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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非遗大省。 目前，全省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 项，国家级和省级名录分别达到了74 项（125 处）、440项（568 处），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分别达到了57 名、301名，建立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 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2 个，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3 个、省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8 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多彩贵州”逐步成为代表贵州的文化品牌。 然而，贵州的非遗保护工作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存在着诸多现实的矛盾与困境，以下“六大难题”亟待破解： 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贵州省一些县、乡领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地位不明确，认识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不能以通行的市场化观点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一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想到是否有开发利用价值，是否能赚钱，而不是深入细致地、脚踏实地地做好普查、抢救工作。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在各地文化工作中的排位较后，未列入考核目标，而成为一个可做可不做的工作。 机构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工作落实不到位 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基本都设立在文化部门内部，特别是今年大多数地区政府机构改革后，文化局已不再是单一的文化局了，而是好几个局合并，人员也就相对减少。很多地方（特别是县级）没有专门的工作机构，工作机构的不独立不稳定，导致工作队伍不稳定，而且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形成了除突击完成申报工作以外，普查、数据库建设、资料研究整理、项目及传承人保护等常规工作没有人做的局面，既严重影响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又影响工作的持续开展。不能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综合性、多部门协作性、专业性、广泛性、长期性要求。 “重申报、轻保护”现象严重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重申报、轻保护，重利用、轻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贵州省大多数地区在申报省级、国家级非遗项目时，确实是下了大力，一旦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名录后，一些工作也就停了下来，只是在每年申报经费的时候，把这些名录当做经费申报的项目，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来保护和传承。有的地方甚至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使一些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目全非，破坏了非物质文化的原真性。轻保护现象，导致濒危项目抢救滞后。如“大方漆器”，原来是与“扬州漆器”、“福州漆器”齐名的全国三大著名漆器之一，作为国家级名录中唯一的少数民族髹饰技艺，其中的暗花、赤沙和堆雕技艺是国内独具特色的，但现在大方县不仅漆器生产厂房破败，企业生存举步维艰，而且“大方漆器”也早已不在三大著名漆器之列。 投入不足，普查、抢救、保护经费严重缺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普查到挖掘，从人员培训到资料整理，从规划保护到抢救利用，都需要资金作支撑。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虽然省级财政安排了一定的专项保护经费，但从全省情况看，总体投入仍不足，开展保护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市（州、地）、县两级财政，大多没有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仅是中央、省财政的补助资金，“等靠要”思想严重。项目申报成功后，经费投入不足、保护程序跟不上。 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力有待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综合性、多学科性、群众性很强的工作，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社会团体之间、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学科之间必须协同配合；必须广泛动员群众力量，让广大群众自觉担负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和义务。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多被认为是文化部门一家之事，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广大群众保护意识淡薄，尚处于观望状态。而贵州省目前的现状是，从省到市到各县、区只有文化、民族事务、部分学校在长年开展抢救、保护、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抢救保护工作大部分停留在学者、专家和少部分热心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士和文化、民族事务等业务部门层面上。 传统民族民间文化项目参与人员越来越少，传承者和受众群体均出现明显断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来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但由于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变，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经常性、长期性的展示平台，没有适应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时代精品，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要求，受众群体落越来越小，生存空间逐渐萎缩。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在中老年人中还具有一定影响，而年轻一代大多对其不了解、不熟悉，更谈不上热爱和保护、传承。 此外，由于现在的年轻人受经济利益驱动和外界主流文化的影响极大，大部分在初中毕业后均会选择外出务工，一来不愿学、二是没有时间去学。目前我省广大农村均以老年人和儿童为主。由于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仅在逢年过节时回来，甚至几年不回来，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传承人严重断层现象。 随着《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2014—2020年）》的实施，非遗保护从部门工作上升到全省行动，贵州非遗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