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纪
【内容摘要】多维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者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构成了这种机制的基本框架。其具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这些功能促进了各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因此,建构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是实现各族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政治保障。
【关 键 词】多维互动;族际政治整合;机制
【作者简介】陈纪,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讲师。
目前,国内对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即使对政治整合的研究,为数不多的文献也主要体现在制度建设、政策完善、利益协调、政治参与、文化教育等静态分析上,难以在实际操作中形成有效的整合机制。西方学者对政治整合的研究是在欧洲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逐步受到学术界关注的。普遍观点认为,有三种因素影响政治整合,即“态度(attitudinal)”因素、“物质(material)”条件因素和两者共同作用。[1] 这三种类型的影响因素具有哲学涵义,成为后来学者建构整合理论的基础,产生了一系列政治整合的理论和方法。有研究者认为,族际关系的新变化要求对我国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进行调整,并在此过程中构建一套完善的族际整合机制。[2]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不论是民族聚居区还是散杂区地方,族际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市场经济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利益分配、文化变迁、人口流动等诸多因素使我国的族际关系在新时期呈现出新的特点,原有的族际政治整合已经不能满足族际关系发展的需要。现阶段,不断增强的民族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民族突发性事件等对原有族际政治整合提出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完善和改进原有族际政治整合,探索新的族际政治整合已经成为维护民族社会稳定、实现民族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西方学者的整合理论对我们研究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我国族际关系的实际特点决定了不能照搬西方理论。通过对影响我国族际关系之因素的深入了解与把握,本文将针对族际政治整合机制进行研究,它构成了族际政治整合的核心内容。鉴于此,笔者认为,多维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者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构成了这种机制的基本框架。其具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这些功能促进了各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因此,建构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是实现各族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政治保障。 一、多维互动:族际政治整合的一种重要机制 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也译作政治一体化,根据美国学者迈伦•韦纳的研究,他认为有五种用法:国家整合、领土整合、精英群众整合和两种含义的政治整合,即可以指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价值一致,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神话、象征、信仰和共同参与的历史;也指一个民族为某个共同的目的组织起来的能力。[3] 政治整合的界定因研究者关注点不同,其涵盖的内容、整合的范围也不同。收集资料表明,西方学者主要是关注城邦制国家之间、分裂国家和跨国界组织之间的政治整合,探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整合行为。本研究族际政治整合,是针对中国具体情况而言的,是把国家内部以族别身份为基础,因诸多因素影响而产生不和谐关系的多族群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力量统一为国家政治体系的过程,不和谐关系主要体现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方面的实际差距上。它既是手段,也是目标,要求族群对现行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要求以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力量与国家政治体系相一致,且只能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等范围内活动。需要说明的是,族际政治整合是一种政治行为,但不能仅理解为政治层面的整合行为,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政治行为,这些领域的整合都具有特定的政治涵义。 现阶段,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族际关系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族员共同来完成,这三者成为族际政治整合实践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族际关系的性质、特点、内容等。因此,我们认为,从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之间多维度互动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种机制体现在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三者之间互动中,具有自身的运作逻辑。政府是一个重要角色,是整个互动中的领导者、决策者,体现了国家的政策导向。然而,国家最低的政权组织,即城市的街道政府、农村的乡、镇政府,由于它们直接与族员发生面对面的互动,具有特殊的互动意义,所以,我们把基层政权组织也单独地作为一个互动角色来研究。为便于分析,我们把基层政府以上的政府称为上级政府。实际上的互动就应当包括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族员这四个角色。具体表现在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族员之间的互动;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与族员、各族员之间的互动;不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互动。在这些互动中,每两个角色之间互动是双向的,不局限于单方面的行为。另外,不同角色互动有较高层面的互动,如政府之间的互动;也有基础性的互动,如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一般都认同基础性的互动能够为较高层面的互动发展提供便利。[4] 也就是说,基础性互动为较高层面的政府互动提供了基础合法性,没有基础性互动,较高层面的政府互动将很难在实践中取得整合效果。在互动特点上,主要体现为互动行为上的差异。即在两个角色互动过程中,角色一方对另一方使用的互动行为与后者对前者的互动行为是不一样的,源于各角色在互动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互动的方式体现在不同的互动结构中也不同,有官方的正式互动和非官方的非正式互动。非正式互动方式所产生的互动意义,或由此互动意义所生产的功能往往是正式互动在族际政治整合中不能获得的。互动主要内容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每一方面的族际政治整合行为共同促进各族员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实现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 米德认为,互动意义是经验的核心,这种经验成为一种“共同性”和“普遍性”的行动规则。互动论主义者主张互动意义对互动行动的指导作用,认为互动意义既是互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互动产生的前提条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在政府、社会组织、族员之间的多维互动机制中,他们之间通过多次互动,互动的意义或互动行为的普遍价值规范被逐步形成,并对下次互动行为产生指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互动意义具有政治整合功能。可见,这种多维互动机制所产生的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互动意义或价值规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族际政治整合任务,指导族员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成为他们行动路线选择的重要依据。在相互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基础上族员能够达成共识,促进各族员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睦共处,实现族员对国家、社会和其他成员产生政治认同感。有研究者认为,人们在交往活动中彼此互为主客体,相互理解、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相互改造,才能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得到调整、控制和优化。[5] 因此,通过对族际政治整合这种多维互动机制的设计,我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族群关系的协调、控制和优化,是实现民族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二、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的基本框架 我们所研究的族际政治整合机制主要是指由其组织结构、运作特点、方式、内容等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角色的双向互动,以及各角色的多层面互动,在反复发生多次的情况下,将逐步形成一种稳定的整合机制。本节笔者尝试从互动的结构、特点、方式、内容方面设计这种机制的基本框架。 (一)结构:多维度互动 20世纪初,西方学者提出,从某种意义上,社会结构最终是由个人的行为和互动所构成和保持的。[6] 这意味着社会结构是通过角色之间互动,并彼此经过调适而建构起来的。互动结构是动态的,随角色互动意义或互动规则的变化,社会结构将被完善和重新调整。族际政治整合机制同样也涉及到一种局部情景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形成于政府、组织、族员三者互动之中,是多次互动的结果。如前所述,我们把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族员之间的互动;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与族员、各族员之间的互动;不同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互动分别称之为第一级互动,第二级互动和第三级互动。这种划分没有等级上的涵义,仅表示互动类别上的差异,也是便于研究的需要。 1. 第一级互动 第一级互动结构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即,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族员之间的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的重要结构。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新整合努力只有被各个国家的精英赞同,结果才可能是较大的社会交流[7]。即,族际政治整合只有得到政治层面上的认可,或者说是国家的一种政治制度安排,其他几种互动结构才有可能真正发挥作用。我国有关民族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政治制度设计为族际政治整合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撑,建立新的族际政治整合机制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 2. 第二级互动 民族社会基层政府的民族工作实现了族际政治整合的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制度安排与具体操作的连接。它一方面是有关族际政治整合的政策、法律、法规、文件等方面执行者,即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又直接参与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活动,即基层政府与族员之间,以及由此产生的族员之间的互动。中国的族际整合的任务,大多是通过经常性的、大量的民族工作来实现的。[8] 因此,基层政府与族员、族员与族员之间的互动具有重要的政治整合意义,是实现实践形态的族际政治整合的关键。 3. 第三级互动 美国社会学家阿米泰•伊兹欧尼(Amtai Etzioni)在政治整合的组织理论中认为,这种组织有一个决策中心,能够在共同体中极大地影响资源和报酬的分配。[9] 如果说上述第一级互动结构主要是较高层面的互动,那么不同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称之为基础层面的互动。这种组织性互动通过协调、沟通、交流、贸易、互补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资源和报酬在各族员之间分配,实施经济、文化等层面的政治整合行为。多元化时代的复杂性、多样性、局部性等特征决定了社会组织是连接国家和族员之间的重要桥梁,其纽带作用不可低估。经济、文化等领域内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及这些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利益互动都为族际政治整合提供基础性支撑。它对缓解族员之间的利益分配、文化冲突、社会矛盾方面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二)特点:不同的互动行为 政府、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的基本框架。互动论者认为,互动意义决定互动行为。不同维度的互动行为是不一样的,这是由它们在互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社会学家特纳说:“互动总是一个暂定性的过程,一个不断地验证某人对他人角色的看法的过程”。[10] 族际政治整合中各互动角色,尤其是族员,在互动中将逐渐调适自己的互动行为,逐步形成对政府、社会组织、其他族员行为的了解、认知、包容、认同等。在多次互动中,少数民族族员将会淡化族别意识,增强互动角色意识,从而实现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下面所述的互动行为是一种互动结构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可能在某些结构中也会出现。但为研究方便,我们在此突出了某些互动特征与某种结构的相互关联。 1. 传达、执行、交流、参与、意愿表达 在第一级互动结构中,互动行为不仅仅是政府对社会组织、族员单方面地传达、执行有关民族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定,而且也应当包括社会组织、族员与政府之间的交流、积极参与和意愿表达。它是一种双向互动。“真理”是通过反复讨论而达至的“共识”来界定。[11] 各角色之间通过传达、执行、交流、参与、意愿表达等互动行为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共识才是科学的,才能真正地在实际操作中达到族际政治整合的效果。在纵向间政府内部互动中,下级政府积极参与、不回避问题、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以及在有关民族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或更为可行的办法是互动行为的关键所在,因为不同层级政府对族际关系的了解程度是不一样的。另外,横向间政府的交流、参与、合作等互动行为对于族际政治整合经验的相互借鉴与学习也是十分重要的。社会组织就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向地方政府或上级政府如实反映情况,提出对策建议也是协调族员关系、实现族员组织认同的互动行为。民族政治参与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过程的介入,其主要目的是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为。[12] 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一种互动行为,为政府与族员之间提供了互动平台。政府与族员之间的互动也不仅仅是单向地服从政策安排,而是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积极参与、表达意愿,通过多种互动行为对现行决策提出合理的建议。可以说,双向互动是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的核心。 2. 指导、入户、情感、照顾、凝聚 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互动同样不能是上级政府的单向行为,需要前者对后者在族际政治整合的制度安排、政策设计、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建议。同时,通过两者之间互动而形成的有关民族政策为基层政府的族际政治整合提供实际操作依据,为实践形态的族际政治整合提供指导原则和行为导向,保证基层政府的民族工作在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有研究者认为,互动主义的妙处就在于抓住了情感对互动过程的影响。[13] 基层政权组织与族员之间实践形态的互动政治整合机制体现了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像入户工作、情感交流、优先照顾、凝聚各族员等互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族员对基层政府、其他族员的认可,是族员对国家产生政治认同感的基础性政治行为。通过这种互动行为,有利于国家的基础合法性在族员中获得。社会自我作为互动理论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詹姆斯认为,社会自我是指“由于同他人交往而形成的个体的自我感觉”。[14] 在基层政府与族员之间、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族员之间的互动中,族员形成了对基层政府和其他族员的自我感觉。这种自我感觉影响族员的社会行动,有利于国家认同之行动路线的选择。 3. 学习、借鉴、合作、协调、教育 社会组织主要是指非政府组织,它们之间互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方面,属于一种中间层次的互动整合。迈克尔•哈斯(Michael Haas)认为,政治整合可能成连续状排列,从在相邻国家之间增长的合约(低度整合)延伸到政治统一(高度整合),还有中间层次的整合。[15] 高度政治整合往往是以政府为中心的结构所进行的整合,基层政府与族员族际整合则属于低度整合,中间层次整合基本上属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行动。这里对层次的分类并不是说族际政治整合存在等级上的差异,只是为了反映不同类别的互动行为。这些政治整合行为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族际政治整合的互动网络。社会组织之间互动行为的主要特点是相互学习、借鉴、合作,为族际政治整合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互动往往能够起到协调各种利益,缓解族员矛盾冲突,达到教育族员的效果。例如在文化组织互动过程中,“群体参与不仅可以产生文化增殖,而且可以形成社会文化意识”。[16] 这种意识对教育族员,实现不同族群文化的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和谐共处具有重要意义。 (三)方式:正式互动与非正式互动 上述的三级互动结构都具有政治意义,但在互动方式的侧重点上是不同的。在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中,我们把正式互动界定为官方行为,非正式互动主要指非官方行为。这两种互动方式在不同的互动结构中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第一级结构中,主要是正式互动,但也存在非正式互动,如政府官员之间私下的非正式交流。第二级中基层政府与族员之间的互动,以及第三级互动结构中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互动,主要以非正式互动的形式来完成的。 迈克尔•哈斯(Michael Haas)认为正式的政治整合需要非正式的政治活动来支持。[17] 其主要含义就是指正式互动方式的政治整合需要非正式互动方式的政治整合提供支撑。非正式互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完成实践形态的经济、文化方面的整合,这些往往是正式方式的整合所不能实现的。非正式互动是正式互动的催化剂,是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的有效手段。正式方式常常是非正式方式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而后者却是前者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在国家内部族员之间非正式互动越多,越可能在实践活动中实现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 (四)内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政治整合的互动至少有政治、经济、文化这几个方面的竞技场。[18] 因此,我们认为,族际政治整合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为政治内容的整合,也不能理解只有政府参与的互动行为。这种政治行为应当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中,共同筑建族际政治整合机制。 首先,政治内容上的互动是首要条件。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级互动结构中。在上下级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政府与族员之间,就有关民族政策、规定、决议等,应当在相互沟通交流、政治参与、意见表达基础上,通过多次互动而产生。政治内容上的互动必须得到国家的肯定,或者说是国家的一种政治安排。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文化内容上的互动具有意义。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政治层面不支持族际政治整合,那么无论经济和文化上的整合多么努力,也很难实现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也不可能有和谐的族际关系。国外的许多事例已经证明了此点。杜依奇(Deutsch)的互动主义把政治层面的“整合”界定为创造统一习惯和制度的过程。[19] 即,通过政治内容上的互动,把此种互动模式进行制度化的过程,这种形成过程实质上也是族际政治整合的过程。当这种政治上互动的制度化得到国家统治者的肯定时,其他内容的互动将成为可能。 其次,经济内容上的互动有助于协调利益分配。这点首先必须要有政治上的安排,由第一级结构中的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来完成。从而为民族聚居地区和散杂区地方的少数族群提供经济支援、技术资金、政策倾斜、生产设备等,帮助他们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共同发展,缩小利益分配上存在的差距。第三级结构中的社会组织之间、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互动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在经济合作、经济资助、技术帮助、人才提供等方面也起到协调利益分配的作用。经济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族员,特别是少数族群成员的生活状况,此点是族际政治整合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 最后,文化内容上的互动有利于形成共识。文化内容上的互动体现在三种互动结构中。政府对不同族群文化的宣传、基层政权组织文化活动的开展、社会组织之间的文化交流、社会组织与族员之间的文化互动等等,这些为不同族群文化互动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运作空间。借助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多种媒介,使少数族群了解汉族文化,同时也使汉族认识少数族群文化。在互动中达成共识: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尊重,在承认各自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和谐共处。参与活动既是社会实践过程,也是文化互动过程。[20] 参与互动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各自文化互相接触的过程,为不同族群之间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机会。以文化为内容的互动将能使各族员形成共识,这对缓和文化冲突,淡化民族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的功能 对族际政治整合机制的构建,目的是通过这种机制实现族际政治整合的功能。这种功能来自于互动意义的形成,而这种互动意义主要体现在互动中角色形成的角色领会。罗斯认为,角色领会意味着个体交往者在其内心深处想象接受者是如何理解交往的。[21] 这种想象当成为互动行为的规则时,它将成为行动者采取何种行动路线的依据。因此,角色领会的过程也就是互动意义产生的过程,这种互动意义将会成为互动角色发生互动行为的价值规则。在族际政治整合中形成的互动意义同样也会成为族员对政府、社会组织、其他族员采取何种行为的价值规则。当这些规则一旦稳定下来,并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行动法则时,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的功能也就产生了,即,互动意义相对稳定后,便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机制功能。通过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族际政治整合的结构经过多次互动,形成了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将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族员对互动角色,特别是对政府的认同,促进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 (一)互动机制的功能构成互动继续的条件 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的功能是多次互动的结果,这些功能也将构成以后互动行为得以发生的条件。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符合互动中各角色意愿,这种互动将成为一种期望,继续互动行动将成为可能。因为在这种互动中,族员能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如果多数群体成员在群体的大多数交易中感受到利益,对群体领导和成员之间增强了信任态度,那么群体内的互动可能是“不能取消的”(irrevocable)。[22] 不论是正式互动还是非正式互动,在这种多维互动过程中,实现了族员利益,特别是少数族员的利益,这为族际政治整合提供了重要保证。族际政治整合的关键是对族员认同的整合,他们是否愿意互动成为衡量这种机制有效性的重要条件。 (二)互动机制功能成为族员行动的社会规范 布鲁默认为,“社会客体的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而意义则是在解释过程中获得和改变的。”[23] 族际政治整合多维互动机制在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功能(或互动意义)基础上也会形成一整套的惯例、规则、信念、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它们成为族员行动的社会规范。通过这种多维互动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能够很好地在实践中指导族员的社会行动。例如,在互动中产生信任的机制功能,不是外在因素强制的结果,而是族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多次互动产生的结果。因此,以此形成的规范将对族员社会行动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当这种信任功能发挥作用,保证了族际政治整合的有效性。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彼此不信任和人心不齐会使社会变为一盘散沙。[24] 族员一盘散沙的状态将无法形成彼此认同,更谈不上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因此,多维互动机制所生成的社会规范将成为族员进行社会活动的重要依据,这对促进族际关系的良性发展,缓解冲突,消除紧张具有重要作用。 (三)互动机制功能实现了族员对国家的认同 族际政治整合机制在不断的互动中,不同维度的互动结构采用不同的互动行为和不同的互动方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整合,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族员之间的关系。这种互动机制对我们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良好族际关系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族际政治整合实现的过程。这种机制所具有的功能实现了族员与其他角色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并达成共识。这种基于互动意义上的共识是族际政治整合的关键,没有认知、理解、信任、包容等机制的功能实现,将很难获得政治整合的基础合法性。运用互动意义这种方法,角色就能够评估、权衡,从而形成最为合适的行动路线。[25] 借助于互动意义,或者说这种机制的功能,族员能够在互动情景中进行自我界定,从而在自身与其他角色的互动中协调社会行动,达到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目的。在这种互动中,族员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互动中的角色,从而淡化了自身的族别意识,实现了族员由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转向。 【参考文献】 [1]Haas, M. . Paradig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Korea[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1, No. 1. ( Apr. , 1984) , p. 48. [2]周平. 中国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J]. 政治学研究,2005,(2). [3]潘小娟,张辰龙主编. 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463. [4]Haas, M. . Paradig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Korea[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1, No. 1. ( Apr. , 1984) , p. 55. [5]姚纪纲. 交往的世界——当代交往理论探索[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3-64. [6][美]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 [7]Haas, M. . Paradig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Korea[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1, No. 1. ( Apr. , 1984) , p. 55. [8]周平. 中国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J]. 政治学研究,2005,(2). [9]Amitai, E. . Political Unification[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Winston. , 1965, p. 19. [10][美]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50. [11]转引自杨善华主编.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74. [12]周平著. 民族政治学导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73. [13][美]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97. [14]James, W. .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J]. New York: Henry Holt, vol. 1, 1890, pp. 292-299. [15]Haas, M. . Paradig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Korea[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1, No. 1. ( Apr. , 1984) , p. 54. [16]司马云杰著. 文化社会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83-284. [17]Haas, M. . Paradig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Korea[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1, No. 1. ( Apr. , 1984), p. 56. [18]Haas, M. . Paradigm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lications to Korea[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1, No. 1. ( Apr. , 1984) , p. 56. [19]Deutsch, Karl W. . Political Commun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Garden City[M]. N. Y. : Doubleday. , 1954, p. 3. [20][美]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7. [21]Rose, A. .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Proces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ress, 1962, p. 8. [22]Ralph, M. , Goldman, A. . Transactional Theory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Arms Control[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3, No. 3. ( Sep. , 1969), p. 725. [23]转引自毛晓光. 20世纪符号互动论的新视野探析[J]. 国外社会科学,2003,(3). [24]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三联书店,1996. 29. [25]Linde, A. S. , Strauss, A. . Social Psychology[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8, p. 280-283. (来源:《广西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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