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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民族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国家认同与公共领域重构 当今，全球化跨界交往日益频繁、城镇化进程加速发展、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的宏观背景下，利益分化明显加速、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社会结构分层日益离散加之民族主义和极端势力有所抬头，国家民族整合语境中传统社会组织的认同聚合面临着复杂、多元、多维度的挑战，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更趋复杂多变，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整体社会稳定与发展。稳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基石，也是多民族国家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与发展的根本保证。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只有解决好不同民族、不同民族阶层社会成员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问题，才能凝聚共识，整合民意，保持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尤其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加速、不同民族地区加速城镇化发展的现实背景更突显了这一问题域的现实紧迫性和重要性。 历史上，传统民族社区中的社会组织曾经是民族社区公共事务组织和治理的最主要的主体，也是民族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活动的中心，在发展经济、促进民族交往和民族文化传承、建立和协调同中央政权间的关系等领域都活跃着各类社会组织的身影，在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有效的凝聚和整合作用，成为传统社会公共领域最活跃的主体之一。现代化、全球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发展导致的利益分化、价值取向多元、社会分层结构离散，都对传统民族社区中的传统社会组织的价值观认同聚合及社会整合形成了新的压力和挑战，影响到国家民族整合进程和传统民族社区的社会稳定。由于发展阶段和民族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民族社区中的社会组织通常是整个社区精神和民族文化凝聚力的主要承载力量，许多传统社会组织在传统民族社区中由于其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深厚的传统历史文化积淀使曾经活跃于传统民族社区的社会组织成为民族认同体认的首要载体，这对于多民族国家共同体中传统民族社区的治理而言，不仅是可以依赖的具有较高动员性的社会资本，更是应对传统民族社区治理现代化难题的有力推手。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曾经明确指出当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文化成分比如种性、族群、宗教派别和民族基础之上时，认同感最为强烈。然而，其他类型的集体认同比如阶级、区域等，只作为利益集团发挥作用，并且因此在达到他们的目的之后非常易于消融，文化的共同体则要稳定得多，因为建构文化共同体的文化成分如记忆、价值观、象征、神话和传统等趋向于持久稳定和紧固。[2]厄内斯特·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指出民族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界定或体认着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依属关系，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在。[3]我国学者王希恩在《多民族国家和谐稳定的基本要素及其形成》中指出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稳定，必须建立一种合理的民族关系和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组成国家的各个民族自觉认同于同一国家。[4]高永久、柳建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政治整合及其适度性》中提出整合能力已成为多民族国家政府权力的最基本内容，其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将国民对各自族群的忠诚转变为对多民族国家的忠诚，将多元的民族认同转变为国家认同。[5]作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共同体，传统民族社区治理必须充分考虑和宣传引导民族自身、宗教信仰、民族国家等不同认同之间的位阶层次及优先性，并在传统民族社区治理进程中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传统民族社区中归属于特定民族的民族宗教认同、民族自我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必须归一整合为有助于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统一的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国家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