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法律是基本底线 法律的普适性在于全体公民，其价值在于其适用对象的平等，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凌驾于法律之上，个体不能借民族“差异性”将民族权利理解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也不能因为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和对民族身份的过度“尊重”而对越过法律红线的公民的行为视而不见。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对于任何问题，运用底线思维，在短期内要以最长远的眼光去考虑最坏的结果。对于民族问题的处理，地方政府也是一样，不能处于眼前的政绩考核，姑息一些公民借民族身份进行违法行为，短期看，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最终却会导致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3.文化尊重是起码道德底线 民族团结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对其他民族的身份尊重、文化理解和宽容，这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故意强化民族“差异性”，引发民族歧视和敌对心理，远远背离我国团结、和谐的民族政策，这类行为虽然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对其加以制约，但却显示出对他者起码文化包容和尊重的缺乏，挑战了我国传统道德中尊重他人的起码道德底线，在此案例中，这种不尊重还是一种群体性的放大，其恶劣影响可想而知。民族宽容既不支持大汉族主义，同样也不支持其他大民主主义，抛开民族的区分和称谓，对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只要没有违背人道主义原则，我们也应具有起码的尊重。 总之，民族“差异性”的客观存在体现出多元特点，但程度却不是越来越大的，人为认知对“差异性”的扩大不仅制造事实上的民族文化心理差异，还会导致极端民族问题、特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背离了我国处理民族问题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价值落脚点。因此，必须对民族“差异性”合理认知，弘扬积极认知，减少和避免消极认知，宽容文化差异，立足公民身份，以国家统一、法律遵守为底线，服务于长远的民族共生共息和共同繁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