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伯琴

【内容摘要】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基于实地考察与文献分析，讨论了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科学技术发展理论，结合传统科技的开发实例，分析了传统科技教育与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联。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可持续发展；传统科技

【作者简介】廖伯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教育研究。

    一、为了共同的未来，注重可持续发展
    
    发展的无序必导致发展的窒息。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就提出了《增长的极限》，稍后1980年美国巴尼等又提出了《公元2000环境》。他们均对地球未来作了悲观的预测。针对这种由人类自身造成的困境，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人们便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1]。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CED）将“持续发展”归纳为“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它强调与后代公平享受共有的资源，留给后代同样或更好的资源基础。1990年，IUCN、UNEP和WWF进一步强调“持续发展”是在不超出支持它的生态系统的承接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生活质量[3]。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对可持续发展作了定义，如1980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N）在《世界保护策略》一书中，从生态学的角度给出了类似的诊断，它“强调人类利用生物圈的管理，使生物圈既能满足当代人的最大持续利益，又能保持其满足后代人需求与欲望的潜力”。按Barbier (1987)的说法便是多学科、多方面、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强调指出：分析持续发展能力时，不能把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因子分裂开来，因为与物理资料的增长相关联的定量因素，和确保长期经济活动与结构变化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定性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那么就发展的持续性与变化而言，人类生态系统中哪些因子与发展有关呢？Axinn (1991)认为技术资金并非是最重要的因子。最重要的是人们改善环境的意识，当权者应承当起的责任和义务，人们改变其文化、教育、行政管理模式的意愿与能力。这些才是发展的全部内容。他认为发展的驱动力若不是来自系统的内部，而是依靠外部输入，这种发展则不是持续发展；任何忽视公正性的发展，只能使穷富差距更大，不可能具有动态持续性；如果发展的结果是大量的劳力被机器和化学品所替代，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则这种发展也不是持续发展。Daly和Cobb (1989)认为靠资源浩劫而获得的收入，实际上不是经济增长的标志，以资源浩劫为基础的发展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持续下去。Pearce和Turner给持续力（Sustainability）下定义时认为“在维护动态服务和自然资源质量的约束条件下，它是经济发展净收益的最大化”。Brookfield(1991)则认为持续发展的本质是运用资源保护原理，增强资源的再生能力，引导技术变革使其再生资源替代非再生资源成为可能，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限制非再生资源的利用，使其利用趋于合理化。为使资源的利用趋于合理化，必须遵循物质循环利用原则，多层次、多途径地利用之。[4] 并且人们已分别从生态、水资源、森林资源、农业、全球气候变化、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对持续发展进行了广泛的探索[5][6][7][8]
    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又是实现理想的途径。它包括了系统内部的持续能力和环境的持续能力两大方面。一个系统能否持续发展，主要是由系统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决定的，外部因素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催化作用。系统内部的持续能力是指系统在失去外部资助与支持后，仍然能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环境的持续能力，是指环境资源可被持续利用的能力，要求系统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时，不仅要从当代人和未来人的需求出发，更要从环境资源的供给能力出发，在环境资源动态承载能力容许的范围内合理利用。鉴于此，人类必须谨慎使用环境资本，对于那些利用现有技术无法复原或人工替代的环境资本，尽可能地利用具有类似性质的可再生环境资本替代。这一认识来之不易，它是人类在饱尝无序发展的苦果后的反思之果。所幸的是，这一认识已成为共识，已成为全球21世纪发展的大趋势。
    中国1992年7月便在国务院环委会部署下，由国家计委和科委牵头，根据同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文件精神，组织国家各个部门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5年规划了11个可持续发展的优先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对策；区域开发治理、消除贫困；卫生与健康；农业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生产和消费；自然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荒漠化防治；减灾、防灾；全球变化与保护大气层；环境污染治理等等[9]。
    显然，国家已充分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然而，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呢？其情形则并不令人宽心。
    二、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世纪之交，我国正经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这迅猛异常的现代化浪潮推动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与可持续发展的宗旨相违背的，它们导致了系统内部的持续能力和环境的持续能力的大大减弱。
    生态环境的破坏。长期以来的巨大索取与微小给予间出现了惊人的差距。如，严重的过度砍伐，破坏了森林的生态平衡。全国136个林业局已有61个局处于过量开发状态，25个局已无树可采。我国人均森林蓄积量仅为世界水平的1/10[10]。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50年代的年采伐量未超过12万立方米，而从50年代到60年代末，森林年采伐量猛增到150万立方米左右。阿坝州森林实际保存面积由解放初期的220万公顷下降到11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仅为14.1％。森林的锐减，不仅造成森林本身发展的困难，而且还直接影响农田生态和草原生态的平衡等，影响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如，松潘的森林植被锐减，洪灾频繁，1986—1990年间，发生洪灾40起，冲毁公路100余公里，良田3000亩，桥梁50余座，小水电站9座等，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500万元，水土流失面积达40万亩，而且还不断发生风灾、霜灾、雹灾等。实地考察中，我们还发现因其水美而举世闻名的九寨沟，也因盲目滥建矿泉水等破坏生态平衡的取水项目而亮出了缺水的黄牌。再如，民族地区的草原退化、沙化现象严重，草原生态系统内部结构遭到破坏，失去平衡。据统计我国10个牧业省区的这种超载放牧现象都十分严重。例如，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养1只羊需14亩草场，而实际只有6.6亩，这种超载放牧，使草原退化，其再生能力受到破坏，并导致草原的沙化。内蒙古伊克昭盟从60年代中期后的20年间弃牧开荒600多万亩，而造成沙化面积达1800万亩，是开垦荒地的3倍[11]。民族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一方面是大量宝藏沉睡大地，另一方面则是无组织无计划的随意开采。笔者在西昌木里水洛乡考察时发现，沿水洛河峡谷的随意组合的淘金者一路可见。这种盲目、无序、低效、非科学的开采，既污染了水洛河谷，又浪费了大量的黄金资源。1998年8月19日的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报道了云南弥渡县苴力乡阿孔本村的分散小煤窑对环境的污染。当地老乡有的叫苦连天，言及庄稼都种不出来了，且人畜用水皆困难，而有的老乡则认为关系不大，毫无环保意识。最后当地领导谈了远期规划，即将小煤窑集中为大煤窑。这便是他们对环境的所谓补救措施。从中不难看出，不仅一般百姓而且领导决策者们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识都还相当薄弱。
    由于东西差距的增大，人们普遍存在一种急切的追逐性发展、攀比性发展的愿望，由此导致了“经济指标至上”的粗放型、速度型发展。盲目相信“资源优势”，因而产生“有水快流，迅速开发资源”的思想[12]。民族地区这种肆意的砍伐、开采及放牧等，显然是在削弱环境的持续能力，使自然环境的再生能力逐渐减小。若照此情形发展下去，环境资源的供给能力不仅无法满足未来人的需求，甚至无法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这显然已严重超出了环境资源动态承载能力的容许范围。
    再有投资方式的不合理。西部民族地区大规模移入了现代工业，而这种在“外控型—嵌入式”的投资方式下所移入的大工业在相当程度上与西部民族地区自身的社会需求与客观条件相脱离，无法与当地的人文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投资方式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首先是以“外控型—嵌入式”投资所建立的大工业与地方工业关系的不协调。其次是“外控型—嵌入式”投资所建立的大工业与农牧业的不协调。再次是现代城市与落后农村的不协调[13][14]。
    显然，这是典型的“输血”式发展。这种盲目地不切实际地发展工业生产、实现工业现代化是与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相违背的，是与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不相适应的。这样的大工业系统在失去外部资助和支持后，其系统内部的持续发展能力便会逐渐消失。例如，广西南丹县的扶贫事实证明，任何外来扶助少数民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项目，对其民族文化都产生影响。如果扶助者对民族文化比较熟悉，而且花时间去了解被扶助的群体及其需要，那么，所实施的项目便会成功。否则便会对民族文化产生消极作用，甚至会起破坏作用[15]。因此，西南民族地区不仅其系统内部的持续能力，而且其环境的持续能力都在减弱。鉴于此，是否民族地区的发展就该停止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又该如何发展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这显然必须从符合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民族传统文化中去发掘其现代经济建设的源泉。笔者认为民族传统科技便是能开发的源泉之一。
    三、少数民族传统科技开发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
    何为民族传统科技？从科学技术的循环加速机制来看，科学技术是一复杂的体系，它不仅有其内部结构，如，科学技术的内部思想、概念、定律、理论、方法、观察手段、实验仪器、数学工具等，而且还有其相互作用的外部环境，如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哲学、宗教、价值观、文艺甚至语言文学等）、教育等。若只注意科技的内部结构为“内部主义”，而只注意科技的外部环境则为“外部主义”，两者均不可取。
    在世界科技史上，先后发生了三次大循环，它们并非是截然分开的。在科技、经济和人口的第一次大循环中（人类社会起点——18世纪产业大革命），科技发展的循环链条为：古代直观科技、手工工具——自然经济——人口微观分散，少量古代城市。从文艺复兴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前，世界的科技、经济和人口处于第二次大循环中，其循环链条为：近代实验科技、机械系统——近代商品经济——人口微观点集中，城市形成。后来，从18世纪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到现在，科技、经济和人口处于第三次大循环。在后两个大循环中，科技发展存在着两种循环加速机制，即：第一循环加速机制为：理论——实验——理论；第二循环加速机制为：技术——科学——技术[16]。按这种循环机制说来看民族传统科技的内部结构，它的发展仍然处于技术——科学——技术循环加速机制，几乎没有理论——实验——理论循环加速过程。从传统科技的外部环境来看，其明显的特点是经济效益低，影响范围小，以家庭或师徒的形式传承。
    西南民族地区由于其历史及地理上的种种原因，大多数的科技仍然处于传统科技阶段（也称为原始科技阶段）。它们长期以来局限于小范围的发展，以家庭作坊与小区作坊的形式存在。然而正是这些依赖于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传统科技，才有着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它们既能维护民族地区生产生活系统的内部持续能力，又能维护其环境持续能力。它们产生于传统文化，经过祖祖辈辈的改造传承，已与当地民族的生产与生活融为一体。例如当地民族的种植技术、养殖技术、织染技术、酿造技术及建筑技术等无不与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息息相关[17]。这些技术为当地民族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又未造成环境的污染或过度使用。即使是引起经济学家、生态学家、植物学家、农学家和政府官员担心和焦虑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也有其生存的缘由。如有学者认为，刀耕火种也是人类的生态系统之一，无论是其耕地栽培作物子系统还是休闲地林产品子系统，产出的种类都是十分丰富的，基本上可满足山地民族的衣食住行等多方面的需要。由于系统具有比较突出的自给自足的功能，所以特别适宜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而又具有较多森林土地资源的山区[14](P196)。事实上，在滇西北与缅甸接壤的独龙江地区；在傈僳族、怒族等散居的怒江峡谷两岸高黎贡山较高海拔的封闭地带；在德宏景颇族等居住的交通不便的山区和中缅边境地带，刀耕火种还十分盛行。临沧地区西部的永德、镇康、耿马、双江等县山地有较多的草地刀耕火种轮歇地；历史上以刀耕火种闻名的沧源和西盟阿佤山区，刀耕火种仍在继续。勐海县布朗族聚居的西定、巴达和布朗山，刀耕火种仍是其主要的农业形态。当笔者在四川凉山州木里县俄亚乡考察时发现，当地对水的利用已有了明显的环保意识。流经俄亚大村的龙达河清澈见底，饮用水在上游（或引山泉入水井），人畜不得随意涉入；中游的河水湍急，其间安置了众多的小水磨房，村民以此磨面或发电等，并且小磨房的设计极其巧妙，恰倒好处地利用水的冲力或石磨的震动磨面或进食，既省力又省工，对水源又没有污染；而下游段则为人畜涮洗之处。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无污染水源现象。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农民转向持续农业生产模式的关键在于应用系统工程方式，持续农业是一种综合农业生产模式，它囊括了许多传统农业耕种技术和现代科技进步成果，而不是简单的农业机械化。目前发达国家持续农业的主要措施有：1)作物自然耕作法；2)保护性耕作法；3)病虫害综合防治法。这实际上强调了农业传统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19]。
    随着改革浪潮的深入，民族地区人们已意识到以开发传统技术脱贫致富的重要性，并随之已有了一些卓有成效的传统科技现代转换模式。在笔者的拙文中将其分为下列几类：1)情景演示型：注重原形展示。如布依族的石头寨，是一个非人造景观的旅游点。它以其独特的传统建筑，印染技术等吸引游客；2)资源利导型：注重资源合理开发，将本地特有的动植物及矿物资源开发作为拳头产品；3)集会边贸型：注重交流贸易、边境口岸的利用等；4)宗教依托型：利用宗教文化的凝聚力和传统制作及医药技术开发寺庙经济；5)简单扩大型：传统科技的要素不变，规模扩大。如安顺地区作坊式的蜡染厂，其生产过程、技术方法、工艺流程等均未改变，但是改善了生产条件（如增加机电设备、部分采用化工染料等；6)改善扩大型：改进某些传统科技要素，内核不变。如，云南白药、贵州黑糯米酒、四川咂酒及刺梨酒等均属于传统技术成功转换的典型实例；7)异地移植型：部分改进，迁移异地。如各地的民俗村、民族医院等皆是民族传统文化辐射的结果[20]。再如，可持续农业的生态性农业技术的发展与传统农业技术和现代常规农业技术是分不开的，传统农业特别是中国传统农业创造了丰富的具有生态合理性的技术措施，大量传统技术在现代农业中发出灿烂的光芒。当然传统农业技术是在低生产力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的，继承传统农业技术，必须对其进行科学改造。继承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必须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21]。
    传统科技开发与其科技教育是分不开的。很早以前，民族地区便重视传统教育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在笔者的实地考察中发现，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普格县，是典型的贫困县，1990年人均财政收入仅363.84元。全县需国家补贴年达827万，12岁以上文盲半文盲高达41.32％。后来办起了地区农技校，该校在当地政府领导下，推行“边学、边干、边致富”及“理论联系自家实际”的“三边一联”的教学模式，在种植、养殖、酿酒、烧窑、饲料加工及代销等方面均涌现出不少专业户。其中被采访的一个专业户告诉我们，不仅他自己而且他还带动其他乡亲采用了生态农业式的种植及养殖技术，其经济效益相当可观[22]。
    国务院“科教兴国”领导小组的成立，足以证明中央领导已充分认识到科技与教育对国民经济建设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在农业建设中有：农业生产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科学技术，可见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力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1]。民族地区要摆脱贫困，科技扶贫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22]，而依靠民族传统科技脱贫致富则是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关键。丧失现代化意味着民族的贫困，但是丧失传统文化则意味着民族的消亡。所谓“西化”或“工业化”的观点其根本错误在于夸大文化传承中的时代选择，强调了横向联系，忽视了纵向传承的重要性，这是从根本上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23]。传统科技实际上是当地民族在与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长期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适应这一天地人文系统的智慧结晶。它与当地民族的文化变迁互为补充；适应于当地自然环境；能与民族信仰、习俗等融为一体；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思想自由与物质选择；可与当地教育形成良性循环、提高民族素质；有利于地区资源利用且不乏资源的后继力；有利于地区的生态平衡，减少环境污染；有利于经济结构的整体改善，因此开发传统科技是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关键。
    四、传统科技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决策
    世纪之交，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决策。如何开发西部，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可谓西部开发的关键。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结合西部特点进行可持续的发展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之一。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贵州考察工作时强调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动摇，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4]。
    那么，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中，如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如何使西部民族地区真正脱贫？如何从民族地区找到可持续发展与其经济腾飞的契合点？朱鎔基在《西部地区开发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西部大开发中要确保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少数民族与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温家宝在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强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
    无疑，提升劳动者科学素质、培养民族地区的科技人才、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民族地区的科技教育密切相关。
    从科技教育的发展趋势看，世界各国都在调整科技教育的培养目标，加强科技教育与公民科学素养提升、国家竞争实力增强的联系，着眼于培养新一代国民具有适应21世纪社会、科技、经济发展所必备的素质；变革对人才的培养模式，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以便使现在的学生在未来社会具有竞争力；课程内容进一步关注学生经验，反映社会、科技最新进展，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求，体现现代教育理念；发挥评价的多元功能，促进学生潜能、个性及创造性等方面的发展，使学生有自信心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等。
    我国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后，基础教育的任务便明确转向了“提高民族的素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构建一个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奠定坚实的人才和知识基础。”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此基础上“教育部决定，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25] 在国内外关于基础教育，尤其是科技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如何结合民族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特点，发展西南民族地区的科技教育，这将是西南民族地区科技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西南民族科技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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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