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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连绵发展，是中华文明独有的优长与特色。无论民族范畴的中华民族，还是作为文化综合体的中华文明，都呈现“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大一统，是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成长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 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在先秦、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中叶到近代四大发展时期，呈现四次民族大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大一统的进程。夏商周经历了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首次民族大融合，其后迎来了秦、西汉的大一统。东汉末到南陈灭亡是长达400余年的政权分立以及汉族、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其后是隋唐的大一统。晚唐、五代、宋、辽、夏、金又为长达500年的政权分裂对峙时期和汉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其后是蒙古族主导的元代大一统。明中叶“大航海”揭幕和满洲入主中原带来了清朝疆域内的汉、满、蒙、回、藏等的第四次民族大融合，之后就是西方列强入侵、传统社会被“近代化”以及抗日战争中现代中华民族正式形成。不难发现，虽然四大时期中都曾有一段政权割据、民族纷争时期，但大一统是发展趋势和必然结果。前者凸显经济文化和民族的多元或不平衡，后者则显示中华文明在多元融汇基础上的总体走向。 经历四次民族大融合走向大一统的发展进程背后，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地理环境、思想文化及领袖人物诸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等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矛盾、民族交往等民族融合是决定性因素和主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大抵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支配和塑造的。但因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又往往较多依赖于内部若干地域子文明间的碰触和整合。五千年来，黄河中下游文明地带、长江中下游文明地带、大漠草原文明地带、东北文明地带、新疆等西北文明地带、吐蕃等西南文明地带的长期并存，造就了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等颇有差异的地域子文明承载板块。它们不平衡发展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变化。 各地域子文明兄弟民族汇聚滚动、血脉交融，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的辉煌。栖息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汉族，最初是由中原不同族群结合而成，实乃多元一体的先驱典范。汉族人数最多，农耕生产经验最成熟，文化最先进，对北方等周边民族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栖息在北方草原等高寒干燥或半干燥地带，主要以游牧和狩猎为生。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既有和平交往，也有军事战争，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吸收，血脉交融，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内聚潮流，逐步形成包括中原、江南、东北、大漠、西北、西南的全国性统一体。到近代，各兄弟民族在抵御西方殖民入侵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最终汇聚成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现代中华民族。 在中华文明多元融汇与大一统进程中，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文化塑造、各民族杰出政治家的能动作用也不容小觑。战国以来，孟子等就陆续提出“用夏变夷”“兼容并蓄”“有容，德乃大”等思想。不少政治家积极践行这种进步思想，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壮大。例如，唐太宗主张“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还被尊为“天可汗”。明太祖及明成祖也承认“胡汉一家”“华夷无间”“抚宇如一”。元世祖创立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直接统辖云南、东北等边地，还以帝师领宣政院“政教合一”体制将吐蕃纳入中国版图。清康熙、雍正、乾隆又借盟旗制和满蒙联姻等令蒙古诸部作“长城”，还以“金瓶掣签”制度册封达赖和班禅。他们都为中华文明多元融汇和大一统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为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南开大学讲席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5年10月22日 08 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