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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性特征是中西方国家竞争后的必然产物。与西方民族国家漫长的自然形成过程不同，我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要归功于近代以降民族国家话语对这一变迁过程的建构。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遵循着强制与资本的互动逻辑，[4]而中国直到晚清时期，还一直处于天下观念的统辖之下，华夷之辨与模糊边界构成了君臣的基本思考方式。20世纪以来，为了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地位，精英群体在部分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同时，结合时代处境做出了适应性改造。梁启超等思想家关注西方现代国家的整合功能，创造性地将种族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转化为符合“大民族主义”定义的“中华民族”概念，为民族国家认同奠定了理论根基。[5][6]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民族国家观念能够起到对内整合各族，对外抵抗侵略的重要作用，是动员民众共同抵御外侮的重要思想工具，因此而获得了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在内的众多政治精英的支持。[7]中西方有关现代国家形成上的动力来源和时代差异，决定了民族国家话语在近代中国时空场域中的本土色彩，即动员与抗争成为思潮兴起的主要目的。可以说，近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几乎涵盖了各种思想派别和救国方案，它们都统合在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话语共识之中，民族主义是其中的话语主线，自强求富是众思潮的目标所指。[8][9]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话语不仅成为凝聚人心，共同抵抗帝国主义入侵的政治宣传口号，也成为组织动员国民进行社会建设的合法性手段。 20世纪，民族危机笼罩下的民族国家话语要达到抗争和整合的目的，它更强调爱国主义，强调国民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自由与权利。或者说，国民的自由与权利应该服从于责任与义务。已有研究发现，这一“国民”观念在清末已经开始萌芽，是社会启蒙的重要成果，它凭借着救国的主题或故事，以及赈灾、捐款、抵制洋货、戒鸦片、戒缠足等社会事件得以传播，白话报刊、演说、戏曲等传播方式也为其提供了媒介。[10]这种思想取向既是时代课题的要求，也深受我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一主多元文化结构中的主干部分，[11]形成了系统的伦理秩序规范，君父一体、家国不分，个体通过社会网络中的角色扮演促成社会的整体和谐，义务而非权利是角色行动的依据。受近代西方思潮影响，中国社会曾探索权利观念，但在经历了一个选择性吸收到重构的过程后，最终脱离了西方权利观模式，重新强调国家集体高于个人，义务先于权利。[12]特别是进化论和功利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个体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13] 相较于抗争性和责任观的时代显示度，民族国家话语的父权制特征则容易被忽略，其实它对女性国家义务观念的型构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父权制”本指基于年龄、辈分和性别的等级制而形成的家庭制度，父系、父权和从夫居制是其主要特征；[14]但它在工业社会中逐渐衍生为个体与组织、与国家之间的“新型父权结构”，即组织或国家在双方的权力构建中发挥着“父亲”的角色和功能，对个体负有保护和教育之责，个体则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和忠诚。新型父权结构曾用于对工业体制的分析。在英国东中部和日本，工厂雇主和员工基于互惠原则建立起权利义务关系，保证现代工厂组织和制度的顺利推行。[15]在中国，它更多地暗合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话语与女权主义思潮、运动的结合，诱发了新型父权结构。清末以降，女权就和民权、君权关联起来，女性解放被纳入到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的想象中。[16]梁启超等思想家主张，女性的解放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息息相关，废缠足、兴女学等运动的目的在于强国强种，通过教育、职业、婚姻、观念习俗四个方面的改造，可以将女性转化为生利之人，从而强化女性对国家的责任感。[17][18]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在现代女性主义或社会性别理论看来，实则是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存在形式的新型父权结构，它不仅掩盖了性别间的冲突，也凸显了国家作为想象主体的卷入度。这种结构的形成有赖于男性主导的知识精英对国家的想象，主体置换在遮蔽性别冲突的同时，也与妇女的解放事业构成双向互益的动态关系。[19] 在上述时代诉求下，对女性的改造上升为一项国家工程，其领导者则是男性主导的精英群体，那些在精英人口中占比较少的早期女性精英也在救亡主题下融入了这一历史潮流。他们以男性/权力角度“凝视”众多女性，将她们视为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成为宏大民族国家叙事的重要部分，在开启女性个体化之路的同时，也使女性转而承受来自国家的制约和改造。总之，对民族国家话语产生过程的认识，需要将其置于思潮竞争的时空场域中进行理解，这也意味着由传统文化和时代处境相结合生成的近代民族国家话语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共同界定了女工的生活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