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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在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实施退耕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水土保持、石漠化治理、湿地恢复等重大生态工程。加强三江源生态保护。落实主体功能区制度，探索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民族地区往往是我国的生态功能区，国家22个限制开发区域中，有19个在民族地区。近年的全国两会上，环境保护、生态补偿机制一直是民族地区委员、代表们反映和讨论的热点。今年也不例外。 陈述：让人心痛的事实 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杜梅是鄂温克族。说起她的家乡呼伦贝尔，很多人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那首《天边》：“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撒落在河边……” 然而，这印象中唯美的草原，如今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呼伦贝尔，青青牧草覆盖的草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的各类矿产有9类65种，矿点370多处，累计探明总资源储量317亿吨。近年来，随着一些私营矿主无节制地滥开滥挖，昔日丰美的草原已千疮百孔，裸露的沙土随风飘扬。而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位于呼伦贝尔草原西部的达赉湖，从2000年到2012年间，水位共下降了5米多，水域面积萎缩了617平方公里。有专家告诉杜梅，正是挖矿采煤“谋杀”了达赉湖。 杜梅心痛地说：“过度的石油开采、矿产挖掘，导致地下水资源急剧流失，引发严重的水危机，这是花多少钱都补偿不了的！”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关注的是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问题。他们在调研中发现，为加快民族地区产业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大力引进煤炭、石油、化工、矿产资源开发等原燃材料工业，且多以初级产品外运，资源利用效率低，极易造成环境污染。 内蒙古代表团的代表们认为，内蒙古目前的生态环境脆弱的情况还没有根本改变。生态建设任务依然繁重。全区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区土地面积的62.5%。其中，重度和极重度的占36.7%，退化、沙化、盐渍化草原面积占草原总面积的61.2%，森林覆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森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十分突出，天然湿地大面积萎缩，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仍在恶化，沙化沙害、水土流失现象依然严重。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阿什老轨，为大家陈述了凉山州的一个事实：凉山州水能储量占全国的15%，矿产资源也得天独厚，更是“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然而，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的凉山，采取了梯度推进式的非平衡发展战略。当凉山以低廉的价格，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给予巨大的能源、资源支持之时，凉山昔日茂密的森林已不存在，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此外，一些东部污染企业在招商引资的旗号下大量涌入凉山，更加剧了凉山环境的恶化。 期盼：生态补偿机制得到完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这让阿什老轨看到了希望。 “制度有了，还得完善。”阿什老轨说，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还不健全，使资源环境经常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使投机者有机可乘，在资源环境领域出现了“资源拿走，污染留下”、“财富拿走，贫穷留下”等问题。 阿什老轨认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重点，是让生态资源转化为民族地区群众增收的价值资源。具体来说，首先要让群众从国家生态补偿中得到实惠；其次，用碳汇交易所得改善群众的生存条件，进而促进群众增收；第三，依托生态建设项目、自然保护区建设、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等，带动群众增收。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东方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明江看来，目前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问题是补偿标准有待提高。他希望，国家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美丽中国”的建设，让得到补偿的面更广、人更多。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农业大学副校长蒋平安也有类似的呼吁：提高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助标准。 蒋平安列举了这样一组数字：新疆区划界定的国家级公益林面积有11419万亩，其中8710万亩被纳入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范围。目前，国有权属的国家级公益林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补助标准为每年每亩5元。自2001年政策执行以来，物价上涨了，补偿标准却没有进行过动态调整，已经无法满足国家级公益林管护的需要。 内蒙古的人大代表们也反映了相关补贴标准偏低的情况。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恶劣区域的农牧民有85万人左右，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已搬迁45万人。当前存在的问题包括移民规模小、补贴标准低等。为此，他们建议国家进一步扩大自治区移民规模，并提高生态移民搬迁补助标准。 位于宁夏固原市境内的六盘山区，是全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近年来，退耕还林、国家重点公益林和地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工程和制度的实施，使六盘山区的生态环境实现了由整体恶化向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根本性转变，保证了陕甘宁三省区13个县180万人的水源。 “但是，由于生态建设与保护的投入和收益不平衡，当地的生态问题仍然突出。”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国权说，“一是当地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绿化造林任务仍然很重；二是生态建设与扩大农业生产规模的矛盾十分突出；三是生态补偿范围小，对群众贡献小，影响群众退耕还林的积极性。” 为此，马国权建议，建立六盘山国家生态补偿示范区，将固原市整体列入全国生态补偿试点市，对当地生态建设予以支持。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建议，在资源富集的民族地区实施国家级大项目，应当合理布局、科学规划，用最严格的环保标准，确保生态不受破坏。生态功能区的建设，按照“禁”就要“养”、“限”就要“补”的原则，加快制定《生态补偿机制条例》，优先进行试点，实施最高补偿标准，提高各族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声音 “西藏有两个底线不能破，一个是民族团结，另一个就是环境保护。当前，西藏的雪线还在不断上升，我们正在采取行动，绿化拉萨的南白山流域。我们相信，有了国家的各项援藏政策和全国人民对西藏无私的帮助，西藏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一定能创造奇迹。” ——洛桑旦巴（全国人大代表、西藏拉萨市委副书记） “在生态补偿机制上，应该赏罚分明。让为生态环境保护做着贡献的公民都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合理的补偿；也让破坏生态环境的单位和个人得到惩罚。” ——吉明江（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东方市委副书记、市长） “云南省1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的县份，多数是集边疆、民族、贫困、山区于一体的民族自治县，地方财政独自承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经费保障压力较大。建议进一步理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人员工资、公务经费和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等，由国家给予补助。” ——陈文琴（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宝华镇雍正村卫生室负责人） “玉树州作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区的‘一份子’，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在这个前提下，适当发展绿色产业，同时建立完善生态产业的扶贫、补偿机制。 ——王玉虎（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委副书记、州长） “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需要学习少数民族对待江河湖泊的态度。成吉思汗的大扎撒令里明文规定了对污染水源的惩罚条例；哈萨克人形容一个人坏到无可救药，会说‘这个人敢往河里撒尿’；傣族的‘泼水节’也来源于水崇拜……我们应该怀着感恩和尊重的态度，不要再对河流施加太多重负。” —— 杜梅（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生态资源不仅是国家生态服务功能维系与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的载体，更是群众增加收入的资源基础。让丰裕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的资源保障，需要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 阿什老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 “在干旱少雨、天然植被稀少的新疆，经自然优胜劣汰保存下来的公益林，在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中也发挥着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加大新疆国家级和地区生态公益林的保护力度，维护生态安全。” —— 蒋平安（全国政协委员、新疆农业大学副校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