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扬州 朱士沂 宣州窑，在人们的印象中是——胎土淘洗不纯，釉面涩而无光，造型缺失美感，做工粗制滥造，从艺术品收藏的角度进行审视，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堪用”。但宣州窑也不乏值得收藏的品种，其无论是胎土、釉色、造型或艺术价值、历史价值都值得我们去重新认识和欣赏。 这件产于晚唐五代时期的宣州窑青釉褐斑盘口双系执壶（图1），通高13厘米，底径6厘米，由盘口、喇叭型壶颈、橄榄型壶腹、短流、壶把和双系六部分构成。盘口直径6.7厘米，呈喇叭盘口形状；饼足底（图2），底部无釉，底面内凹；颈部两侧采用贴塑的方法装饰两竖系，系成“馒头”状；两系中间相对称的肩部一边安流，一边安把。流长2厘米，圆口，微微弯曲，流的口部比根部稍细，呈退拔式；把高约5.5厘米，把的上部呈钩形，弯曲部分贴于颈部，把的下部安于壶腹中线偏上1厘米左右，且与壶腹最宽处渐趋吻合，侧面观之，壶把外沿的延长线与壶口的边沿和壶腹基本相切。壶把的立面上有两条筋纹带状线，简单的装饰线条却增加了把的美感；执壶满身施青绿釉（基本接近足墙），壶的主体部分约四分之三为豆青色，其难得之处是，其肩部、壶嘴、壶把以上部位以窑变褐色为主，呈现的是褐青两色、深浅辉映、晕散交融、争奇斗艳、扑朔变化之妙，类似于玳瑁斑。该执壶器型完整，深灰色胎烧结坚硬，胎质细腻釉呈哑光，胎釉结合紧密，是宣州窑中佳作之一。 宣州位于皖南地区，地处长江以南，是皖南山区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结合部。皖南古代地处吴越，同时又处于两大瓷器的交汇点上（南青北白），宣州地区瓷器的制作既保持了南方的青瓷风格，同时也融入了北方的技术，其特点是细腻与粗犷并存。这是因为，皖南地区在六朝、晚唐、五代十国等中原战乱时期相对比较安宁，许多中原士族为“避乱江东”，到皖南一带定居，与其同时又带来了北方的工匠和技术，从而促进了这一地区陶瓷业的发展。从现有考古资料得知，这一地区的宣州窑创烧于晚唐，下限至南宋。 唐朝的酿酒业高度发达，著名诗人李白就被冠以酒仙雅号，晚唐的封国南吴国（宣州在其辖区内）的继任国君南唐后主李煜也喜好“酒色”，他虽治国无方，却过着“日日莺歌燕舞，夜夜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当时其国内酒的消耗量巨大，相传有“日供万瓶”之说，因而需要大量的执壶用于盛酒的消费也在常理之中。在“青釉褐斑盘口双系执壶”的身上，我们可以捕捉到其所包含和承载的多种历史信息。由于皖南毗邻浙江，宣州窑受越窑影响较深，主要生产青瓷产品，并有可能在官府用瓷不能满足其实际需求时成为官府用瓷的补充，用以填补官府用瓷的缺额。因此宣州窑中的精品可能就在这一时期充当了官府用瓷的“后备军”，它虽未带款，却比那些已发现的带款的“宣州官窑”制作精美。从已知的考古资料得知，宣州窑所烧的产品，以盛酒的器物为主，凡是带有“宣州官窑”刻款（图3）的瓷器，其质地粗疏、形体不规、制作草率、釉中夹砂、质量不高，不仅胎土粗糙，釉面涩而无光，简直可以用粗制滥造来形容，实难成为进贡之物。可以这么说，这些带款的所谓“宣州官窑”不是真正的官窑，他与宣州窑中的精品相比差之甚远。而晚唐五代宣州窑中的精美之器才有可能是传说中的、不带款的官用或官府用瓷的补充，即业内不断求证的——“宣州官窑”。笔者认为，从现有带款的“宣州官窑”的实物资料看，其制作工艺水平实在不敢恭维；而带款的“宣州官窑”的出现，很可能是“宣州窑”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追忆、一种炫耀，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宣州窑”曾经是官用或为朝廷提供贡瓷的瓷窑，以提高自身身价。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王朝之一，是一个兼收并蓄、宽厚包容、高度开放的社会。社会矛盾趋于缓解，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生产技术有了较大提高，特别是制瓷业形成了“南青北白”两大制瓷体系。老百姓向往的吉祥、安宁、幸福的生活变成了现实，社会财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各民族之间互通婚姻，和平相处，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发展的全盛时期。面对太平盛世，老百姓把酒言欢，作为婚嫁喜庆，招待宾朋所用之酒消耗巨大。而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出现了动荡，老百姓生活、生存压力剧增，以酒浇愁也不为怪。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动荡的社会，酒已与老百姓结下了不懈之缘，而作为盛酒之器的执壶自然也成了各窑场生产的主打品种之一。 晚唐、五代十国是我国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尽管南北方政权林立，战乱不断，但也是陶瓷界的重要蜕变期，并出现了官方创立窑场，专供皇室和官员使用的瓷器。这一时期官窑与民窑争奇斗艳，器型亦摹古和创新并存，呈百花齐放的局面，为后期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一时期的经典之作“秘色瓷”，也是越窑巅峰期之作，更以其神秘的色彩，一直引领后世对它的追寻。可见当时的青瓷产品其品质普遍较高，即使非名窑产品，也不可小觑，这可从晚唐五代十国“宣州窑”的精品之作“青釉褐斑盘口双系执壶”的胎质、造型、釉色中，可窥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