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要写拉铁摩尔？ 袁剑首先就新作《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的写作缘起作了介绍。袁剑在人大读的专业是边疆史，在其后的工作中，他愈来愈感到需要去关注以往被我们所忽略的中国边疆。然而，普通大众对于边疆的认知非常缺乏，对于边疆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和地位都缺乏相应的了解，往往用“中原的”知识、从“中原的”视角来看待和解决中国的问题，造成对边疆地区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如在网络上，有人将边疆地区描述为一个既神秘又破败、既脏乱差又具有异国情调的地区。 袁剑说，自己写作这本书有四个出发点。 第一，拉铁摩尔的人生经历非常独特。他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作是费正清的老师。当费正清来到中国准备写作博士论文时，正是拉铁摩尔给他做了指点，最终费氏写成了关于中国海关的论文。所以在我们关注费正清的同时，也要关注启发他学术研究的拉铁摩尔。拉氏1900年出生在美国，出生后不久随父母来到中国，一直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他的生活经历与中国息息相关，经历了那个时代一系列的大事件，使他形成了对中国独特的认识。拉氏将中国作为“第二祖国”来看待，这与那些仅仅将中国作为资料提供地、将中国视为被观察对象的汉学家不可同日而语。拉氏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丰富感情都投注于这片土地上，因而对中国能有一种“了解之同情”。 第二，拉铁摩尔首次对中国的边疆作了整体的分类，即东北地区、蒙古地区、新疆地区、青藏地区，提供了关于中国边疆的分类知识。在拉氏之前的汉学中，并没有此种分类，这四块的分类实际上是由拉氏完成的。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中，这四块区域往往是以藩属的形式出现的，只有到了拉铁摩尔这里，才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对这四块区域作了基本的分类。而此种分类，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中国学术界关于边疆的叙述和研究。 第三，拉铁摩尔通过自己的实地调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到当时中国边疆地区的面貌。拉氏行走边疆的时代，刚好是中国民族国家学术建设刚刚开始的时代。比如拉氏1920年代后期在中国东北调查时，碰到了正在那里调查的中国学者凌纯声。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在对边疆进行科学调查的时候，拉氏在同时甚至更早的时期已经开始了相关的调查。他的调查和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启发和促进了中国学者对自己边疆的研究和了解。“而我们注意到，在拉铁摩尔之前中国学者对边疆的了解，往往是以史地学的方式、以传统的考据方式来推进的。”而这二者之间，其实存在方法和视角上的巨大差异。 第四，拉铁摩尔作为“边疆人”的经历与传统，对于中国的边疆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拉氏思想来源的一部分，是特纳提出的“边疆理论”。19世纪中期，美国人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不断地西进，最终从大西洋扩展至太平洋。美国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成长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美国人在西进运动中形成的开拓进取精神，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此种理念也影响了拉铁摩尔，使他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发展，以及通过边疆的逐渐扩展而使国家成为一个更大共同体的过程。因此，拉氏对于“边疆人”的论述，能够启发我们更好地体会和把握当代的边疆精神。 袁剑认为，当前的“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也印证了拉氏的理念。“那就是我们需要更好地与世界沟通，同时也需要在与世界沟通的过程中更好地了解中国本身。而边疆作为连接中国和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的重要桥梁，它的意义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阐发。”但是目前，我们对此还知之甚少。这正是袁剑研究拉铁摩尔的最终归宿所在，他希望能够从中推进中国人对“边疆人”、边疆精神乃至中国精神的理解。 拉铁摩尔其人其学 拉铁摩尔的影响不仅仅存在于学术界，他还以个人的行动沟通和影响了当时的政界。1937年，他探访了当时中国的红色革命圣地——延安，与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做过深入的交流，了解了中共当时在西北地区的民族政策。1941年，他又成为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与国共两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此种经历也使得我们可以更好地观察那个时代中国政界的一些走向。 1950年代以后，拉氏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离开美国，到英国中部的利兹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建立了英国最大的汉学系，培养了一批著名的汉学家。 1970年代，由于中美关系的缓和，拉氏作为第二批美国专家团的一员，于1972年访问中国。而此前第一批美国专家团的领队，正是大名鼎鼎的费正清。这充分显现出，1970年代美国的中国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转变。 后来，拉氏又逐渐在中国学界产生影响。到了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有关拉铁摩尔的信息从各个角度得以呈现。1990年代以后，拉氏的大量论文被引进翻译，中国学术界对其了解也愈加深入。2005年，经过唐晓峰教授的努力，拉氏的名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首次以全译的方式，作为刘东主持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种引入中国。此书在1942年曾有赵敏求译本，但并不全面。唐晓峰在该书译者后记中写道：“赵译本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改为重译。”该书翻译出版后，业已成为研究中国边疆及其理论的必读书之一。 拉铁摩尔的影响为何不及费正清？ 然而，拉铁摩尔作为中国研究的一个范式性人物，在长期以来实际上是被中国学术界忽视的。虽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一个认识拉铁摩尔的高潮时期，但此种高潮实际上是与当时的时局息息相关的。1950年代以后，由于时局的变化，以及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拉氏从中国大陆的学术和知识领域“消失”了。而此种消失，往往是以批判的形式进行的。在1960年代出版的一部论文集中，拉铁摩尔与费正清是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面目出现而受到批判的。 如今，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强，我们对于费正清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尤其是随着“冲击-回应”模式在中国大陆的迅速推广，我们在探究中国问题尤其是清代和近代中国问题的时候，“冲击-回应”模式成为许多学者思考问题时预设的模式。但是我们也要反思：“费正清模式”是不是美国中国研究的全部？袁剑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实际上，拉铁摩尔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但为什么他的影响比较小呢？ 袁剑认为原因有几个：首先，拉铁摩尔没有形成一个费正清意义上的学派。这是由于拉氏的学生数量比较少，加上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他在美国的学术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不得不在英国重新开创学术事业。但是当时英国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地位已经无法跟二战以后的美国相比。他没有那么多的学生，也无法依靠学生产生更大的影响。此外，拉氏研究的中国边疆地区，在当时国际的中国研究中受到的关注较少，此前更多受到费正清的影响，关注的是中国的中原地区。同时受阅读能力所限，很多学者只能学习和运用一部分的汉语，进入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进行研究。因此在当时的国际学界，费正清的影响是大大超过拉铁摩尔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很多欧美的学术成果被译介到中国。但在译介的作品中，也以费正清学派的作品居多。自然而然地，费正清也就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代名词。其实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误解。袁剑认为：“在费正清之外，我们还需要寻找拉铁摩尔的地位。”他提醒我们注意，最近美国中国研究中获得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的很多作品，其中多数都与中国的边疆问题相关。这就说明在美国，传统的费正清式的研究也开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原来不受到关注的边疆地区的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其中固然有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但其本身也是基于学术逻辑发展的一个过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际背景，让中国学者意识到边疆是抗战的基础和根据地；而当我们回首拉铁摩尔和他所走过的边疆地区的时候，会发现边疆已经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重新“发现”中国边疆是学术进步 唐晓峰坦言自己在几位嘉宾中其实最没有资格谈论边疆学术问题，因为他除了翻译过《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外，并没有做过边疆问题的研究。唐氏自小在北京长大，从来没有“边疆”的概念，直到他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才有了相关的认知。他认为，作为一个享有较为完整知识的知识人，“忘掉边疆”是一件很不妥当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从中国的历史、亚洲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的角度“发现”中国的边疆，从学术的发展和知识的构成体系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进步。 唐晓峰回忆说在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资料室中最早读到拉铁摩尔的著述，书中独特的思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身在内蒙古，他也试图思考内蒙古边疆的一些情况。当年他在考研究生时，萌生了考蒙古史研究生的想法，于是来到北京拜访了蒙古史大家翁独健先生。但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他知难而退，转投侯仁之先生门下。他从此知道蒙古学是一门非常高深的、世界级的学问，需要具备非常深厚的学术基础，但同时也没有放弃对内蒙古边疆的思考。他举出阴山的例子，指出阴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理结构。他谈到中美两国的边疆形成过程虽有不同，但都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形成的非常重要的方式。美国的地理学曾非常详细地研究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地理结构，但中国还缺少这方面的研究。 唐晓峰指出，以往我们看边疆，都是由南向北看，将边疆看作是一道屏障。但反过来，如果由北向南看，游牧民族对山脉的认识和理解又是如何的呢？然而，我们的汉文文献对此付之阙如。这就涉及到游牧民族为什么要跨过阴山？他们跨过阴山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理解阴山这个庞大山系在历史中的位置和作用？ 钟焓则对袁剑敢于写史的风格表示敬畏。他认为《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一书，不仅在章节结构上具有清晰明了的特点，而且附有拉铁摩尔的著述目录。此种做法在国内的学术著作中并不常见，却极便于我们进一步查找拉氏的研究资料。 此外，他对袁剑关于拉氏影响较小的论点做了一个补充。他谈到自己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1950-1980年代西方学术界以英文写作的关于内陆边疆历史人类学的经典著作非常少，他只找到了人类学家克拉德的经典之作《突厥-蒙古人的社会组织》。钟焓认为，此种局面的形成主要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西方学者很难进入到苏联、蒙古和中国的内陆地区从事历史人类学等的研究。 我们今天看西方学者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往往需要看俄文和德文的著作，但这恰是让中国学者感到头疼的地方。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导致学生在初中甚至小学起就开始学习英文，而俄文、德文往往要到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学习。中国学者使用第二外语的能力，远远赶不上第一外语。当我们从事边疆研究时，面对大量的俄文、德文著作，会感到消化起来十分吃力。他勉励在座的年轻人，能够在这一方面多多努力，“至少是能够看到一种成功的曙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