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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位一体”布局，表达出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培元固本的主体自觉意识。中国地域辽阔，生态复杂，民族众多。生态文明作为“人和”问题，不仅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互为用，还要有各地、各民族及其文化的能动参与。基于中国国情，结合学科新知，将论述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的区域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相结合，以中华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为导向，构建“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民族关系。中国学界、政界凝聚力量，实现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联袂建设，达成民族团结与美丽中国携手同行的生态政治学共识。 【关 键 词】生态文明；民族；民族文化；美丽中国 【作者简介】张海洋，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包智明，男，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100081）。 中共十八大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召开，确定了到建党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善政善治的承诺，也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利钝，中华民族复兴的前途命运，皆系于此。这一目标值得全国各民族和社会各阶层凝聚共识放手博取。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段话浓缩了“五个接续”，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继往开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传统的接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共十三大报告理念的接续；“五位一体”布局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道路的接续；“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建国《共同纲领》目标的接续；“中华民族复兴”是对现代中国百年强国梦的接续。简言之，这是几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和求解思路的凝聚。 中共十八大报告确定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中共十八大决议为此还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如此高屋建瓴的生态意识在中共党史上前所未有。它不仅使生态建设跻身于包括“党建”在内的九大任务之列，而且站在了“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的位置上。 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这也是中国国情使然。中国近30年的发展，固然把经济总量推上了“世界第二”的高位，但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不仅使国家的自然生态严重受损，导致森林破坏、湿地萎缩、河源干涸、水土流失、草原沙漠化、山地石漠化和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及自然灾害频发，而且还会影响国民健康和文化家园的质量，因而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向社会政治领域延伸的态势，2012年夏秋以来的什邡、启东事件，2013年中国东部的大面积灰霾现象都是明证。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布局的“五大建设”之一，鲜明地表达出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培元固本的自觉意识。其深意和影响值得学界联系国情和时代精神加以领会和阐释。 一、中国的生态和文化结构 当代中国拥有两大禀赋：一是辽阔的国土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二是悠久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当今世界，能跟中国比版图的国家，只有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和澳大利亚；能跟中国比人口、历史、语言文字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和地区，只有印度、俄罗斯、中东和欧盟。中国能够把“大”与“多”结合起来，不仅保持了历史文化的延续，还比发达国家保有更为丰富的文化生态多样性，又比发展中国家保有更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 学界很早就注意到中国文明史的独特轨迹，而不是西方文明史清晰的“破裂型”、分阶段的线性轨迹[1]（PP.131～142）。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中国历史“停滞”，经典作家认为它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但考古学成果证明，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就有多个“文化互动圈”，后来又有过“古文化—古城—古国”、“古国—方国—帝国”等“区系类型体系”[2]。林耀华和切博克萨罗夫基于民族学成果，呈现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体系①。费孝通则将其概括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费孝通晚年又提出了现代中国的“三级两跳”，即在兼有前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后现代信息社会禀赋的基础上，如何面对全球化挑战而谋划自身发展的问题[4]。这些成果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为揭示中国的生态和文化结构，尝试推荐如下模型，即以长城+长征两线为界，呈现为内地农耕与边疆畜牧两个板块。其共时切面如同太极图上的阴阳两仪，历时进程如同DNA双螺旋链。这两个板块从古到今都在互主共生、互动互补。中国文化因而独具特色且生生不息。易华的《夷夏先后说》考察了它的源头[5]。成臻铭的《清代土司制度》考察了它的政治传统[6]。杨庭硕和田红的《本土生态知识引论》描述了西部的民族生态知识和智慧[7]。 笔者推荐这个模型并列举这些著作，是想指出当今中国要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把握什么是中国。为此，我们既要警惕欧洲中心论，又要警惕内地/汉族中心论。简言之，秦汉以前的东部板块曾远离世界其他文明，因而要靠边疆板块的草原和沿海两条通道来获取外部信息。诚然，东部农耕板块人口稠密，国家形态出现较早，且从东周时就有“轴枢时代”的现代文明冲动。秦统一后，不断推进编户齐民、郡县制、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和独尊儒术等国家建构措施，进而形成了前现代的中国天下观和朝贡体制。 西部板块的生态更是复杂多样，因而它不仅能够保持多元多样的生计方式和治理方式，还时常挑战东部政权甚至取而代之。正是这种互动，把辽阔的版图和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带给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无论由什么民族创建或如何强大，在西部都只能采用包括土司制在内的多样治理措施。《礼记·王制篇》中“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讲的既是政治经验也是生态智慧，是尊重、顺应自然规律和保护自然的硬道理。 在西方殖民列强用坚船利炮把中国版图裁剪成现状以前，边疆板块曾占中国版图的3/4。时至今日，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仍占中国版图的近2/3。我们知道这个国情，就能理解当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为何还要继续做忠臣；日本军队当年为何横扫东部，对西部却最终败北。杨伟民简述中国国土规划的“两屏三带”生态体系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和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8]（PP.317-325）。如果再加上内蒙古和新疆的草原草场，这就是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的缩影。这个事实，也能让我们理解新中国建立至今，何以要创建并且反复重申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简言之，当今中国要建设生态文明，不能单靠城市和科技文明，还要有各民族本土知识和生态智慧的能动参与。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生态建设与社会建设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的关系就是如此密不可分。 二、生态家园与天人关系 当今国人对生态不再陌生，对文明更是耳熟能详，但正是这些大词，才需要学界不断考究校正，只有这样才能在运用时“靠谱儿”或不离根本。 “文明”是古汉语最早产生的概念之一。《易经》即《周易》的《贲卦·彖传》作了如下解释：“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简言之，文明与人文和文化相通，但更强调高明、普世、普适和普同。在现代语境下，文明具有国家社会跟文化民族的相对之意，即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里的论述，但跟文明更直接相对的则是自然天文。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对立，就要用生态意识和生态学来化解。 “生态”一词的出身并不在中国。原因是古汉语里早有天人合一的概念，也早有“天道”和“自然”等词。中国古人相信人类能“为天地立心”，所以自然和天道的所指都不限于客观外在。因而在古汉语里有“生态”概念却没有“生态”这个词。现代汉语中的“生态”一词源于现代西方，其母体是“生态学”，即海克尔为了克服启蒙运动天人两分的弊端，在1866年根据造词法造出来的ecology。其词根eco，指“家”，词缀logy指“逻辑”或“研究”。因而，生态就是包括水土、生物和人类及其间相互关系、整体关系的系统，即ecosystem，亦即“家园系统”。生态学就是通过研究这个系统来理解家乡的“家园学”。与其同根，但早于生态而出现的economy经济学，其本意也是“家计家政学”。如今，这两个词都有了经纬天下的含意，但考其传统，它靠的仍是中国古人关于“家、国、天下”的认知逻辑。我们要从词源上理解economy与ecology的关系，最好的办法是对比“天文学astronomy”与“星相学astrology”。简言之，一个强调描述客观现象的“名”，一个强调把握主客关系的“实”。生态建设因而涉及天人关系、人地关系、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 由于生态就是家园，中国生态就是中国各民族的家园，所以生态文明建设首先是关乎中华各民族的家园文明建设。家园建设的根本是从意识上回归天人合一或天地人合一的古代伦理，既要发展生计，又要保护家园。在建设生态文明时如何把握各种关系，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老话仍然值得借鉴。 应当说，当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顺应天时。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在不同层次的系统操作中，如何接上地气和人气。笔者认为，小到生态龛econiche，中到生态系统ecosystem，大到全球生物圈biosphere，无论在哪个层次上操作，首先都要理解当地的生态文化和民族文化，都要摆正“五大建设”的关系，即各个层次上的生态是人类活动的舞台和效果。文化是生态的规范脚本，社会是组织制度。经济是镶嵌于社会文化母体并受其支配的生计[9]。政治则是人类在交往互动博弈中，为了体现公平正义和诚信伦理而形成的公共治理机制。 由于时代变化、文明发展，所有个人、群体和共同体暨民族的“家园”，特别是其中的资源即生产资料，都不再是绝对的私产，都具有了“公共事物”的性质，因而必须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在不同的产权主体之间按照正义伦理进行公平博弈。为了避免在博弈中产生由旧发展观导致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资源诅咒”和“发展的悖论”，尊重各地区各民族原住民权益的“家园伦理”应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伦理。 人类作为自然之子能够存活至今，靠的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和经济，而且还有珍爱生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跟自然和谐共处的知识、智慧和伦理。由于在所有生态环境中生活的原住民对这些知识、智慧和伦理的掌握都多于科学家、投资者和空降官员，所以中国各民族在各自的家园里养成的生计知识、生态伦理和智慧，包括山林民族的采集渔猎和刀耕火种，草原民族的游牧畜牧和农牧兼营，农耕民族的农猎兼营、水田稻作和绿洲耕牧，海洋民族的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家族家支、婚姻亲属、氏族部落和民族语言文字，还有人们维系这些生计文化的萨满教、苯教、毕摩巫师信仰，由此升级的老庄及《易经》哲学，或者是从域外引进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等等都是中华各民族生态智慧和生态伦理的组成部分，因而也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这也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应有之义。 本文概括中国各民族的生态知识、智慧和伦理的共同内涵是：“物我同在，天人合一”，即要求人对人和人对自然要讲互主共生、礼尚往来和互惠互利，不能讲反客为主、你输我赢和豪夺巧取。每个人都要像珍惜自己的家园一样尊重其他人对家园的珍惜，不能为了开发资源方便或加快工程进度让其他人移民搬迁。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原住民，大家都要遵循老子《道德经》的规范，“一曰慈，二曰俭，三曰让”，即“不敢为天下先”。 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实践一直都强调天人合一、中和位育。所谓的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强调的是人在自然面前应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而不是单向度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至破坏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强调天人对立的启蒙运动和西方现代消费文化，包括由此产生的工业科学和技术，正是造成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渊薮。因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保持中国的文化自觉，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并付诸实践。 三、生态保护与社会转型 人类学家博德利把现代化旧发展观的本质概括为：让越来越少的人用越来越简单的办法，去奴役越来越多的人和支配越来越复杂的生态[10]。这种现代化无论怎样用发展和民生来美化，只要没有人类共同体的生态伦理和国家的政治文明来加以节制，它迟早都会酿成生态灾难和人文悲剧，甚至会把整个人类都逼上“通往奴役之路”[11]。 由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一马当先，所以那里也最先发生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社会运动。伴随这些社会运动的还有学界和政界的知识产品和环境政策。1962年，蕾切尔·卡森推出《寂静的春天》；1972年，德内拉·梅多斯推出《增长的极限》；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里提出永续发展的理念。此后，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联合国相关组织在1992～2012年先后发表了《里约宣言》、《二十一世纪议程》和《我们憧憬的未来》等文件[11]（P.318）。这些文献，标志着人类开始从旧的发展观和发展方式向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方式转型。 本文认为，旧发展观和发展方式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目标，使社会与自然、社会与国家、个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关系不和谐，最终使自然、社会、民族和国家都付出惨重代价，使各民族没有前途前景的旧现代化道路。新发展观和发展方式则是以人和文化为本，追求天人、人际、社会、民族和国家共同发展和谐共赢的发展观、发展方式和新现代性[12]。回顾生态保护运动的成果，虽然其既没有占领华尔街，也没有彻底改变现代世界体系里的中心、边陲和半边陲的结构性质，但它毕竟显示出人类向往公平、抵制贪欲的道德意识。同时，它也确实成功地把生态意识、绿色理念、环境正义、社会公平、性别平等、文化多样性和少数人权益凝聚成了时代精神和人类共识，推迟了人类在追求贪欲中同归于尽的时间，而且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用文化多样性和公平伦理与资本垄断霸权博弈的场地[13]。 新中国为了求强求富、缓解各种压力，把大力推进现代化作为战略，先后把武装斗争、阶级斗争和经济增长作为推动现代化的手段，进而“向自然开战”和开展了“大跃进”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认定“发展就是硬道理”，又把发展简化成GDP增长，甚至把GDP变成了衡量地方发展政绩的指标。这样的制度设计在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在生态领域积累了大量的负能量。党和国家为了防止各地杀鸡取卵，也曾不断推出和谐社会理念、科学发展观和生态环保领域的法治建设。截至2010年底，中国颁布了61项国家环境保护法规性文件，近400项地方环境保护法规和1000余项地方行政规章。民间围绕生态家园和文化传承而展开的环保运动，也在显示自下而上的正能量。中共十八大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要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力来推动发展观创新，发展方式变革和社会转型。 四、美丽中国建设与民族工作创新 无论是按照中共十八大文件还是按照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生态文明建设都只能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开放和政治文明联袂而行。学、政界因而促进五大建设并驾齐驱。由于生态建设能够提供伦理规范，政治建设能够提供行动规则，所以这两大建设都堪称“文明”。 中国的发展存在东西两个板块的不平衡状态，因而也在客观上产生了先发展地区对后发展地区的支配问题，所以西部生态文明建设要在充分尊重地区自然条件、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鼓励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积极引导当地各民族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警惕和防止东部污染企业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向西部转移。 美丽中国既要生态环境美好，也要民族关系和谐。因此，从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对于实现美丽中国十分重要。回顾历史，我们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新中国为了实现工业化，在长江上游建设了攀钢集团，在黄河中游建设了包钢集团和兰州石化。西部大开发10多年来，旧发展观和发展方式在西部大开发建设中较为普遍。综观当今中国的水电、矿产、中药材等资源开发，以及房地产开发项目，都在向西部集中。东部淘汰工业产能转向西部地区也很明显。 由于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且西部地广人稀、生态脆弱，所以，水源补给地和少数民族多半处在西部山区。如果西部过度发展工业造成污染，整个中国都存在万劫不复的危险。西部资源开发，如果不尊重家园和生态伦理，没有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约束，会使很多少数民族失去生态和生计家园，进而恶化民族关系，影响国防安全。可喜的是，中共十八大在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地位的同时，对加强民族工作和改善民族关系作出了重要安排。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今后各民族要共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各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觑。少数民族的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0%，但是他们居住的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0%左右，其中许多地方富有各种工业资源。如果认为不要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加，凭汉族人民的努力，就可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但绝对不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在所有的方面都是落后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发展水平同汉族一样或者差不多，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比汉族要高。 当今中国主流社会既有开放的一面，又有保守的一面。开放的一面在于对在港澳台实行一国两制的欣然接受；保守之处在于很多人不太喜欢讲少数民族权益和民族区域自治。其实少数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促成当今中国团结统一的正能量，而且对于未来中国边疆的安全、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生态是文明，确保各民族的家园安全和文化公平传承也是文明。领会中共十八大报告精神，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民族团结，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使中国更加和谐，更加美丽。生态平衡和民族团结是中国的大元大本，中华民族到了培元固本的时候。 注释： ①林耀华、切博克萨罗夫：《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载《苏联民族学》1961年第3期；林耀华：《民族学研究》（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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