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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宣朝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文晶，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生，天津 300350 内容提要：国民意识是现代国家形成的精神基础，是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指标。本文运用历史社会学方法，揭示民族国家话语机制的运作模式，发现社会舆论和劳动教育促成女工身体的再定义，促成女工国民意识的形成，承担国家责任与义务，完成从工人到国民的角色转型，却也忽视了劳动者的权利建设。厘清这一过程，有助于揭示百年来现代国家认同形成的基本过程，并进而超越民族国家话语，完善劳动者的权利保障体系。 关 键 词：国家认同/民族国家话语/女工 标题注释：本文系天津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底层社会视角下的民国女工群体市民化研究——以天津市为例”(TJSR15-00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市民化制度探索的民国经验及启示”(16BSH001)的阶段性成果。 按照查尔斯·蒂利的观点，“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不同于单一民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通过中央集权的、有独特的自治结构来治理众多相邻地区和城市的国家。[1]中国从天下国家转向民族国家，是对近代以来民族危机的回应，目的是要消除组织松散、活力低下的社会状态，结成团结协作、组织力强的政治共同体。[2]国民意识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它强调国民对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以此加强国家凝聚力，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国民意识问题是社会转型领域的重要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在国民意识探讨中基本以国民性改造为主轴，以消除普通民众的愚、贫、弱、私、散为核心问题。目前该领域研究多囿于思想家的国民改造思想研究，其中尤以严复、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为重点，探讨他们对于国民素质的认识，在国民素养形成方面的理论和观点。在国民意识研究中，也有部分研究注意到精英思想如何扩散到普通民众的问题，但大多集中于报刊、音乐等个案式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认识。本文试图以民国时期的女工群体为例，探析女工国民意识的型塑过程，揭示国民意识构建的社会逻辑和张力，从而为该领域的理论和现实研究寻找新的方向。之所以选择以民国时期的女工群体为对象，主要是考虑到女工的母群体女性群体在传统社会中比男性群体具有更大的封闭性、私属性。如果说男性群体还被要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需要承担一定的国家义务，而女性群体的责任和义务多被局限于家庭之内，服务于三从四德，少有国家政治身份方面的要求。因此，以女性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观察她们从“私民”向“国民”的转变，可以更为鲜明地发现国民意识产生的现代性特征。同时，民国时期是现代女工群体初步发育的时代，她们历经从乡村到城市、从家庭到工厂、从女人到工人的空间、身份变迁，在时空场域和身份抉择中的表现能显示出国民意识发展的复杂性。本研究认为，女工的国民意识深受“本土民族国家话语”(或思潮)的影响，民族国家话语推动社会舆论和劳动教育的发展，将国家目标的实现具体化为对社会成员的观念和身体改造，有力重塑了底层民众的观念和行为，进而支持了国家转型。这是国民意识建构的社会逻辑。 一、本土民族国家话语的基本特征：抗争、责任和父权制 从19世纪晚期中国仿效西方进行“民族国家”建构开始，近代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以抗争和责任为号召，把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作为兴国强国的重要环节，提倡兴办女学、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女子参政，给纤弱、沉闷的女性世界注入现代性的活力，但男性精英主导也赋予这场女性解放运动“男性特色”。[3]20世纪20—40年代，在整合中华民族以建设现代国家的革命潮流中形成的本土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在抗争性、责任观和父权制等方面继续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