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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氏故地 根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月氏的故地在“敦煌祁连间”，这几乎已经成为月氏老家所在地的固定说法，所以在秦汉之后的几千年里，不乏中外探险家在今日的敦煌和祁连山附近寻找月氏这一神秘民族的足迹。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敦煌祁连间”找到过关于月氏的一丁点线索。 1999年至2004年，王建新一直在做一件事——确定“月氏”的故地 “敦煌祁连间”究竟在哪里？当他多次徘徊在河西走廊西部敦煌周边荒芜的戈壁滩毫无收获后，不禁对“敦煌祁连间”在河西走廊西部的传统说法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只有真的到过那里，才会明白为什么月氏的故地不可能在河西走廊西部。”王建新说。 位于甘肃西北部、兰州、张掖以西的河西走廊西部大片地区地貌环境是大片戈壁滩，不生寸草，戈壁滩中有一些绿洲。“这里只能发展以定居农业和牧业为特征的绿洲经济，而并不适宜游牧者生存。”王建新说。 按照历史记载，月氏人至少有50万上下，这么大的人群，在一片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无法放牧，仅仅靠为数不多的绿洲是没法生存的。 “而且绿洲是固定而有限的，作为游牧人群的月氏在这里如何能游得起来？”虽然这里的地貌在几千年中可能发生些许变化，但不至于翻天覆地，王建新在对河西走廊的地貌进行了深度调查以后，认为月氏的故地并不在河西走廊西部。 认为“敦煌祁连间”在河西走廊西部是从《后汉书》开始的，《后汉书》作者是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王建新认为，出身南朝的范晔未必了解中国北方地区的地理情况，对月氏故地地理位置的判断极有可能出现偏差。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的考古学界一直在这个历史误判里寻找月氏的故地，这使得月氏的研究工作进展缓慢。 直到考古学家们穿过整个河西走廊，来到了新疆的东天山脚下，才解开了“敦煌祁连间”到底在哪里的谜题。 天山山系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平均海拔约4000米，东起中国新疆哈密星星峡戈壁，西至乌兹别克斯坦的克孜勒库姆沙漠，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4国，在中国新疆境内的天山山脉被称为“东天山”，绵延约1760千米。 东天山的山顶终年积雪，山顶并不陡峭，像被刀横着切过一样，狭长而平坦。从山脚下往上看，山顶就和云彩连接在一起，天山之名也由此而来。 诸多冰川河流自山顶流下，故而在东天山以北地区形成一片广阔的草原——巴里坤大草原。 根据《汉书》注，匈奴语中“天”的发音是祁连，中国的史书对月氏的记载最初就与匈奴有关，所以匈奴口中的天山应该就是祁连山。 林梅村在《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一文中指出，汉代的祁连山指的应该是新疆天山东麓，先秦称为“昆仑山”、唐代称为“析罗漫山”，都是吐火罗语中“天山”一词的各种音译。 “相比敦煌、张掖那些地方，东天山以南地区的地势地貌显然更加适合游牧民族的生活，可以肯定，月氏人生活的‘祁连’并不是今天的祁连山，而是新疆的东天山，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几百年间人们都没有在‘敦煌祁连间’找到月氏的踪影。”王建新说。 正是这个历史细节描述的错误，让很多大月氏、塞人、乌孙甚至汉唐文化的研究都发生了偏差，“敦煌祁连间”这一错误的矫正让很多历史疑问得以重新审视。 虽然大的范围确定了，但巴里坤草原十分辽阔，到底哪里是月氏的故地，还需要考古学家的进一步探查。 事实上，中国人并不是第一次把眼光聚焦在这片草原之上。 上世纪80年代，新疆考古所的一队人马进入了巴里坤草原。 在此之前，巴里坤草原一个叫兰州湾子的村庄有了一个意外的考古发现。 一个普通村民在巴里坤草原收集积肥用的羊粪，铁锹一下去，突然听到了类似刮石头的声音。再往下挖，挖出了一个看起来像腌东西用的陶器。这件陶器就被送往地区文物管理所，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部门的专家鉴定：这是距今两三千年前在此生活过的人使用过的陶制品。 198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东疆考古队对兰州湾子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 考古学家发现这是一处保存完整的史前人类居住遗迹，石屋有主室、附室之分，共占地面积200多平方米。经过碳14测定，该遗址被认定为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约3000年左右。同时，在这一区域内又发现像这样的石堆遗址还有三处，都保存完整，没有受到破坏。 兰州湾子在《汉书》中被称为“疏榆谷”，历史记载，塞人、大月氏人、匈奴人都曾在此地居住。虽然兰州湾子遗址经新疆考古所发掘，收获巨大，发掘出了珍贵的环首铜刀和铜鍑甚至是遗骨，但是，因为这里的尸骨遗骸既有欧洲原始白种人，也有黄色人种的羌人以及有多种血统的混血，而出土的器物也无法确定是哪一种文化遗存，所以兰州湾子遗址到底是匈奴人、塞人或者是人们一直在寻找的月氏人，还是无从判断。 1990年，这里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定名为“兰州湾子石结构建筑遗址”。从这个命名就可以看出，当时这座遗址尚有很多待解之谜，只能根据最基本的特征称其为“石结构建筑”。 兰州湾子遗址的发现，是在上世纪末中国考古学家跟远古大月氏距离最近的一次，人们曾猜测兰州湾子就是大月氏的遗址，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支撑。 不过，对于巴里坤草原这片处女地来说，兰州湾子的发掘毕竟是让西域史的考古研究往前走了一大步。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于古老游牧部落生活方式了解的加深，渐渐缩短了他们与月氏故地的距离。 一直以来，学界并不认为游牧部落会存在明确的遗址，因为从古至今流传的观点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居无定所。 但是，王建新他们经过多年对牧民的走访和调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他认为，农业人群和游牧人群对聚落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在新疆，农业人群选择在河湖边有水、地势平坦之处落脚，所以农业聚落遗址经常是盆地中心、绿洲边上，牧民则不同。 冬季的巴里坤草原十分寒冷，牧民不可能在枯黄的大草原上游荡，必须找一个适合的地点定居下来，天山南麓的山坡上才是最好的选择。 “冬季的牧民一定会在背靠山、避风向阳之处过冬。所以在靠山地区发现的遗迹，不可能是农业聚落，一定是游牧聚落。”王建新说。对游牧聚落认识的进展，让考古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山脚下被认为是普通羊圈和农民住房的石堆和土堆。 “游牧聚落遗址和一般的农业遗址不同的是，它通常就在那里，但是我们总是对它视而不见。”王建新说。 20世纪初，王建新把目光锁定在兰州湾子遗址西边不远处，一个早已发现却从未进行深入发掘的遗址上——位于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石仁子乡石人子村南的石人子沟遗址。 早在1957年至1959年，新疆文管会（新疆文物局前身）筹备处文物调查组和中科院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新疆队就先后对这片遗址周围的墓葬进行过调查和试掘，出土有陶器、石器、骨木器等遗物，推断其发现为“新石器时代”遗存。 多年来，这片遗址就静默地矗立在巴里坤草原上，直到2001年西北大学考古队到来，这里才真正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2001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在对周围的地势地貌进行观察后，结合当时对于游牧民族冬季定居地点的研究，我们认为这绝不是一个农业遗址，更大的可能性是一个中大型的游牧聚落。”王建新说。 2005年7月至9月，西北大学的考古专家们对石人子沟遗迹进行了初步测绘，确认了东西宽约3.5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总面积约8.75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第二年，新疆文物与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与哈密文物局合作，由王建新主持，对石人子沟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清理出高台1座、居址4座、墓葬12座。 石人子沟遗址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大型游牧聚落遗址，更加重要的是，结合巴里坤草原在东天山脚下这一特殊的位置，考古学家们大胆猜测，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大月氏在中国的故地，而石人子沟遗址，则被认定为与月氏人有极大关联的王庭遗址。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与石人子沟紧紧挨着的兰州湾子遗址，或许也同样是月氏的文化遗存。 石人子沟的发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发现与中国西域史和大月氏的命运转折有着密切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