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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曾在非洲某所孔子学院履职的学者的谈话令笔者感触颇深。她说，中国的风油精在非洲很受欢迎，因此，不少中国人都会在旅游前准备一些，作为礼品送给前来“索要”或提供帮助的外国朋友们。由此，笔者想到，中国人自古信奉“礼尚往来”的处世之道，认为“礼多人不怪”、“来而不往非礼也”，往往赠予时还怀有一种“投桃报李”、“互通有无”的感恩、回馈或期待回馈的心理。但在非洲这个古老而广阔的地域中，索要与赠予却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一方面，富人们拥有大量财富，经常在特定时期与穷人分享，因而穷人也并不那么仇视富人；另一方面，向他人索要似乎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耻辱的事，索要者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也未必会感恩戴德，当地的人们可能觉得这就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位学者的故事里，交往当中的中国人和非洲人遵循着并不一致的信仰和行动逻辑。 在我者与他者的交往中，中国人更倾向于扪心自问，以自身的宽厚、仁慈怀柔于他者，并自认为这是中华文化博大、厚德载物之表征。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人充满善意的初衷、宅心仁厚的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换来同等的回馈。这种群体之间的付出与回报的不平衡或许最终可归结为文化观念的差异。在与异国、异文明交往的情境中，克己复礼、推己及人等传统儒家理念应该在新的文化场景中进行重新定位。 人类学研究告诉我们，虽然人的天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同性，但是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制度习俗，不同族群的人们在认知方式、思维模式、情感和行为模式以及价值信仰等方面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在不清楚对方的文化习俗的背景下，盲目照搬本文化的规则和习惯应用于跨文化的交往实践中，很容易陷入某种狭隘的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其结果轻则影响到跨文化的沟通与交流，造成误解，重则影响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对我们的民族性与文化的整体认知。 在与他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理解他者的精神或品格，这是尊重他人和获取他人尊重的重要前提之一。在很多民族或国度中，存在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亦存在不同亚文化的交错往来。但是，伴随国人出国旅游之风气日盛，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频繁开展，旅行者、企业家、外交家、行政官员等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会形成对异域异民族的片面认识。这种理解可能是在单一领域的或短期的文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同时，某一个阶层的群体在跨文化交往中更易于接触其他民族相同阶层的群体，就容易产生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某个阶层或某个亚文化群体的文化感知也是不全面、不深入的。我们依此做出的判断与行事也会导致异国异民族对中国和中国人形成片面理解。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意在倡导各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未来都有清醒的意识，能够驾驭本民族未来发展的方向。“文化自觉”正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但“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实际生活中，由于个体往往将其思维、认知、情感和行为模式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不自觉地将其运用在与他人或其他族群的交往中，这就会造成某种程度的个人中心主义或族群中心主义。 正如社会学家查理斯·库利所指出的，人们是以“他者”作为镜子来认识自我的。因此，可以说，理解他者与反省自身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认识和深刻反省自身，往往是从剧烈的文化冲撞与震撼开始的，还必须要有对异群体和异文化的兴趣并具备文化的敏感性。从整体观的视角观察和理解某个人群的文化实属不易，要求一个人尽量全面地了解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面貌。 面对越来越多的异文化与异文明，在一个全球性的大社会中，我们亟需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从人的思想和意识方面积极地进行和平共处的教育，就是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21世纪人类共同生存的根本规则，显然将联系到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等的基本意念”。令人鼓舞的是，如今，中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将“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推动跨文化交流，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作为重要目标并加以推进。为此，人类学作为一门以研究异文化来理解人类共性、自性和他性，秉持一种对不同类型、不同样态的人们予以包容性理解和接纳的人文社会学科，理应成为所有国人的一门必修课，在大学、中学、小学教育中推广和普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