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年底，笔者一行去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陡冲头村采风，行至该村一组时，无意中发现十多块刻满“天书”的大石块，这些“天书”似篆非篆，似图非图，似画非画，似汉字非汉字。它们有的耸立在高高的田坎上，有的横卧在草丛中，有的被高深的灌木遮掩，有的已风化但隐约可见石面上写满文字……凭着长期从事苗族历史和苗族文化研究的经验，笔者认为这些是城步古苗文字的石刻遗存。后经邵阳市文物局于2012年3月组织省内外专家进行考察研究，并与该县现存少量古苗文字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后，确认石刻上的文字就是失传了两个半世纪的城步古苗文字。古苗文字石刻遗存的发现，对研究我国苗族文化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古代苗族有自己民族的语言，至今仍在使用。苗族也曾有过自己的文字，后在频繁的大迁徙中失传，这从苗族的古歌和传说中可以得到印证。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族简史》一书指出：“在苗族史歌和民间传说中，都说苗族古代曾有文字，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失传了。”岳麓书社出版的《城步苗款》共保留了十四个古苗文方块字。如下图： 另外，清代康熙年间文人陆云士（又名陆次云）所著的《峒溪纤志·志余》一书中专门保留了“苗书二章”，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城步苗文资料。书中说：“苗人有书，非鼎钟，亦非蝌蚪，作者为谁，不可考也，录其二章，以正博物君子。”其收集古苗文的时间在1722年前，说明古苗文失传最多不超过300年。其所收录的古苗文二章《铎训》和《歌章》，说明古苗文能够用来写文章，能够用来表达一定完整的意思，是属于真正意义的文字，而不是单纯的符号。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步一些上了年纪的苗族老人，仍普遍使用一些较为简易的苗文来记工分或记数，这些常用的代表数量的苗文字如下图： 1952年，邵阳市著名历史学家马少乔先生在城步蓬洞沙基参加土改工作时，有天傍晚在河边散步时曾发现一块苗文碑，但当时没有收藏，以后修水利时被当地群众作坝基石用了，苗文碑石再无处可寻。 但时至今日，城步苗族自治县境内一些上了年纪的苗族木工，他们在干活时，将一些苗族文字书写在做好的木料上做记号，这些苗文字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如下图： 以上事实证明，苗族确实有自己的文字，苗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 作为苗族聚居区，城步本是“化外之地”。据史料记载，明正统元年至元顺年间（公元1436至1464年），城步爆发了蒙能、李天保领导的苗民大起义。在苗族起义军中，曾广泛使用过苗文。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城步再次爆发了苗族首领粟贤宇、杨清保领导的苗民大起义，起义领袖为了逃避清廷的通缉、围剿，所刻制的印信、图章，所印发的文告以及往来书信、手札，均系苗文。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采取对苗文字清查销毁的措施，使苗文字的使用流传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以致逐渐失传。 丹口镇陡冲头村距城步县城约20公里，海拔1100余米。村西面是高耸入云的观音山，一条小溪从山上自西向东流下，大多数古苗文摩崖石刻呈阶梯状沿溪水两岸分布，面积约占5平方公里。据专家初步勘探，地面上数十块石头均有刻字的痕迹，文字之间没有标点标注，夹杂着一些图案和符号。图案有的似河流，有的似刀山，有的似棋盘；符号有的如日月，有的如印鉴，有的如弓箭；字形似篆非篆，似汉字又非汉字，但显然受到了汉文字的极大影响。 由于时间久远，加之大部分石刻暴露于野外，风化严重，很多字形字迹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这些古苗文字到底记载了什么内容？ 从古苗文摩崖石刻群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陡冲头村处于古代城步历次苗民起义的核心地带，距明代苗民起义领袖李天保和清代苗民起义首领粟贤宇、杨清保的起义地长安营仅一山之隔，且陡冲头地处古代城步的五峒之一——扶城峒，是明朝开国元勋沐英、蓝玉的桑梓之地，是一个能够产生重大故事的地方。因此，根据当地苗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来分析，陡冲头古苗文摩崖石刻群所记载的内容，有可能是苗族地区发生的重大活动、重要文件、重大宗教祭祀活动等。总之，陡冲头古苗文摩崖石刻群是研究苗族社会、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目前，湖南省文物局已将其上报给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将之列为重大考古计划之一，决定分两步进行考古发掘：一是地下文物考古，包括遗址的发拙、文化层的分析、年代历史的论证；二是地面考古，包括拓片的制作、图标的测绘、照片及GPS定位处理等。待考古发掘工作完成之后，相信陡冲头古苗文摩崖石刻群的“天书”之谜，终有一天会被破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