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于昨晚在沪去世（1919.9.28-2017.9.28）。笔会微信为此将今年五月的这篇文章再次推送——重温钱先生的教诲，应该是对他最有意义的纪念吧。图为2016年初秋钱谷融先生在扬州参加上海作协活动时留影。
    过了年，与“五四”运动同龄的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99岁了。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做九不做十”，99岁也就是百年了。
    去年十一月底，钱先生乘坐京沪高铁赴京，出席第九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作为出席者中最年长的作家代表，成了不少媒体争相采访和报道的名人，听说开幕式前，中国作协有关领导向习总书记汇报，98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是到会者中最年长的作家代表，总书记听后特别关照：要照顾好老人家。钱先生笑言：“马识途比我年长，可惜他没有来。”即将迈入百年，他的言语中却透着满满的率真与坦诚。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成为他的研究生的，后来又有十余年与他在同一教研室共事。30多年来，我所认识和见到的钱先生，总是一如既往的率真和坦诚。今年春节前，我陪同上海钱镠文化研究会会长、副会长去拜访钱先生，落座不久，会长说：“钱老乃‘文论泰斗’，德高望重，精神矍铄，是我们钱氏后人的楷模。”他摇着手说：“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人散漫懒惰，又贪玩，又无能，写过几篇文章也都是被人‘逼’出来的。我当了38年讲师。1979年我到北京《文艺报》开会，别人介绍说我是‘钱谷融教授’，我赶紧纠正是讲师。”年近百岁的钱先生，至今仍不想太多功名利禄的事，不愿隐瞒自己的人生“缺点”，即使是对钱氏家族后人，也不说半句假话。
    “我相信我的观点没有错”
    说起“文论泰斗”，不能不提到《论“文学是人学”》那篇著名论文。这篇后来被誉为“具有学术界公认的创新性、又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和在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的理论成果”的文章写于1957年。起先，论文的题目是《文学是人学》，当时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的许杰教授让他加了一个“论”字，说这样有个挡箭牌。五月，论文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上发表，没过多久，他就受到了批判。他说，自己是从季莫费耶夫的《文学原理》上得知著名作家高尔基有把文学当做“人学”的意思，觉得讲得很对，所以写了这篇论文。钱先生的意思其实在论文一开始就交代得很清楚：“高尔基曾经做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但我们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只知道逗留在强调写人的重要一点上，再也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其实，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做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谁要想深入文学的堂奥，不管他是创作家也好，理论家也好，就非得掌握这把钥匙不可。”在中国文艺理论界，钱先生是第一位掌握并且从来也没放手这把“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的人。论文发表时他39岁。对于当时粗暴批判，钱先生后来说自己“木知木觉”，“我已经被学校内定为右派，不过真的感谢当时文化部的一位领导，他说‘这可以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因此，我还不算右派。”
    钱先生做了38年讲师，期间四次十二指肠和胃溃疡、出血，很长时间不能写作、发表文章，甚至一度还被剥夺了上讲台的资格和权利。可是钱先生说，直到今天，我从来没后悔过，他说：“因为我相信我的观点没有错”，“到现在我还认为，每篇文章都没有错，我没有说过后悔的话。”
    52年之后，91岁高龄的钱先生因这篇论文而荣获华东师范大学唯一一篇论文原创奖。之所以在众多评选论文中脱颖而出，评委之一的葛剑雄教授的话说得很到位：“钱谷融先生提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的考验，充分证明了他提出的理论具有正确性和预见性。这是经过实践和历史考验的一项具有原创意义的成果。”
    据云南学者马旷源先生考证，高尔基并没有明确说过“文学是人学”，这句话的发明权其实是钱先生的。用钱先生当年在《论“文学是人学”》中的原话说，“这句话也不是高尔基一个人的新发明，过去许许多多的哲人，许许多多的文学大师都曾表示过类似的意见。而过去所有杰出的文学作品，也都充分证明着这一意见的正确。”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各种实践和成绩，充分论证了钱先生提出《论“文学是人学”》的理论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2014年12月，钱谷融先生荣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文学如人，有品第之分
    我考上钱谷融先生的研究生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少听到他提起《论“文学是人学”》的理论。但他的这一理论却潜移默化地贯穿在他的言行举止和教学实践中。他在《论“文学是人学”》中说过，“这句话的含义是极为深广的。”其中就包含着为文和为人，是应该统一而不能割裂的。记得他给我上的第一堂课的主旨就是：“文学是人学”。他说，文学是人写的，文学也是写人的，文学又是写给人看的，因此，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学做人，做一个文品高尚、人品磊落的人，这是人的立身之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品比文品更要紧，人格比才学更宝贵。他的话给我这个无意中撞入钱先生门下、懵里懵懂的年轻女生以很大的心灵震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钱先生已年逾花甲，已经指导了两届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轮到我是第三届。巧的是，这届先生只招收了我一个人。于是，在攻读硕士学位的三年中，每两周去他家上一次专业课，聆听导师的教诲。他指导研究生的方法很特别，并不像如今一些导师给研究生上课也和本科生那样满堂灌，也并不指定我非得啃许多佶屈聱牙、深奥难懂的理论书籍。他反复强调两条治学经验：一是尽量多读、精读古今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名著，只有多读好作品，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文学，“读书，一定要读好书。”二是要多写、多做读书札记，不必宏篇大论，三五百字也可以，但必须确是自己的心得和体会，不要重复别人的话，“写文章，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和见地。”
    渐渐地，我不再拘谨。师生二人，就像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弟子那样，相对而坐，畅所欲言，谈文论艺。这样自然轻松而又充实愉悦的授课方式，我在许多年后回想起来，都是十分珍贵的求学记忆和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谈到读书，他说，你没读过托尔斯泰、曹雪芹等一流作家的作品，你就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相通的，是可以超越国界的。他强调，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学问应当渊博，研究现代文学的，也要懂文艺理论、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都应该有所涉猎，千万不要自我封闭，只关注某一学科的狭窄空间。先生非常重视一个人的学（学问）、才（才气）、识（识见）。他说，最不容易的是识见，它既是一种眼光，更是一种胆识。
    有一件事我至今都难以忘怀：有一次课间，先生问我近来读了哪些作品，于是我提到了小说《烟壶》等，言辞中大加赞赏。先生当时没看过这篇作品，事后特地找来看了，并约我去他家，坦率地跟我交换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烟壶》确是一篇非常出色的京味小说，犹如一幅满清末年的京华风俗画，应该列入能够流传下去的作品之一。但是，如果按照古人钟嵘把诗歌分成上、中、下三个品第的话，那么，像《烟壶》这样的作品还够不上文学中的上品。接着他举了另一篇小说《驼峰上的爱》加以比较。他说，论作者的艺术功力，前者应在后者之上；论作品的结构、文字，《烟壶》也在《驼峰上的爱》之上，然而读《烟壶》时并没有触动我，只是读一则曲折委婉的传奇故事；而《驼峰上的爱》所描写的母驮阿赛与小女孩塔娜之间那纯朴而真挚的超乎物种之间的爱，却使人深深地动情。真正优秀的好作品，首先应该具有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他说，“外国作家中我偏爱简·奥斯汀和托尔斯泰。”在他看来，比起18、19世纪甚至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作品来，20世纪以后的现当代小说“多了理性”而“少了情致”。文学本身主要是通过移情、审美来感染人，教化人的，如果不能使人感动，让人动情，文学的技巧、叙事的手法再高明再完美，也算不上是一流的佳作。
    这一文艺观点，已近百岁的钱先生至今仍然坚持着，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身上，思想的力量与感情的力量应该是凝为一体的。针对当下一些文艺作品“技巧高明却少有情致”，他说，“我觉得文学作品应该富有情致和诗意，使人感到美，能够激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使我遗憾的是，最近一百年来，……作家们的思想和技巧虽然日新月异，时显奇彩，可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少有丰厚的情致和浓郁的诗意。那令人憧憬、惹人向往，永远使人类灵魂无限渴望的美，则更是日见其杳如了。”“今天的有些作家似乎理智远胜于感情，好像更多的是在用头脑而不是用整个心灵写作，思想力量大于感情力量。而后者恰恰是我以为文学所迷人的地方。”
    本文刊2017年5月9日《文汇报 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