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帮助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创建全国各族人民的平等地位，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发展，赢得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依赖和归属，国家认同意识不断高涨。文章基于笔者的实证调查，以沦源佤族为例，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与佤族的互动历程，从中探寻民族与国家和谐共生的条件。
    关键词：佤族；国家；和谐
    作者简介：袁娥(1976-)，女，彝族，云南文山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民族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1)11-0040-07
    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与国家的矛盾日益彰显，全球化不仅侵蚀着国家主权，同时也激活了民族主义。[1]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社会形势下，民族主义的“国家叹息”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人们说“少数群体爱找国家的事”，但是在每一个爱找事的少数群体背后，都更可能有一个在向少数群体施压的国家。[2](P.2)这就强调了民族与国家需要协商调适才能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民族分离的权利，如果不学会调适民族文化差异，分离就会随时威胁国家。一旦少数民族认为他们的利益无法在现存国家中得到安排，他们就会考虑分离。[2](P.90)本文基于笔者的实证调查，以沧源佤族为例，描述了建国60年来国家与佤族的互动历程，从而探寻民族与国家和谐共生的条件。
    一、沧源佤族的村寨部落社会
    
    佤族，自古以来就繁衍、生息在怒江以东、澜沧江以西的广袤土地上，中国佤族与缅甸佤邦跨境而居。由于特殊的自然和地理环境，加之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佤族地区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既不与中原王朝交往，各部落之间也不相互往来，各部落画地为牢，各自为王，以致被称为“徼外”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沧源佤族是各自为政的村寨部落社会，居住在各区的佤族人民，分属于不同的部落：岩帅区属于岩帅部落，班洪区属于班洪部落，永和区属于永和部落，单甲区属于绍兴部落，还有部分地区属于现在缅甸境内的绍帕和绍兴部落。
    封闭的佤族村寨部落社会，使得佤山的国家认同意识处于滞后状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央政府的教化基本很难辐射到阿佤山区。中原对佤山民族而言，那更是遥不可及。然而，佤山地处中缅边界，致使佤族形成了出国容易，进省难的特点。历史上中缅边界的弱化为佤族边民的自由互动创造了条件，从而培养了边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建国60年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国家的大力扶持，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相助以及佤族人民的忘我劳动，阿佤山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诸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原始落后的社会面貌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佤族的认同意识产生了很大变迁，过去只知有“族”，不知有“国”，而今既知有“族”，又知有“国”。
    二、国家意识形态的嵌入
    
    新中国成立前，历代王朝对佤山的监控力度有限，介入程度也十分粗浅，致使佤族的国家身份归属亦较为模糊。新中国成立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后，使得边界、边疆产生实体意义，佤族的历史发生了质的变化，这都源于国家对佤族的国家认同的建构。
    (一)民族识别：佤族身份的国家创造
    沧源于1949年5月6日解放，1951年正式成立县人民政府，辖6区53乡，66424人。当时有5种民族，其中佤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5%以上。境内仅有几个小坝子，占0.8%，其余为山区，占99.2%。[3](P.181)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使各民族不分大小，真正达到一律平等，从而调动各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国家通过民族识别将处于持续变动中的各个民族进行识别，给予其固定的族称和明确的政治、法律地位，还帮助其创造文字，然后给予政策倾斜和帮扶。国家通过提升处于弱势地位民族的办法来处理民族问题，协调民族关系，实现民族平等，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1954年3月，根据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和云南省委指示，云南省委统战部和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组织了在昆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华医院、省委统战部和省委语文研究组等7个单位的专家、学者、教授和科研人员共46人，组成云南民族识别研究组，下又分为7个工作小组，由林耀华先生等人负责，开始了云南省民族识别第一阶段的工作。佧佤族(后改为佤族)是当时初步识别出的少数民族之一。无论是“巴饶”支系、“阿佤”支系、还是“本人”支系，国家通过民族识别为其建构了共同的民族身份——佤族。担任沧源县芒卡镇南腊村十五年的老支书杨峰介绍了“本族”的识别和归并：
    芒卡镇南腊村共有9个组，354户，居住着佤族、汉族、满族。佤族有227户，本族(本人)117户，汉族有8户，满族有2户，1户姓冯，1户姓阿，都从永德迁移过来的。我的爷爷是满族，奶奶是永德的本人，我的爸爸是本族(本人)，妈妈也是本族(本人)，他们都在永德出生。后来为了躲避抓壮丁，迁移到南腊居住。后来我在南腊认识了妻子，我是本族(本人)，妻子是当地的正宗佤族。我有三个儿子，他们的民族身份都是佤族，两个儿媳妇也都是佤族，但大儿媳是从永德迁移过来的本族(本人)，二儿媳是当地正宗的佤族。我们原来不属于佤族，我们以前是本族(本人)，后来变成佤族，是国家安排的。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填表都是写“本族”，后来到初中就统一规定改成“佤族”了。我们本族(本人)叫佤族为“布饶”，叫汉族为“瑞”；佤族叫我们本族(本人)为“么洪”，叫汉族为“获”。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地方。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自己是本族(本人)，但填表的时候，都是写佤族。本族(本人)佤族就一样了。
    随着我国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的加快，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要强于以往，“民族”身份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不断得到强化。虽然国家经过民族识别把“本人”归并为佤族，但他们仍然称自己为本族。刚开始与老支书交谈的时候，他说自己是本族，后来看到笔者迷茫的面孔，又改口说：“就是佤族了”。随后他带领笔者走访了其他人家，对我介绍说：“他是本族，他媳妇也是本族……就是佤族了。”笔者也注意到本族在与其他佤族交流的时候常说：“我们本族，你们佤族。”而且他们愿意别人称他们为本族，而不是佤族，这就体现了有意识地加强自己的族群认同。可见，通过国家的民族识别和归类，佤族的支系“本人”(“本族”)在国家话语的规范下成为了法定的佤族实体。原本认为自己是本族的佤族人正在慢慢改变着自己的身份，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本族”会逐渐认同和接受“佤族”这一称谓。起初由坚定的本族认同到“本族就是佤族了”再到不久的将来完全适应了国家对民族的建构后，他们就会不再犹豫地承认“我是佤族”这一坚定的民族身份认同。这样，原本由客位出发的、由国家制定的“民族”分类，逐渐变成了“本族”人的主位认同。
    (二)民主改革时期的动态平衡
    民主改革是消除剥削制度的必然途径，但在改革中党却始终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考虑各民族的特殊情况，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坚持和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商量，等待上层人士的觉悟。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发动群众，团结民族上层，开展民族工作，曾在一段时间内，暂时维持沿用着土司制度的那一套机构，其中有头人管辖的乡寨，也有国民党设置的镇保。尽管这样，建国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欺骗宣传，加之境内外敌人的乘机造谣恐吓，散布变天思想，致使各族人民，特别是民族上层存有怀疑，部分上层人士携带家属财产到了境外。为了解除这些顾虑，1951年，中央派出懂民族政策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并派出工作组反复向民族上层和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做好事、交朋友、组织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观学习，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疏通民族关系，团结稳定上层，联系群众。为了让外迁人员尽早回归祖国，工作队的同志除了耐心细致地做好尚在国内的上层人士的工作外，还采取书信和带口信的方式，给在境外的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努力，大多数人先后回到了沧源。
    1.“直过区”政策与佤族的国家认同
    1955年3月17日，沧源县委在全县头人代表会议上宣布了沧源县不进行土地改革的决定，实行“直接过渡”的方法。针对“直过”地区各族人民半数以上人口缺吃少穿，没有耕牛、农具，生产力十分低下的特殊情况，根据国家实行“多给少取”，大力扶持的经济政策，云南省委采取“只给不要”的方针，大力扶持群众发展生产，对“直过区”中特别贫困的各族群众发放生活救济款和救济物品。中央和云南省适时核拨、贷出生产建设费，以尽快帮助改变“直过区”“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发展经济。在核拨生产建设费的同时，国家贷款给“直过区”发展生产之用。为了支持边疆的复杂斗争，中央1952年拨200万元作为边疆民族工作的特补费，并采取特殊的税收政策。对“直过区”人民的爱国公粮开始是免交，后采取自愿交纳，而且数量也只是象征性的，目的是培养群众的爱国、爱党意识。
    正是党和政府实行了“多给少取”的方针和扶持政策，有力地促进了佤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直过区”的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沧源佤族地区的政治制度建设虽然是自上而下的展开，但是，整个过程的发动和具体环节的展开，都十分重视边疆少数民族的情感和反应。佤山地区人心舒畅、社会稳定，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迎来了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佤族的国家认同感日趋强烈。
    2.团结公约
    建国初期，部分佤族头人及群众受国民党残军的煽动逃至缅甸，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头人率领民族武装进犯新建的地方政权，杀死解放军等情况，后在云南省委采取措施，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开展大量“访贫问苦”的工作后，人心得到了逐步稳定。政府与佤族达成了相关协议，由此佤族对国家的认同逐步建立并日渐增强，良好的社会秩序得以生成。
    上困马与困马党政军协议书①
    1956年3月3日困马挨戛受匪特挑拨杀死人民解放军三人，这一行为是违背上困马头人群众的意愿，是严重破坏团结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上困马头人群众已将死者尸首、枪支、物件送还解放军，并交出凶手挨戛给人民政府管教。参与者决心改正错误，欢迎解放军和工作队进驻上困马开展工作外，现经与困马党政军代表谈判达成下列协议：听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的话，坚持民族团结，不听信匪特的造谣挑拨，听到谣言即报告政府并积极协助追查；贯彻执行政府领导帮助兄弟民族发展生产的政策，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当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给贫困者适当救济，领导群众逐步发展政治经济文教；贯彻政府尊重兄弟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全体人民尊重佧佤族的风俗习惯，不侵犯佧佤族人民的利益，佧佤族头人群众保证工作人员安全，不打解放军；协助政府追查国民党土匪特务及坏人，对自动向政府坦白自新的土匪特务坏人，政府可以从宽处理。
    上述协议于一九五六年于下困马达成协谈签订，即日生效，双方不得违背。
    困马党政军代表：周德纯
    上困马代表：许振国彭启祖
    中间证人：肖哥长②
    为使民族上层坚定跟共产党走的信心，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和政府组织上层人士到内地参观，并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这些都属于智慧政治家群体强化国家认同推动民族与国家和谐的优秀举措。通过这一行动，使佤族亲眼看到祖国的繁荣富强，让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感到自豪和光荣，进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与此同时以办训练班、开头人会、群众会等多种形式，来提高民族上层的觉悟，促进他们的思想改造。经过几年的工作，很多上层改变了立场，逐渐靠近了党和政府，积极参与政治协商、拥护和帮助工作队工作，思想认识也随之提高，佤族各部落还签订了团结公约，以佤族特有的方式进行剽牛盟誓，效忠于祖国。
    团结公约③
    蛮海、敢诺代表于1956年8月26日在蛮海剽牛开会，决定结束过去相互仇杀械斗的局面，旧事不提，并双方共同修复过去因械斗而阻塞的道路桥梁以示团结，今后共同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土匪特务。发展我们的生产、贸易、文化、卫生事业，使我们和祖国人民一道共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今后如哪一方再对另一方进行杀害，应受到政府和我们共同的惩罚。
    蛮海代表：田拿保、田勤当、田尼不勒、李孔三、陈尼甩(场有手印)、田布来戎、田桑
    敢诺代表：赵三保、赵挨桑、肖戛考、李戛保(场有手印)
    政府证人：肖哥长、许振国、赵三保、田伯长
    公元1956年8月26日于蛮海
    哈贝马斯曾言，现代集体认同“与其说是现成的，不如说是做成的”。[4](P.52-53)民主改革时期，通过国家与佤族的一系列有效互动，佤族对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信任日渐牢固，佤族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是高度认同的。
    三、“天平”的倾斜
    
    国家与民族相伴，由此形成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保持着一种张力，二者此消彼长的关系取决于民众利益诉求的满足情况。[5]佤族社会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量边民被迫迁往境外佤邦，佤族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天平”处于失衡状态，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失谐。
    (一)佤族社会在“大跃进”中的惊恐
    正当直过地区稳步健康发展之时，1958年开始，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急躁冒进的错误，在政治上开展“整风反右”斗争，加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严重挫伤了“直过区”各族群众的积极性，对民族“直过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同时大搞民主改革补课，提出“直过区结合建社把地主、富农划分出来，确定阶级成分的年限以1950年、1951年和1952年三年为依据，解放前三年为参考。”1958年7月，临沧地委和沧源县委根据省委直接过渡会议精神，发出了《关于划分阶级的意见》在全区直过地区划分阶级，在半月的时间内批斗地主、头人，划出阶级，底财、浮财，废除封建剥削，开展民主革命补课。省委规定，直过区划分阶级中，所划出的地主、富农不得超过3%，而沧源所划出的地主、富农所占比例高达6.9%，超过省委规定的2倍多。④而且将许多群众错划为地主、富农，错划成分1048户，其中将979户农民错划为地主、富农，错划率为62.3%。⑤
    1959年7月复查后，不但没有缩小打击面，反而更加扩大了打击面。据1972年5月阶级复查总结记载，复查前的地主是426户，富农1303户，打击面由1958年的6.9%扩大到1959年的10.06%。1972年，根据中央有关指示，县委在省委、地委工作组的协助下，对全县的阶级成分进行了全面的复查和纠正。复查后的阶级成分是：地主154户，占0.82%，其中分子户105户，占0.56%；富农627户，占3.38%，其中分子户361户，占1.59%。结果是打击面(地、富分子户)466户，占2.51%。[2](P.199)事实充分说明，1958年的划分阶级和1959年的复查，都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民族感情，损害了党的威信。岩帅大寨尼噶老人(男，68岁)回忆起“大跃进”时期的佤山时，惊恐的眼神显露于表。
    那时整个阿佤山区，红旗招展，人喊马叫，到处是找矿挖矿、架桥筑路、挖沟开田人。凡上阵的人一律自带行李、口粮及工具，吃住在工地上，节假日不放假，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战钢铁铜，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工业水平”的口号。因为害怕完不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干部还强迫群众把家里能用的钢、铁、铜、铅、锑制的锅、盆、桶、壶等灶具当废旧物拿去冲抵上交任务，由于缺乏科学技术指导，结果只炼出些铁渣。有些农民沉痛地说：“大跃进”是大要命，结果被打成右派或“三反分子”。种地土地深翻要达到l公尺，每亩播种上百斤甚至上千斤。地挖得太深，不仅浪费劳动力，而且把生土翻上来熟土翻朝下减低了土地的肥力。种子播得太多，超过了可能达到的亩产量，浪费籽种而且禾苗不能正常生长发育。沧源县提倡煮狗肉追肥，剪头发追肥更是荒谬。头发是不能被作物吸收的，况且头发数量有限，即使把全县人的头发剪下来，把全县的狗杀光，也起不了作用。如此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在那个头脑发热的时期，共产党信奉的唯物主义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坚持唯物主义的人，却被视为右倾保守，受到攻击。(根据尼嘎老人口述整理)
    国家与佤族互动不和谐给境内外的敌对势力有机可乘，如说：“在中国不好，在中国‘大跃进’，一年苦到头，只分得一点点粮食，搬到缅甸随便种种都吃不完。”“搬到缅甸后，可以信迷信，做生意，要做什么做什么，生活困难政府还会照顾。”内外因素的联动，使得整个阿佤山人心惶惶。与境外佤邦相邻、与境外佤族同源的生计背景让人们在困难时期自然流向了“我们群体”的怀抱。截至1958年12月，据不完全统计，仅沧源县就外迁14639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1.4%，占全省外逃人数的12%，成为全省外逃人数最多的县。其中上层头人为186人(含政协委员7人)，占上层头人总数的23.87%，占外迁人数的1.2%，富裕中农1156人，带走各种武器181支，骡子118匹，牛98头，白银550两，半开99700元，谷子40000多斤，大烟2330两。靠边境的永和区共5000多人，其中就跑了3000多人。整个沧源县共有21个村寨全部跑光，造成水田丢荒1158亩，田地里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牲畜家禽无人照管的凄惨景象。⑥
    此后，云南省委在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指出，边疆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必须是“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继续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在执行政策中，应严格区别于内地，注意不同民族地区的特点”、“一律不办公共食堂”、“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这才纠正了一些“左”的政策和做法。经过调整，动荡的局面开始缓和，紧张的形势得到扭转。在恢复了原有边疆民族地区行之有效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后，全县通过转变作风，调整关系，纠正错误、甄别平反等工作的开展，使得外出人员陆续回归，外出现象得到遏止。到1959年底，沧源县共争取回归11000多人。⑦
    (二)佤族社会在“文革”中的动荡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在极“左”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将民族问题的实质定性为阶级问题，全盘否定“直接过渡”的方针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大力推行“政治边防”，恢复在60年代初已停办的人民公社，对“直过区”进行第二次土改和第二次“人民公社化”，严重破坏了“直过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直过区”各项建设事业受到巨大的损失。
    同样，境外敌人不失时机地在“文革”时期进行造谣破坏，诬蔑党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奈温反动军队正式收编的反革命分子李老五，自1970年10月以来，先后几次活动到班老境外曼相，利用边民赶集互市、探亲访友的机会，大肆宣传：“这几年日子不好过，就是不得信迷信，今后要想过好日子，只有听李老五的话，讲迷信。”“共产党的政策愈来愈紧，过去斗当权派，现在斗干部，如果你们不赶快搬出来，将来就会敲到你们头上。”“中国劳动多，开会多，批斗多，粮食少。到外面没有粮食发给粮食，没有毯子发给毯子。”李老五扬言：“要在户板盖1000幢房子，把班老人全部接出去。”内外因素的推拉，使得阿佤山区人心浮动，群众外迁不断。仅据1970年1月至1971年2月的不完全统计，沧源县共外迁205户794人。其中：贫下中农141户567人，地富64户227人。在全县8个公社中均有外迁人员，仅班老就有73户313人；糯良65户161人；单甲57户154人。
    据资料显示，班老公社在1960年中缅划界时约有1100多户，5600多人，分居43个村寨。成立公社后分7个大队，40个生产队。1971年有880户，4315人，其中佤族807户4044人，其余为汉族、本人(后归为佤族)和傣族。1970年班老公社共外迁73户313人，其中，地主6户19人，贫下中农67户294人。在外迁户中，有副大队长1人，大队委员3人，小队长5人，小队副队长3人，保管员2人，会计2人，小队人保委员1人，小队保健员1人。1971年1月至2月又外迁22户91人，其中地主1户1人，富农1户5人，贫下中农共20户85人，匪属2户8人。共计95户404人。④
    边境各族人民的流向，实际上成为测量该国生活状况和社会稳定程度的晴雨表。[6]笔者在岩帅调查时，谈到那段难忘的历史，岩帅老人叶萍(女，64岁)叙述道：
    当时不准里通外国，不能出国，不能与国外亲戚见面或联系，这种不认伴，老百姓肯定接受不了。哪个想出去串亲戚、赶街被认为是叛国，开始还用嘴说，后来民兵直接用枪打，再后来政策越来越凶，老百姓也就越逃。“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斗一天比一天厉害，天天批斗上层头人，岩帅老百姓感到：“不行了，不行了，以后这个社会成什么也认不得，赶快离开，不要说我们了，就是他们自己都整自己的头头(领导)。”
    改革开放前，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致使佤族能明确感知国家的形象。虽然这种方式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强制性单向灌输，却不能否认它所带来的积极作用。长期积淀的佤族村寨部落体制在一系列翻天覆地的运动中产生了变迁。“这些政治运动以及通过政治运动推动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彻底改变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从根本上摧毁传统的民族地方政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也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奠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国家意识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不可忽视的是，这种强制认同所带来的强烈的不适应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即出现了佤族边民一定规模的外迁。历史表明，采取单向、粗暴的强制认同方式的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的。边民的迁出除了国家力量的影响外，也是佤族理性判断的结果。可见，佤族能在综合既定条件和各种关系的判断后，策略性地选择甚至改变他们的既有国家认同。因而国家与民族的和谐关系是在国家及其成员之间的不断交流、对话甚至博弈中共同构建的。
    佤族社会从部落制度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出现短暂的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时期。后又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痛楚，佤族表示“共产党昂勐”，(意为“共产党不好”)，这些都折射出佤族与国家的不和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直至21世纪的到来，国家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让倾斜的“天平”渐趋平衡。佤族表示“共产党勐”“共产党带勐”(意为“共产党好”、“共产党非常好”)由此佤族内生了深刻的国家亲和感。
    四、新时期边地佤族感知的国家行动及内生的国家亲和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省情以及民情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逐步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与邻国的社会制度相比，优越性日渐显现，佤山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出现跨越式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云南从各地实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努力发挥各族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探索了一系列发展民族经济的新路子，加快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进入21世纪以后，云南省委、省政府在总结历史经验、多年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进行补充，新增“因族举措”。将全省民族地区划分为民族自治地方、贫困少数民族地区、散居民族地区、边疆民族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未识别民族聚居区，对这六类地区进行分类指导，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措施，探索总结“一族一策”、“一山一策”、“一族多策”等成功经验，并加快云南对外开放的步伐，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把云南从对外开放的末梢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经济社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历史飞跃。
    过去佤族的生活很苦，“刀耕火种”农业是佤族的主要经济部分。硝烟远逝，如今佤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着“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家采取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优势产业，真正实现每个民族自治县有1～2个支柱产业，每个民族乡有1个支柱产业，每个民族村培育1个优势产业的目标，以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当地政府根据佤山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扬长避短，大力开发热带经济作物、抓基础设施建设，带领阿佤人民生活日趋走向富裕。按照“低胶，中薯，高茶、竹子、核桃，林畜并举，服务矿电”的产业发展思路，采取长、短结合，重点念好“山字经”，写好“山字文”，推进阿佤山区农业综合开发。在发展中，一方面考虑产业带动发展问题，另一方面考虑产业对基础设施拉动作用，以产业发展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发展，实现产业与基础设施协调发展、良性互动。通过以上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佤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优化了发展环境，提高了发展质量。农村山、水、林、田、路集中整治取得了可喜的变化，群众用电难、饮水难、行路难的问题得到较大缓解，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进一步夯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边陲佤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此外，国家加大了县、乡、村服务医疗机构的建立，各族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自从实行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沧源户籍的农村户籍人口和因小城镇建设占用土地既未安排工作又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转非工作人员大多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仅沧源一个县，全县共有17个医疗卫生单位，全县93个行政村均设有卫生室，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群众达131236人，参合率达92.86%。⑧补助标准逐年攀升，有效缓解了群众看病的经济压力，佤族群众参合率高，折射的是对制度的高度认可，佤族的国家认同感日渐增强。
    种种迹象表明，佤族对国家的发展和本民族的发展感到满意，佤族人亲身感受着中国经济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纵向对比中更加坚定了佤族人民对祖国的热爱之心。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佤族人由衷地赞叹国家的好政策，佤族的文化实践活动中融入了更多的国家身影，佤族生活中的国家在场处处显现。笔者在岩帅大寨调查时，看到每家每户供台上方的墙上都贴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的画像，有的还粘贴上建国初期十大元帅的画像，甚至把中央领导人的画像摆放在镜框里，和自家祖先神灵等同供奉，祈求国家发展、村寨平安、家庭幸福。在这里，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就成为了一种象征符号，这种“伟人效应”激发了佤族因对国家领导的赞赏而产生的愉快感和亲和感，这种内生的国家亲和不断演绎到了佤族的日常行为和文化实践活动中，表现了佤族人对政治领导的真诚认同。在各种仪式中，总会听到佤族人的赞美：唠咧唠咧共产党(意为“感谢共产党”)！希望国家顶邦朗拉！希望佤族永哦永贵(意为“希望佤族幸福安康”)！
    五、民族与国家和谐的条件——江三木洛
    
    民族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必然形式，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国家仍要与民族结伴同行。我们在无从改变二者并存的客观事实基础上，只能改变我们的态度，心平气和地接受民族的存在，并坦然接受其善和不宜，并设法使其成为有宜者。政府已经认识到，只有增强统一国家的凝聚力，才能达成民族与国家的和谐共存。多民族国家要创造社会凝聚力，吸引具有文化差异的各类族裔群体，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家的一切公共生活中体现出制度化的平等。佤族文化中表达对制度平等的渴望之情就是“江三木洛”，它具有公正、自然、和谐、宁静的意向，是佤族人民一切理想事物的代名词，也是佤族与国家和谐共生的重要条件。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资源的分配总会因各种因素导致民族间利益的分享出现各种矛盾。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佤族社会的“弱势心理”，成为佤民的一场心理病，正在蔓延。这就需要国家释放善意，通过机制设计的公正来保证利益的公平分享，真正做到“江三木洛”，才能满足佤族的国家认同要求，让佤族自愿选择留在既有国家之内。同时，国家应重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努力整合各民族的文化，使之形成为全民共享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文明变迁和近代殖民主义下的民族革命，以及60年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今天“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多元文化在一个现代国家内部共存，是现代国家体系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历史一再证明最具活力的国家形式结构。多样的文化才能有色彩斑斓的社会，社会秩序才能在多样的文化中保持平衡和稳定。多民族国家秩序的维持和发展扎根于各区域性秩序的平衡发展之中，佤族作为中国文化多样性大家庭中的一员，在认同本民族的同时，需要理解、服从国家的制度安排，毫不动摇坚守对国家的认同；当然，也尚需国家包容和尊重民族差异，在坚持民族平等的条件下，不断调适与佤族的关系，达到有效的整合，促进民族与国家的和谐，才能形成和巩固良好的社会秩序。
    注释：
    
    ①本资料由临沧市档案馆提供。
    ②肖哥长，佤族，沧源县第一任县长。
    ③本资料由临沧市档案馆提供。
    ④资料来源：《民族上层整风会议临沧区大组总结》，1959年4月1日。临沧市档案馆提供。
    ⑤卓人政、李兴荣：《从社会形态的飞跃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共临沧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05年，第137页。
    ⑥张红云主编：《“大跃进”及国民经济调整》，中共临沧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04年版，第291页。
    ⑦卓人政、李兴荣：《从社会形态的飞跃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共临沧市委党史研究室编，2005年7月，第227页。
    ⑧沧源佤族自治县政府提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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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威尔·金里卡著.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M].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杨国元.与佤山共舞[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
    [4]童世骏.政治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A]//曹卫东编.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何明.国家认同的建构——从边疆民族跨国流动视角的讨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4).
    [6]范宏贵.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J].民族研究，1999(6).

    责任编辑：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