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言和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John Roberts）出席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中新网 图 10月25日上午，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和理查德·罗伯茨（Richard John Roberts），相聚在无锡。他们受邀出席了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一个主题为“生命的相遇”电视分论坛。 前者是我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者是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他也是个无神论者。那么，在这两个人眼里，佛教分别意味着什么呢？ 澎湃新闻记者在现场旁听了两人的交流分享活动。两位诺贝尔得主分别从“获得诺贝尔奖后的感受以及自己人生的变化”谈起，谈到了“命运”、“信仰”等话题。 佛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10月25日上午9时，当一身黑色西装的莫言出现在无锡梵宫的相应堂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现场不少听会人员蜂拥而上，拿着相机冲到莫言面前一阵猛拍。入座后，不少观众仍然不愿离开，使得现场主持人白岩松不得不说，“到这里是来听论坛的，如果您是来拍照的，请拍完照从后门离开。”话音落下，现场仍有观众拿着手机开着闪光灯拍个不停，一直到保安制止才结束了拍照。 据了解，该场论坛通过阐发“真、善、美”的人类主题，探讨诺贝尔奖与佛教的相遇。 当白岩松向莫言抛出“听到（世界佛教论坛）组委会对您的邀请，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的问题时，莫言的回答让所有人都颇为诧异。 “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不去’、‘我不去’。”莫言说，“当时想到在这个论坛上汇集了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高僧大德们，和有很多对佛学有深入研究的专家们、教授们，我觉得我是一个写小说的、搞文学的，到这个论坛上来等于是登台献丑。” 莫言说，后来，“有关部门找到我们领导”，领导批示“必须去”，然后他才说“一定去”。 在参加了10月24日的晚宴后，莫言表示，对于参加此次论坛，的确给他一个开阔眼界的机会。他坦言，在晚宴上他并没有认真吃饭，而是在不停地观察那些坐在他两侧的高德大师们，看他们的服装、表情、动作，“认真地观察，看看心中有佛的人，在饭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 “大有收获。”莫言说，他观察发现，“学佛的人心中的欲望很少，他们吃饭很精致，嘴巴的动作是很小的，没有人发出我们平常人吃饭容易发出的那种声音，而且我发现他们吃的食量也很少，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内心有戒律的人，对待食物的态度也非常尊重。” 莫言认为，佛教是一个高深的宗教，也是一个伟大的宗教，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文化现象。佛教自从传入中国以后，已经变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的构成部分，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佛教的基因了。 “到农村去观察，你会发现，有一些农村的老人们是文盲，也没有读过什么《金刚经》、《地藏经》等经典，甚至一辈子也没有进过庙宇，也没有听过什么高僧大德来给他传教。但是他的很多生活准则，他的潜意识里，实际上是受到佛教不小的影响的。” 莫言指出，人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与其说是佛教的观点，不如说是老百姓的传统道德的重要的一种组成部分。“他们相信这个，以至于按照这个方法。当面对着强大的恶势力的时候，弱小者无法抗争，抗争必定要付出沉重的牺牲的时候，他就想，要不我们不管这个事了，让佛教来管吧。让老天来管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说，我治不了你，肯定有能治得了你的，你最终是要得到报应的。” 莫言认为，从客观上来讲，佛教对校正人们的行为准则，安慰痛苦的灵魂、解脱人们面临困境，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有了敬畏感，人的行为才会有约束 莫言在《生死疲劳》一开始就写道，世界可能不只是我们眼前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可能还有，比如说有地狱，也有想象中的天堂。 在莫言的不少作品中都能看到佛教的影子。对于这点，莫言表示，他自己相信命运的存在，他认为所谓的“命”就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规律，也可以用必然性和偶然性来解释。他说，很多必然的东西就是属于“命”的范围，偶然的东西可能是属于“运气”，比如说，运气很好，一抬头掉下来一个馅饼。 “在过去，儒家提倡敬畏，过去讲敬畏字纸，随便一张写了字的纸，不能轻易的处置它，你应该焚化掉。佛教是尊敬生命，它是对所有的生命都尊重，包括一棵大树。”莫言表示，有敬有畏，人的行为就会有所约束，无敬无畏那就是无知者无畏，什么坏事都敢做。 莫言指出，所以现在有一些人，他明明是做了很坏的事，做了伤害了别人的事，但是他自己没有感觉，他认为他很正常。“小到公共场所，有的人行为很检点，而有的人他以自我为中心，大喊大叫、大呼大闹，但是他不以为是对别人的一种侵犯，所以无敬无畏，就是因为没有这种方面的信念和信仰。” 在谈到佛教对莫言的影响时，莫言表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最早接触到的或者说从家长那里最早受到影响的，应该是来自佛教的影响。“当然我也进过很多西方的那种恢弘的大教堂，也进过很多非常庄严的伊斯兰的清真寺，我对这些宗教都充满了敬畏。”莫言说。 【延伸阅读】 莫言：中国现在的反腐力度超过了我的想象 八项规定，反对“四风”，这个确实是非常及时。我也想到，前些年实际上也有类似一些规定，类似一些口号。但是那个时候多数都是一阵风就吹过去，或者说经常被强调，但落实的程度比较差，所以有一些口号就是挂在嘴上，有一些规定就是挂在墙上。这次我觉得确实是动了真格儿，效果大家有目共睹。过去我曾经也认为有很多东西不可逆转。比如公款吃喝，铺张浪费，我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禁止不了，也制止不了。现在看来只要真抓实管，无论多么顽劣的歪风邪气都可以得到遏制、得到整治。 实际上任何一种治理，都应该从上到下，从官员到百姓，从中央到地方，一级一级做出榜样。上面搞形式主义，你要下面不搞，怎么可能呢？我觉得这两年相对少一些了。前些年我也经常下去，一些基层干部也是怨声载道，说形式主义的大检查、大评比，实际上都是搞表面文章。一个领导干部下乡，下边的干部都在演戏，甚至要预先排练。先找一个人扮演要下来视察的领导，然后大家对着这个领导背诵自己要说的话，甚至连怎么样给他端茶倒水，都要演练到。这样的检查有什么意思呢？不是劳民伤财吗？所以这种东西我想应该在逐渐减少……[详细] 莫言：作家应专注写作 不要像政治家做演讲 “有人问我《透明的红萝卜》里面那只红狐狸有什么特别的象征意义，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没见过红狐狸，就写进去了。”莫言又说，“但他们想得越复杂，我心里面越开心。”此言一出，台下观众哄堂大笑。 面对得奖后的质疑，莫言在讲座现场亦毫不讳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马尔克斯及其代表作《百年孤独》对自己早期创作的影响，但就强调每个作家都植根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及生活体验当中，因而会形成不同的风格，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更加是备受世界文坛肯定的。“所以若年轻作家想写出自己的风格，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民族文化的深度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在座的香港师生，莫言坦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外界关注突然暴增，让他每次站在台上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我认为作家就应该简简单单、专注地从事写作，而不是像政治家一样做演讲……[详细] 一个日本翻译家眼中的莫言 吉田富夫是莫言大部分重要作品的日文版译者，他也翻译过鲁迅、叶子、茹志娟、贾平凹、李锐等中国作家的大量作品。《莫言神髓》一书收录了吉田富夫从一个翻译家的眼光和感触出发撰写的关于莫言及其作品的文章，同时也收入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和在日本的几次文学演讲。同时通过讲述他与莫言的交往，呈现了一个日本翻译家眼中的莫言形象，也从一个侧面阐述了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由汉语进入日语世界的过程。 “我首先要和大家道歉，这本书既没有‘神’、也没有‘髓’。我只是把自己和莫言文学打交道的过程写了出来”，已经80多岁的吉田富夫有些腼腆地和读者说，“我出生于1935年，虽然不仅和1955年出生的莫言有着20年的年龄差距，国籍、成长经历都不同，但我俩认识的15年来，似乎从未意识到有多大的差距。甚至随着相识时间的增长，感觉到我们俩之间有着同为农民后代的某些共同点、有着同样的做人的状态”，吉田富夫介绍说。《莫言神髓》一书，既不是作家论也不是文学论，只是一位描写中国农村题材故事的中国农民作家和一位在日本农村长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之间的故事，只是他这个日本译者眼中和莫言之间的宿缘轨迹……[详细] 莫言作品被“连改带译”是否值得推崇 专家:是下策 莫言得奖之后，葛浩文声誉日隆，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的翻译观也受到一些译者的推崇。李景端说，有学者认为文学翻译忠实于原著已经成为中国作品“走出去”的绊脚石，翻译中国作品必须按照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连译带改。葛浩文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 “葛浩文翻译的这种方式，是他的权利，他那样改，在国外有市场，这是事实，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因此我们尊重他，我不否定。但这只是一种选择，绝对不是翻译的最佳选择。”李景端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文坛，中国文学的话语权相对薄弱，葛浩文式的翻译是话语权薄弱的作品为了走进国际市场，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下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