所以他的视界也就不为《读书杂志》时期所限，而能前勾后连。这是一种以“历史中人”的身份书写历史的姿态，也是一种以史家态度“来备将来的文献”的做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出版该书使他“几年来的工作得到一度的整理”。[21]
    《古史辨》第一册的完整性与成熟度远超《古史讨论集》。但顾颉刚却仍不满足。因为在“古史讨论”中，他毁誉兼收。[22]但无论毁誉，他都认为未能切中要害，原因在于“他们只见到我的主张的断面，而不能深知道我的个性和环境”。在顾颉刚看来，单在学术谱系与思想背景的视野中立论，并不足以充分说明其主张的由来。也就是说：
    我所以有这种主张之故，原是由于我的时势、我的个性、我的境遇的凑合而来。我的大胆的破坏，在报纸上的发表固然是近数年的事，但伏流是与生俱来的，想像与假设的构造是一点一滴地积起来的。[23]
    于是，在编定《古史辨》第一册后，他便开始动笔写作长篇自序。“古史讨论”引发的反响驱使他思考如何将学术表达与自我书写结合起来，进而把两者统一到历史叙述中去的问题。而这一思考的结果，便是《〈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诞生。
    以“自传”笔法写作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不仅是《古史辨》第一册的“点睛”之笔，更被顾颉刚作为传世文章用心经营。此文发表以后，的确也支配了当时以及后世几乎所有关于“古史辨”运动的历史叙述。在全文的“时势”、“境遇”与“个性”三条脉络中，既往最受关注的是“时势”部分。这一部分叙述了顾颉刚在晚清学术漩流中对于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以及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两家的批判性继承，同时坦陈了自家学术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胡适与钱玄同等人的启发之后做出的嬗变。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部分堪称一部顾颉刚视阈中的清季民初学术史。是故，后世关于“古史辨”运动为何以及如何兴起的研究，也就大都循此展开，或“按图索骥”，或“拾遗补缺”。[24]
    不过，如果通读《〈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便会发现“时势”方面的因素当然为“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支撑，但这些学术资源与思想背景恐怕更多还只是这场运动在学理层面的渊源，而从根本上决定了“古史辨”最终是以一场“运动”的形式出现在学术史上的直接原因则是顾颉刚在自序中反复提及的“古史讨论”。而“古史讨论”不仅对于“古史辨”运动而言意义深远，对于顾颉刚个人来说，这场讨论也是其进入“学问界”的“关键时刻”。
    “古史讨论”得以展开的前提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时代语境，而《读书杂志》这一公共的学术空间的出现，正是其中关键。1922年5月，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在北京创刊。近四个月后，日后发表了“古史讨论”的《读书杂志》作为《努力周刊》的增刊开始发行。根据顾颉刚日记，早在1921年10月，胡适就已经表示“《大学月刊》取消后，他要主持编辑杂志，不是学校出报，便是他自己出《读书杂志》”。[25]至于胡适个人动议编辑这样一份学术刊物，则还要更早。1922年9月，《读书杂志》创刊。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读书杂志》第一期出版。两年的志愿，到今年始得看见第一期。”[26]而事实上，他的确也在刊物正式问世的一年以前，便已经写好了具有发刊词性质的《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一文。[27]
    《读书杂志》第1期，1922年9月3日
    要理解胡适在1920至1922年间准备出版《读书杂志》的用心所在，就必须回到“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同人分道扬镳的历史现场中去。1920年2月，陈独秀南下以后，《新青年》的政党政治色彩日益显著。在这一背景中，围绕《新青年》“何去何从”，同人之间通过书信进行了多轮商讨。[28]胡适于1921年1月向其他同人提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辟学术艺文的杂志。”[29]
    胡适其实并非疏离政治之人，《努力周报》即是一份政论报纸。他与陈独秀的分歧在于在他看来一份“学术艺文的杂志”要比政论杂志更具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最终，《新青年》逐渐“左转”，同人分裂的态势无可挽回，胡适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准备编辑《读书杂志》。因此，创刊《读书杂志》这一行动本身代表了《新青年》分裂以后胡适希望在“学术艺文”的层面上继续推进“新文化运动”的思考与实践。这便是“古史讨论”展开的直接前提。
    对于《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胡适十分用心。“古史讨论”便是他有意组织的一场学术对话。作为发端的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即是胡适的主动约稿。此文发表以后，很快便引来钱玄同的回应，更有刘掞藜与胡堇人等人做出批评，于是古史问题也就讨论了起来。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回顾这段往事时表示：
    我非常感谢适之、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方面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引起许多同志的讨论。这个讨论无论如何没有结果，总算已向学术界提了出来，成为学术界上公同的问题了。[30]
    顾颉刚此说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即“古史讨论”凭借《读书杂志》这一公共的学术空间的助力，从学者的个人思考转而成为了“学术界上公同的话题”。
    对于一部“成长小说”而言，其情节的终点是主人公历经求索终于找到了可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社会位置与历史角色。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总结道：“我能承受我的时势，我敢随顺我的个性，我肯不错过我的境遇：由这三者的凑合，所以我会得建立这一种主张。”而其主张建立的标志，便是《读书杂志》上的“古史讨论”。经过这一事件，顾颉刚做出了明确的自我定位：
    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浅陋，但也自有他的。第一，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第二，他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他因为对于所见的东西感到兴味，所以要随处讨一个了断；不像学术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种种难处，不敢为了立一异议，害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初生之犊为什么不怕虎？正因为它初生，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我真快乐：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一头初生之犊，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31]
    1920年，顾颉刚从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尽管从次年开始就已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但直到“古史讨论”的成功，他才正式宣布自己是“学问界”中人。对于顾颉刚来说，成为“学问界”中人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项志业。他所追求的并非只是一个位置与角色，而是能够以“旅行的人”的兴奋感与“初生之犊”的创造力主动参与到学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甚至引领一个时代的学术潮流。对此，他十分自信，认为“我在辩证伪古史上，有很清楚的自觉心，有极坚强的自信力，我的眼底有许多可走的道路，我的心中常悬着许多待解决的问题；我深信这一方面如能容我发展，我自能餍人之心而不但胜人之口”。[32]正因如此，他会着力强调自己真正进入“学问界”的“关键时刻”及其具有的标志意义。
    这场“古史讨论”之所以重要，不仅因其昭示了“古史辨”运动的正式兴起，是顾颉刚个人成功进入“学问界”的标志；更在于顾颉刚走向“学问界”的道路，实在因应了一个专业化的“学问界”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的“时势”。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在“新文化运动”中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一代是现代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专业化的知识分子。顾颉刚一代登上历史舞台，标志了一个专业化的“学问界”在现代中国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既是一部顾颉刚个人的“成长小说”，也是一则现代中国的“学问界”正式出现并且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群体与文化/政治场域开始发挥能动作用的历史寓言。这些议题当然超越了一般的学术史研究的关注视野，唯有引入这一维度的读法，方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何以是一部具有“成长小说”意味的“学者自传”。
    专业化时代学者成长的“烦闷”
    当学术史上的专业化时代来临时，对于学者个人而言，可以决意抗拒，也可以选择接纳，两者本身并无高下之别。前者如章太炎，毕生坚持独立讲学，先后在东京、北京、上海与苏州等地开坛设教，但却始终拒绝进入现代大学任职。而后者则如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记录的便是他走向“学问界”的整个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做出的思考。
    尽管顾颉刚凭借“古史辨”运动的展开而在1920年代的中国学界风生水起已是学术史上不争的事实。但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呈现的却不是一幅简单的线性进化的历史图景。在他在求索的印记之外，同样也充满了挫折、动摇与幻灭的屐痕。这一复杂与反复的心路反映在文本中，便是这篇自序不仅有大量的“叙事”成分，更有不少的“抒情”内容。前者的学术史与思想史意义自不待言，而后者则有文学史与精神史的贡献。顾颉刚忠实而详尽地表露了在专业化时代来临之际他内心的诸多“烦闷”。这些徘徊在历史叙述主流之外的杂音，构成了与他的学术事业不断取得创获并置的另外一条主线。而这些在既往对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讨论中失落的部分，恰好可以借助从“学者自传”与“成长小说”的角度进行阅读的方式重新打开。
    顾颉刚之所以将其“烦闷”悉数写入《〈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原因在于他一直承受着外界印象与内心感受之间的巨大落差，两者的激烈冲突有时甚至到了几乎不能调和的程度。胡适与沈兼士可谓顾颉刚学术道路上最为重要的两位“伯乐”。他们对于青年顾颉刚的评价很能代表时人观感。1921年11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创办，沈兼士任主任。他聘请了时在图书馆任职的顾颉刚兼理助教事务。1922年3月，顾颉刚因祖母病重，告假还乡。行前沈兼士专程造访。顾颉刚在当日日记中留下记录：“沈兼士先生来看我，道及我要归家，他很觉得可惜，说现在学校里要发议论的人多，要办事的人便少，要负责任办事的人更少。研究所将来教何人继下，大是困难。”[33]可见在沈兼士看来，顾颉刚正是“负责任办事的人”，无独有偶，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的1926年，胡适在日记中将顾颉刚与傅斯年进行了比较，认为“这几天与孟真谈，虽感觉愉快，然未免同时感觉失望。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34]傅斯年与顾颉刚在胡适门下的地位升降以及二人的关系流变，日后逐渐演为了一桩学术史上的公案。[35]胡适此后转向更为倚重傅斯年，但这是后话。在1920至1926年间，与一直游学在外的傅斯年相比，胡适显然更为看好的还是扎实持重的顾颉刚。无论胡适还是沈兼士，他们对于顾颉刚的肯定都是基于将其与同侪进行比较，是故得出的结论也就相对客观。而胡适眼中的勤勉与沈兼士心中的干练，大略可以代表时人对于顾颉刚的普遍观感。但顾颉刚自己却并不作如是观。对于勤勉与干练背后的焦虑，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他发出了近乎绝望的慨叹：
    其实我的心中只压着沉重的痛苦和悲哀。我的个性固然适于研究学问，我的环境固然已经只给我一个研究的新方向，但个性和环境原只是学问的凭借而不即是学问的实质。譬如造屋，个性是基础，环境是梁柱，实质是砖石。虽则有了基础和梁柱可说具备了屋子的规模，但尤要紧的是砌成墙壁的砖石。倘使四壁洞然，这空架子要它干么，翻不如穴居巢处的可以得到简陋的实用了！我对于实质的要求渴热已极，可是数年以来只有得到失望。每一回失望之后，心中便留着刀刺一般的痛苦；日子愈久创伤也愈深。我自己知道，我没有辜负我的个性，只是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它只替我开了一个头，给了我一点鲜味，从此便任我流浪了，饥饿了！[36]
    顾颉刚的如是表述与其在学术上的自信形成了极大反差。关于自己“个性”的检讨，是他在“时势”与“境遇”之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集中讨论的另外一个核心话题。而此种话题，大概也只能在自传文本中展开。
    除去认为“我的勤劳可以比得上胡先生，而我的聪明是在比不上胡先生”，[37]顾颉刚对其个性之“适于研究学问”还是相当自信的。但问题也因此而来，因为在他看来，“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我又是一个历史兴味极浓厚的人，欢喜把一件事情考证得明明白白，看出它的来踪与去迹。我又是一个好奇心极发达的人，会得随时生出了问题而要求解答，在不曾得到解答的时候只觉得胸中烦闷的不可耐”。[38]平心而论，顾颉刚的这些“个性”都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极其重要的品格。他也以其学术“实绩”一再证明了“我没有辜负我的个性”。这就说明了他的“失望”并非来自其“个性”本身。用他的话说，真正的缘由乃是“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
    “烦闷”是1920年代中国青年的一种普遍心情。其中“烦闷的第一个理由是国家民族之衰落，而不知从何处下手解救”，同时“什么‘人生’也成为一个问题”。“在‘科学万能’的大旗下，当时确有不少人天真地认为‘科学’可以解答所有人生、信仰方面的困惑”，“然而‘科学’所承诺的虽多，但在涉及人生、价值、信仰等层面上的建树却相对地非常少”。于是，各种“主义”便开始流行，而各类“主义”的盛行却又导致了“日常生活世界的苦闷与挫折”。这一周而复始的精神图景，在绝大多数1920年代的中国青年那里都可以找到或显或隐的印证。[39]不难发现，这一“烦闷”的逻辑链条的始点其实是一种新的“环境”的出现，即“主义”弥漫的时代氛围。顾颉刚的“烦闷”当然也由此相关。但不能忽略的是，任何置身其中的青年在承受时代氛围的影响时往往需要通过某种具体中介，即微观语境来实现。对于顾颉刚而言，其中介便是与他所从事的学术工作密切相关的“学问界”的当下氛围，也就是其时已经悄然来临的专业化时代带来的新的学术“环境”及其衍生出来的新的学术“规范”。而顾颉刚的紧张感正是大都与此相关。
    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将其“烦闷”的具体原因总结为二。一是“许多学问没有平均发展时，一种学问也要因为得不到帮助而不能研究好”，“我就是万分的努力，想在一种学问上创造出一个基础来，但可以由他种学问帮助的地方也须仍归自己动手”，“我只得废弃可以不必废弃的时间到他种研究上，这也做一点，那也做一点，终至一个又乱又浅的局面，难和理想中的期望相符合”；二是“从前人对于学问，眼光太短，道路太窄，只以为信守高文典册便是惟一的学问方法。现在知道学问的基础是要建筑于事实上的了，治学的方法是不要信守而要研究的了，骤然把眼光放开，只觉得新材料的繁多乱目，向来不成为问题的一时都起了问题了”，“正在试作这个问题的研究时，别的问题又接二连三的引起来了”。[40]这两方面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都是由于顾颉刚的学术敏感以及自我期待所致。
    早在1919年，顾颉刚就已经察觉“现在对于中国学问的模仿时期，已是完了；批评时期，其势方盛”，并且开始思考“不晓得后来创造是怎样的境界”以及“吾们一辈人，能遭逢这个环境与否”的问题。[41]而当他从1920年开始逐渐发现自己有机会参与到这一“创造时期”中时，自然也就生出了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或许可谓是学者在遭遇新的学术时代的创生阶段时必须承受的一种“生命之重”。当然，在学界的位置不同，对于这种焦虑的感受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作为“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顾颉刚的体验肯定是更为剧烈。相比之下，时常被他作为参照的胡适，就完全没有这种压力。
    在顾颉刚面前徐徐展开的是一幅日趋专业化的时代图景。为此，他调整了自己的研究策略。他说：“以前常有把范围放得极大的要求，现在则毕意把它收缩，希望集中我的全副精神到几个问题上去”。他期待自己可以循此进行从容积累。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专业化从来就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套制度。顾颉刚很快就发现根据自己的学术计划按部就班地开展研究工作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他们只勒逼我出货，并不希望我进货”。[42]要求学者不断“出货”，是现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特征。因为“学者”一旦成为一种“职业”，“以自我管理和通过职业社团控制入业标准取得在提供某种职业服务方面的自治和垄断”便成为了其重要的职业“规范”。[43]而这一“标准”落实到学术评价体系当中，即是对于学术发表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逐渐被现代社会的“学术工作者”所取代。
    1924年1月，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李石岑致信吴稚晖，称道“我友顾颉刚先生，可谓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而“为学问而学问的积极态度，正值得大提倡而特提倡”。[44]他将此信同时抄送给了顾颉刚。顾颉刚当月即回信，表示“先生许我为‘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实为知我之言，我决不谦让”。不过，在进行过一番自我肯定后，顾颉刚谈到的却是自己的“烦闷”。而之所以“烦闷”，除去学术压力，其实另有一重原因：
    我现在所有的烦闷完全是志愿与生活的冲突。我自问在学问上是一个可以有为的人，只是社会上不能顺了我的性情用我，几乎把我的才具放在铁匣里封存了。[45]
    如果将这一原因再精炼一下，便是顾颉刚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时常做出的“交际太多，自作事太少”以及“予太忙”的感慨。[46]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也说道：“我生平最可悲的事情是时间的浪费和社会上对于我的不了解的责望。”根据他的自述，在其从北大毕业之初，因为略具声名，所以经历过一个频繁参加社会活动的阶段。但这种局面很快让他感到不适。此后他相继退出了大多数社团。“很怕应酬”的他，[47]原本以为这样就可以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但不想稿约又纷至沓来。他在日记中写道：“予到处负债”，“此种苦处，只有自己心里知道”。[48]在如此情形下，他从事学术研究的精力自然大打折扣。而这种生活状态虽然可以满足社会各界对于“职业学者”的一般想象，但显然却又在根本上与研究“专业学术”的基本要求相悖。
    之所以这般热衷社会活动，在于顾颉刚原本就抱有强烈的事功精神。民国元年，尚在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就读的他，就已经参加了中国社会党，并且成为了该党苏州支部的核心成员。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顾颉刚的主要精力都投入于此。在日后说明其为何最终脱党时，除去对于党内同人表示失望，顾颉刚还谈及了自己当时已经意识到时代发生的变化。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不敢轻易加入哪个党会。这并不是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改造的希望歇绝了，我知道这种改造的职责是应当由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运动家去负担的，我是一个没有这方面的发动的才力的人。我没有这方面的才力也不觉得有什么可耻，因为我本有我自己能做的工作，一个人原不必件件事情都会干的。”[49]顾颉刚所面对的世界，不仅学术日趋专业化，政治、教育与社会运动也逐渐成为了专门领域。而顾颉刚所谓其“能做的工作”，便是成为一名出色的学者。但选择走向“学问界”，并不等于放弃其“政治和社会的改造的希望”。一方面，从毕业前后开始，他把原来投身政治运动与社会实践的热情转移到了学术研究中，以其“行动力的果决及坚韧”，在学界“将‘革命’诉诸于行动”，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学术层面上的展开；[50]另一方面，对于政治与社会问题，他依旧保有高度关注，有时还会公开发声，甚至“直接行动”。例如，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就先是尝试以“大众语”写作了传单《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与《伤心歌》，并与潘家洵一道上街散发；后又参加了北大“五卅”救国团，出任出版股主任，并在《京报副刊》上先后编辑了十六期《救国特刊》，撰写了大量时论文章。因为关怀一直都在，所以他的精力也就时常溢出到专业领域之外。但这些作为一方面成就了他的事功，一方面却也滋长了他的“烦闷”。
    当然，无需回避的是，顾颉刚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也与这一时期其经济状况十分拮据有关。1922年4月，他致信李石岑，提出“如何可以打出一个专心治学的境遇”这一“实际问题”，认为“这不能全靠于个人意志之努力，而社会供给资财尤为要紧”，否则“学术界永没有希望”。[51]李石岑接信后，先后转给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严既澄与常道直等人传阅，引发了强烈共鸣与激烈讨论。郑振铎等人均作复信，李石岑在将各信编辑后，一起发表在了《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五号的“通讯”栏中。顾颉刚的投书，反映了青年学者在当时学界的普遍境遇。“生计的不安定”已经使得他“不能安心治学”。而他大量接受约稿，以致影响其研究计划的正常开展，也可由此获得一定程度的解释。
    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及“因为我年来得了些虚名，稿子确也卖得出去，在这一方面未始不可救一点急”，“但一动笔，又使我懊丧了：我觉得学问原是我的嗜好，我应当尊重它，不该把它压做了我的生计的奴仆，以至有不忠实的倾向而生内疚”。[52]顾颉刚最终没有过于依赖卖文为生，但他的生存境遇却也因此并未能得到显著改善。在致信李石岑时，他表示自己“六七年来，永远是受到这件事的烦闷”。[53]却不想在此后数年间，直到《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时他依旧要被此问题困扰。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顾颉刚在学界声望大增，然而这一时期不但北大继续频繁欠薪，奉皖两系军阀交战的烽火也已逼近北京。同年7月，顾颉刚决定接受时任厦门大学文科学长林语堂的邀请，举家南下，到厦大任教。学术环境优越的北京虽然令人不舍，但他在日记却无奈地表示“我在京穷困至此，实亦不能不去”。[54]8月，顾颉刚抵达厦门，开始了一段新的学术与人生旅程。
    一般认为，在一部“成长小说”中，“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方才真正“长大成人”。[55]所以，这一文类承担的功能之一便是通过叙述克服危机的故事来提供某种精神资源。顾颉刚的“烦闷”正是其“精神上的危机”的表征。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历数了自己多年以来的四项主要“痛苦”。一是治学精力不济，二是“常识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练”，三是“生计的艰窘”，四是“生活的枯燥”。由这四项“痛苦”造成的“烦闷”，是他在青年时期的情绪基调。除去学术上的不断创获可以为他带来些许欣慰以外，他在走向“学问界”的过程中几乎一直为如此压抑的心情所笼罩。但最终顾颉刚的学术热情却并未被“烦闷”的心情消磨殆尽。相反，《〈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写作正是一种对于进取意志的召唤。一如他所言：
    我将用尽我的力量于挣扎奋斗之中，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就是用尽了我的力量而到底打不出一条小径，也要终其身于呼号之中，希望激起后来人的同情而有奋斗的继续者！[56]
    至此，一部完整的“成长小说”也就成功完成。尽管《〈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有大量篇幅写到生逢学术专业化时代的“烦闷”，但顾颉刚无疑还是以其不断求索的实践过程在更深层次克服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顾颉刚赶上了这一新的学术时代的创生阶段的末班车，既为中国史学开出了一条新路，同时也将自己深刻地嵌入到了历史进程之中。而他所感受到的“烦闷”，正是置身专业化时代来临之际的一代学人的真切体验。
    当然，顾颉刚的“烦闷”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还有待更进一步讨论。直到1948年，早已功成名就的顾颉刚仍在撰文表述其“事业苦闷”。[57]可见此类心情乃是现代学术本身在其与世道人心交冲时必然生成并将长期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固然对于学者个体形成了十分具体的困扰，但却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刺激了现代学术的不断演进。将《〈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文本内外的顾颉刚合观，便可见其成长故事同样也可以在这一视野中进行阅读。而在这种意义上，《〈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也就超越了对于个体经历的记录，更是一种生逢专业化时代来临的一代学人的经验表达了。而这正是从“学者自传”与“成长小说”的角度考察这一文本的创获。
    注释：
    [1] 顾颉刚：《序》，叶绍钧：《隔膜》，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5、16—17页。序言撰写于1921年7月8至9日，落款为10日“上午一时”。
    [2] 语出顾颉刚1922年2月25日日记。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13页。
    [3]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古史辨自序〉中删去之一部分》，《现代评论》“第二周年增刊”（1927年1月）。
    [4] 由于《古史辨》第一册的其他部分已在1926年2月完成印刷，自序逾期乃在预料之外，所以出版目录仍署“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出版”，但实为6月问世。
    [5]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朴社，1926年，第4—5、102页。
    [6] 陈平原：《现代中国学者的自我陈述》，《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0页。
    [7]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102页。
    [8] 周作人：《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3页。
    [9] 参见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10] 胡适：《自序》，《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33年，第6页。
    [11] Arthur W.Hummel,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J. B. Brill, 1931.
    [12]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平岡武夫訳，創元社，1940年；《或る歷史家の生い立す—古史辨自序》，平岡武夫訳，岩波書店，1953年。
    [13] 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辞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18—219页。
    [14] 茨维坦·托多罗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王晨阳译，三联书店，2002年。
    [15] 约翰若克卢骚：《爱美尔钞》，山口小太郎、岛崎恒五郎译，中岛端重译，《教育世界》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号（1903年7至8月）。
    [16] 参见梅家玲：《小说教育——包天笑与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说》，《从少年中国到少年台湾：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的青春想象与国族论述》，麦田出版，2012年，第75—124页。
    [17]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1页。
    [18] 顾颉刚等人及其批评者刘掞藜与胡堇人在《读书杂志》上共发表了十六篇文章。《古史讨论集》选录了其中的八篇，并附录了顾颉刚同一时期在《语丝》第二期（1924年11月）上发表的《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一文。
    [19]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1页。
    [20] 曹聚仁：《序》，《古史讨论集》，梁溪图书馆，1925年，第6页。
    [21]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1页。
    [22] 关于“古史讨论”在当时引发的反响以及对于顾颉刚的毁誉，参见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第135—139页。
    [23]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4页。
    [24] 在学术史与思想史的视野中对于“古史辨”运动发生史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王汎森的专书。参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25] 语出顾颉刚1921年10月21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第174页。
    [26] 胡适：《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38页。
    [27] 参见胡适：《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读书杂志》第1期（1922年9月）。
    [28] 参见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
    [29] 胡适：《致李大钊等〈新青年〉编委》，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
    [30]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3页。
    [31]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80—81页。
    [32]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66页。
    [33] 语出顾颉刚1922年3月7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第103—104页。
    [34] 语出胡适1926年9月5日日记。胡适：《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30卷）》，第266页。查阅过胡适日记原稿的王汎森发现，在该日日记中，还有九行胡适对傅斯年表达不满的评语，但已因故被涂掉。参见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325页。
    [35] 参见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第3—37页。
    [36]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83—84页。
    [37] 语出顾颉刚1921年1月11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第87页。
    [38]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79页。
    [39] 参见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许纪霖、刘擎主编：《新天下主义》（《知识分子论丛》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3—304页。
    [40]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84、85页。
    [41] 语出顾颉刚1919年1月11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第58—89页。
    [42]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84、93页。
    [43] 参见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44] 李石岑：《我的生活态度的自白》，《李石岑讲演集（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5页。
    [45] 顾颉刚：《顾序》，李石岑：《李石岑演讲集（第一辑）》，第1、8页。
    [46] 语出顾颉刚1921年1月6日与9月18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第88、162页。
    [47] 语出顾颉刚1921年3月5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第103页。
    [48] 语出顾颉刚1922年10月17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第284页。
    [49]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18页。
    [50] 参见彭春凌：《五四前后顾颉刚的思想抉择与学术径路》，《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1期。
    [51] 顾颉刚：《致李石岑先生书——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五号（1922年5月）。
    [52]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96—97页。
    [53] 顾颉刚：《致李石岑先生书——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五号（1922年5月）。
    [54] 语出顾颉刚1926年5月8日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第744页。
    [55] 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辞典》，第218页。
    [56]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一册，第87—101页。
    [57] 参见顾颉刚：《我的事业苦闷》，《观察》第三卷第二十四期（1948年2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刊《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