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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方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个人和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群体素质发生的根本性质的变化，是我国少数民族走进现代文明门槛的重要标志。这个变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指引下，当家做主，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成果。这一成果把中国少数民族由落后、封闭的社会群体，逐渐发展和提升为现代民族。当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变化是巨大的，但由于其发展的起点低，积累少，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人们的适应性较慢，发展所释放出的能量和红利，还受到许多因素的抵消和限制，特别是作为一个群体，其变化的速度、程度与发展的速度和程度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决不能也不应要求有1∶1的变化效应，否则就会犯急性病和脱离实际的错误。我赞成那种“欠账”的说法，只有把“欠账”还清，才能实现齐飞共进理想。 在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我国少数民族群体的思想、观念和心理也发生着变化。就作者所了解和感悟到的变化，大体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求发展谋富裕的心情更加急迫，要求更高。饱受苦难的少数民族，从党的民族政策、改革开放和国家日益富强的现实生活中，以及当前为大家开辟的致富道路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很大鼓舞，求民族之发展，谋生活之富裕，成为每一个少数民族成员长期以来最朴实、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目前，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的主流愿望，已经不满足于救济、照顾，不满足于个人经济上的改善、生活的温饱和一般性的发展生产。在国家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主流愿望和要求，更倾向于本民族及其成员的地位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特色能长期保持并得到应有的弘扬，家乡的生态环境受到保护和改善，家乡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并使当地群众得到实际的应得利益；能更多开辟致富门路，发展和支持群众主动创业、立业，建立新产业、新事业，使家乡、群体和个人更加富裕，尽早享用更多现代科技提供的便利。 二是多元化。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促使少数民族社会结构改变了原来单纯、简单的状态，社会中不仅有新式农民、新式牧民、新式工人，还出现了城镇居民、工商业经营者、国家各级公务人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以及长期和短期移居各大中城市从事各种行业的少数民族等等。这些不同人员，在许多民族中已经形成规模，不少人具有特有技能、个人资产和特有身份，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社会追求，有自己多样的利益和要求，新的身份、新的利益、新的诉求及其代表人物也不断出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建国初期少数民族衡量自身权益，要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尺度。正如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思想的“独立性、差异性、选择性、多变性”日益明显，对本民族和国家事务不仅有了各自的看法，而且从各自的社会地位、各自的利益出发，进行审视并提出要求。因此少数民族成员的愿望和要求，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不仅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已经迈出了狭隘的民族门槛。 三是复杂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少数民族不仅打破了封闭，加强了与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往来、交流和交融，也加强了与国外各地和各种集团之间的往来和联系，特别是互联网、电子信息技能的广泛应用，使各类人群视野大开，各种思想观念清浊俱下，各种所谓民族“理论”、民族思潮蜂拥而入，各种愿望和诱惑尽数显现，使一些人的思想更加活跃，甚至出现混乱。在世界民族风云此起彼伏的局势中，敌对势力，特别是“三股势力”，趁机通过各种渠道加大了对我国民族地区的渗透，少数受蛊惑、受欺骗及顽固坚持民族分裂主义思想的人，趁势而发，打着宗教和民族的旗号，或明或暗进行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疆社会发展的活动。这种情况无疑增加了认识和处理民族地区问题的难度，使我国少数民族思想、观念和心理战线增加了极其复杂的因素。 四是主流思想更加理性。对一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心理状况和发展倾向的评估，十分难做，但是很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的民族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热爱伟大祖国的。不过在不同阶段，其表现和程度却有不同。新中国成立初的若干年，群众满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感谢社会主义带给大家的幸福生活，在这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虽也有，但并不普遍，感谢、感恩共产党，满意、满足幸福生活，成为当时少数民族的主流思想、观念和心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