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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非洲研究：历史、现状与反思》（作者徐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认为，百年来，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在不断被反思和重构，非洲研究在这些理论与方法的变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学的非洲研究主要由西方学者和非洲本土学者所建构，前者因为对非洲的长期殖民而开创了人类学非洲研究的理论范式，积累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后者则在反思批判西方理论范式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本土应用与发展研究。当今，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借鉴国外人类学非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社会文化经验展开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非洲研究。 《干旱灾害的西方人类学研究述评》（作者李永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西方人类学干旱灾害研究主要讨论基于人类学学科视角的干旱灾害定义、起因与后果，分析因干旱灾害而导致的冲突、饥荒、难民等社会问题，探索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干旱灾害应对方式。干旱灾害与其他类型的灾害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构建的产物。干旱灾害的人类学解释框架涉及内容广泛，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环境和社会脆弱性、生态韧性等理论也得到重视。干旱灾害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应用人类学研究体现出多学科合作的优势。 四、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早期学术经历的回顾与研究 《马长寿先生早期民族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与学术旨趣——兼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民族学本土化研究范式》（作者王欣，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文章刊于《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马长寿先生是我国早期的本土民族学家。其早期民族学研究的知识结构，除了包括传统的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外，还涉及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功能学派、文化历史学派、进化论学派、年鉴学派、播化学派、心理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几乎涵盖西方主要的学术流派和理论。在马先生早期民族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中，历史学是基础，民族学人类学是核心，而语言学、考古学和社会学也占有重要地位。马先生将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多种理论、学说和方法进行批判性分析，融会贯通后再应用于本土田野实践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在此过程中努力实现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的本土化，由此，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视阈，反映出兼容并蓄的学术旨趣，在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