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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夹缝中求生存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诸邦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是历史上的一个地理名称，由小亚细亚的托罗斯山脉以南、阿拉伯沙漠以北、两河流域以西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和狭小的地中海东岸沿海平原构成。古代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大致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公元前2000年代早期开始，在众多操塞姆语以及操印欧语、胡里语等非塞姆语民族的大迁徙浪潮中，占据优越地理位置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先后出现众多城邦国家，主要有乌加里特、巴比罗斯、雅姆哈德、卡赫美什、阿什塔塔(首都埃玛尔)、阿拉拉等。在阿玛纳时代，这一区域既是东地中海世界五大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的缓冲地带，也是贸易和交通的枢纽，自然也成为埃及、米坦尼、赫梯、巴比伦、亚述等强国的必争之地。 阿玛纳时代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居民以塞姆语居民为主，其中乌加里特居民以迦南人和胡里人居多，埃玛尔居民多为西塞姆人和胡里人。因为南邻北非的东地中海世界文明古国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受埃及文化影响较深，当时很多王公贵族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埃及语。如古埃及著名游记《辛努西的故事》就记载说，当埃及大臣辛努西逃难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后，惊讶地发现，当地部落首领竟能用埃及语和他对话。而由于古代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居民的母语大多属于亚洲的塞姆语系，所以在宗教和文化上与两河流域同根同源。可以说，无论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传统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都是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诸文明交汇和碰撞的核心地区。 纵观整个阿玛纳时代，特别是阿玛纳时代后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一直是赫梯与埃及争霸的主战场。譬如，为了巩固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埃及“在加强对巴勒斯坦经济和政治控制的同时……还大量派遣军事和行政人员进入巴勒斯坦”，从而“前所未有地直接而深度地介入了巴勒斯坦事务”。(20)阿姆如城邦位于赫梯势力范围最南端，与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势力范围相连，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赫梯与埃及争夺的对象。建立之初的阿姆如城邦曾向埃及称臣，而在阿兹鲁国王统治时期又归顺了赫梯。有学者认为，阿兹鲁在与赫梯国王苏皮路里乌玛一世签订附属条约的同时，还继续致信埃及法老表示他的忠诚，并承诺向埃及纳贡。(21)再譬如，在赫梯的策动下，原已臣服于埃及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诸邦国时附时叛，彼此间亦混战不休，先后有卡迭什与大马士革、西顿与推罗的地区争霸，更有沙克木和阿姆如反抗埃及帝国统治的民族起义。(22)埃赫那吞在位期间，忙于国内宗教改革，并不热衷于对外扩张，丧失了图特摩斯三世以来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霸权。埃赫那吞此后虽曾试图掌控西奈半岛诸城邦国家，但效果不明显，这些城邦先后沦为赫梯帝国的藩属。 在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埃及、巴比伦、亚述、米坦尼、赫梯五大国之间合纵连横，互相制衡，使阿玛纳时代成为东地中海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体系调整过程中两个动荡时期之间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这一时期固然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外交事件和军事冲突，但其强度都不足以真正打破业已形成的均势。而正是这种动态的均势，客观上促进了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间以阿玛纳书信往来为主要表征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频次的增多和水平的提升，这自然为东地中海世界多元一体的国际政治生态的构建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13世纪末，因农作物歉收，小亚细亚沿海和爱琴海诸岛经历了一次涵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饥荒和瘟疫。这一时期的饥荒和瘟疫迫使当地居民背井离乡，铤而走险，于是东地中海沿岸相对富庶的埃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区就成为这些“海上民族”(23)劫掠和移民的主要目标。海上民族的入侵给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造成了巨大影响，根本性地改变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生态：一是埃及尽管举全国之力抵挡住了海上民族对本土的入侵，但却永久丧失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所有属地；二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与塞浦路斯岛的乌加里特、阿拉拉赫等众多在历史上留下鲜明印记的城邦，大都不复存在；三是曾经强盛一时的赫梯国家首都哈图沙被摧毁，赫梯国家土崩瓦解，赫梯文明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仅存留于《圣经》的只言片语中。总之，作为亚历山大征服活动之前东地中海世界最大一次动荡的始作俑者，海上民族的入侵浪潮标志着以和平稳定为基调的东地中海世界的阿玛纳时代的结束。正如布罗代尔总结的那样：“公元前12世纪带来如此重重灾难，以至于此前的几百年与之相比都可谓幸福平静了。”(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