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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与传统汉化论的真正分歧在于：除了汉化之外，来自内亚的政治文化资源是否也在清朝国家建构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内亚属性在清国家体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是否有理由能把它与汉、唐、宋、明等帝国的统治体制区别开来，以便从事进一步分析？ 中国学术界近来有关“新清史”的争论，最核心的问题，并不在于新清史的诸多著述中是否存在或者存在多少讹误与失察。我以为，这场争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问题是，根据被揭示出来的所有那些不周之处，是否已经有足够理由全面否定新清史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把它们看成一堆不具有任何积极的正面意义的垃圾？就此而言，即使把那些林林总总的错误枚举得再详实有据，甚至像上海说唱“金陵塔，塔金陵”那样动听地将七层宝塔从下往上层层数落一番，能够说明的意思仍然很有限。我们更需要的是另一类型的批评。它应当很具体地指出，其中那些关键性的错误究竟是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损害了原作者用以支撑其中心论点的基本证据，从而使中心论点变得必须加以调整充实，甚至于不再得以成立。这样做，对史实失真的批评就能够超越针对史实本身的争议层面，进入对史实背后的意义从事追问的讨论。没有这样的追问，批评就很容易变质为对别人“不识字”、“未读懂”的指责，变成对别人有无资格从事学术思考的傲慢裁判，而与理应针对具体问题所展开的不同认识之间的平等论辩渐行渐远。 事实上，在同一学科领域内，由为数不少的学者（虽然他们拥有较一致的学术取向）从各自的独立思考出发而写出来的众多论文与著作，竟然都一模一样地毫无价值可言，或者用我们至今还耳熟能详的那句话来说，惟有“化毒草为肥料”的利用价值，这在正常的学术史上恐怕反而是一种难得遇见的非正常现象。我们能不能抓住少数几部在相关史实的细节描写方面失误较多的作品，就以一概全地从整体上去否定被冠以“新清史”之名的一群学者的全部学术成果？ 在这里，四库馆臣的平实心胸很值得我们仿效。对于“瑕瑜并见”的著述，他们主张“在读者择之而已”。“瑕瑜并见”显然是绝大部分著述的共同特征，即使是“白璧之瑕，固不必为之曲讳矣”，但“择”的原则，总的说来是“宜略其芜杂、取其菁英焉”。略者，简略、省略也。据此则“固不必为之曲讳”的意思，其实未必是在主张凭一得之见就孜孜不休于拿捏住别人的误失以计斤较两。正相反，更可取的态度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凡属“芜杂”而可予忽略者，略去之即可。而对其中之“菁英”，则凡有六分可取者就决不取其五分而止。汪荣祖说，学术论辩在外国“往往是不留情面的，是有增无缩的”。我不如他见识广，惟窃以为无论外国中国都会有两种风格、两种人品。求仁得仁，近墨者黑，“习相远”者，此之谓也。 从史实失真的角度出发全面否定新清史见解的基本逻辑，是用罗列一系列史实失真的方式来暗喻它的论述不具有任何必要的实证基础，由此突显新清史的“着力点不在史实重建而在话语构建”，因而也就一无价值可言。此处所谓“话语”，已不是福柯原意中那种使这样那样的陈述得以形成、确立，或使一组相关陈述得以构成一定秩序，或使某些陈述之由以被判定为正确或错误的一系列法则。“而当一组这样的法则被确认时，你就是在处理一个推理的结构，或曰话语了。”按照福柯的意思，话语是一个可能性的系统，它使一个知识领域能够成立。但是话语的法则并不是任何个人能有意识地加以追求的那种法则，它不是一种追问的方式或规范，它们只在每一种特定话语的言说者“背后”默默地影响他（Quentin Skinner主编：《人文学科内宏大理论的回归》，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69页）。我们只能从既已存在的理论体系或意识形态中去发掘其潜在的“话语”结构，却无法在那个潜在层面上去直接从事“话语构建”。在此意义上，说某人意在“话语构建”，其实是一句不通的话。既然如此，说新清史重在“话语构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它的真正意思是在批评新清史只有理论（而且是靠不住的理论）而不知考据。 这种批评带有强烈的实证史学偏见。即使新清史没有回答老一辈提出来但尚未解决的那些“重要实证课题”，或者没能纠正从前的“错误考证结论”，它又能说明什么呢？“课题”自身是会随着时代及学术风气的变化而转移的。后人有权发现和提出属于自己的新问题，本不必老是跟在前人遗留下来的那些问题的屁股后面转。把被认为是完全不以事实为依据或凭证的主观臆说等同于理论“构建”，又表明理论在批评者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地受到蔑视、何等的微不足道。 崇尚考据本来是对的，但光凭考据无法完成“史实重建”的任务。正如柯林武德很早指出过的，实证史学留给近代历史编撰学的消极遗产，“就是空前地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地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汉译本，149页）。说到底，“实证史学”本身也从未真正离开过对理论乃至理论背后某种话语的依靠。根据这种“话语”，人们有能力认识无数“真实具体”的史实，通过“史实重建”，人们也就得以重建历史本身，亦即自然而然地把握和参透由这些史实所构成的纯粹外在于人们主观意识的“客观”历史。然而整体不只等于部分之总和，相反总是超过这个总和。此外，“部分”本身是无法穷尽的。你采取了那些“最能说明问题的部分”来做加减乘除，其中就含有超越了“实证研究”的东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很可能在自以为无需理论相助的同时，受到最陈旧理论支配，甚至奴役而略不自知。 新清史既不是什么“话语构建”，也不是在从事纯理论的构建，它就像被我们称为“历史研究”的所有其他作品一样，是建立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陈述基础之上的历史叙事。克劳斯蕤（P. Crossley）曾在她的好几种著述里，力图追溯“满洲人”在乾隆朝如何从最初的“文化共同体”转变成一个“种族”（race），而在晚清政局刺激下又如何最终演化为“族群”的“历时性变迁”。被她界定为“种族”的满洲人群体，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存在于该群体之内的集体身份意识业已发育为共同血统观念的历史民族，这个历史民族而后又在清末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变身为现代族群。克劳斯蕤已敏锐地意识到，《满洲源流考》对于官方塑造“谁是满洲人”的世谱化集体记忆有重要作用。可惜她把满洲人“变成一个能清楚地以人种来自我确认的人群”的时代定得偏早，以致丢失了一个本应属于她的把故事讲得更完善精彩的机会。欧立德着重分析的，是乾隆朝的满洲人在面临满语骑射全面衰退的严重危机时，怎样通过重新定义何谓“满洲之道”来继续维护满汉界别。路康乐则从芮玛丽有关满汉矛盾到咸同时期已基本解决的论断出发来开始新的讨论。他强调，从清末一直到民国初年，甚至在八旗制能给予广大下层旗人的特殊权益已丧失殆尽的情形下，满洲认同也没有消失。如果拿这些见解与我们总是习惯于把民族的形成作为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最终结果倒追到那个过程的开端阶段，习惯于把一个民族的共同语言或其他显著特征的消退看作那个民族本身的消亡之类的广泛误解相比，它们难道真的就丝毫不值得被中国人学习？难道所有这些历史叙事都不含有任何真凭实据和有效的考证过程，只是一团向壁虚构的梦呓？把新清史若干研究作品中考据不足的局部缺失夸张成一幅整体坍塌的可笑图景，这种做法的片面性实在不足取法。 这场争论所围绕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定位清王朝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基本建树。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清代国家制度是否具有“汉化”的属性，而在于它是否只有汉化这一种属性。也就是说，新清史与传统汉化论的真正分歧在于：除了汉化之外，来自内亚的政治文化资源是否也在清朝国家建构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内亚属性在清国家体制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是否有理由使我们把它与汉、唐、宋、明等帝国的统治体制区别开来，以便对它从事进一步分析？ 何炳棣《捍卫汉化》一文言及清朝征服与治理“西域和青海的广大地区”的历史，只在用一条注解引述三种研究文献的同时一带而过地写道：“关于主要事件和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民族地区建立多样化的行政管理制度，已有了研究成果。”而他本人在论述“非凡的清朝帝国构建对中国的整体影响”时，强调的仅仅是对边疆地区实行“我们所称的汉化最基本的方式”，即“用千百万的汉人充实该地区”的政策。“汉化”的确只是他概括的体现清代成就的五个卓越方面之一。但是清朝究竟为什么能“缔造中国漫长历史上最大的、巩固的、有效管辖的多民族帝国”呢？他的回答是，尽管“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认同无需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尽管“他们和非汉民族的联系，也许与唐朝以来汉族统治的传统观念有所不符”，但他所论证的清朝能取得上述成就的唯一原因，仍然是满族统治者“运用了汉族传统的政策和制度”，或曰“其统治政策的核心”所依据的是“汉族的政治原则”。因此，在他的观念里，清朝之所以能在建立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方面创造空前功业（即前述五个卓越方面中的第一条），实在还是第三条，即“制度性的汉化政策”带来的历史成果。所以他又强调说：“汉文明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化，一方面是内部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与那些汉化民族的接触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刘凤云等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3至45页、21页）汪荣祖指责别人“单挑‘汉化’”。在我看来，其实双方都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罗友枝不断强调 “没有人能否认满洲人将他们自己打扮成汉人的统治者［，］问题在于它是否清代帝制的全部形象”。她再明白不过地指出，新的研究要修正的，只是何炳棣的这一陈述：就清政权的成功而言，最要害的关节点在于“早期满洲统治者们采纳了一整套系统汉化的政策”。与此种见解相反，罗友枝认为，至少在帝国构建方面，清王朝巨大成功的关键恰恰在于它维持并发展自己与内亚诸非汉人群之间文化联系的能力，以及用不同于治理前明诸行省的方式来管治各个非汉族大型地域的能力。 何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成就与贡献远非一般历史从业者可以比拟。我们既不必以事事绝对正确去苛责于他，故亦不必讳言其“尺有所短”之处。仔细比较双方的论述便不难看出，“在身为满人和成为汉人之间断取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者，其实不是别人，而是老先生他自己。 汪荣祖对新清史所欲揭示的清朝内亚属性的态度，最典型不过地反映在下面这段话里。按原样引征虽较费文字，却可避免断章取义之嫌： 于此可见“新清史”刻意要突显清朝在政治与文化上不同于中国的传统体制。他们甚至相信清代体制的建置，多受蒙古与中亚游牧社会的影响。清朝不断向西北扩张，对边疆民族具有一定的意义。清帝国实融两种不同的传统为一，因而不能仅仅依赖汉籍资料与汉人观点来论断。这些观点如果能够成立，不仅是对清史的大翻案，清代不再是中国的朝代；而且是对中国史的大翻案，中国历史上居然有那么多的“外来政权”，中国史上不时出现“外国史”的怪现象。（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30页） 根据汪先生自己的概括，“西洋人”认为，“清帝国实融两种不同的传统为一，因而不能仅仅依赖汉籍资料与汉人观点来论断”；而他把这种见解看作对清史和中国史进行双重“大翻案”的奇谈怪论。在他看来，似乎只有汉族的秦汉体制才可以算“中国的传统体制”，如果受到内亚政治文化的影响，即使是“融两种不同的传统为一”，那它也不再是“中国的朝代”，就转而变成了在中国土地上的“外来政权”和“外国史”。汪荣祖在“敬答”一文中愤愤然写道，中国不等于汉，“很多外国人不知道”。在我看来，其实连他自己有时候（例如他在写下我刚刚引述的那段话时）也不知道。 这段文字颇令人咋舌，但绝不能被看成突发性思维错乱的产物。正相反，它反映出某种相当一贯的内在思想倾向。比如他说：清代最初虽“双管齐下”，满、汉法兼用之，“以求稳固少数民族政权。然而承继中华传统部分愈来愈坚实，持续满洲传统部分则愈来愈难以为继”（同上书30页）。此语以“中华传统”与“满洲传统”对举，足见在他心目里，满洲传统根本就不属于“中华传统”。他还说，“入主中国的清朝，采用的又是中国政制，尊崇儒学，并藉中国之人力与资源扩大帝国的版图。清廷向西拓疆，直至中亚地区，诚如何炳棣所说，有赖于中原地区人力与资源的支持。”（同上书39至40页）这里以“中国之人力与资源”和“中原地区人力与资源”相对举，可见中国与中原直是一回事。他说，“对清帝国而言，汉化除仰慕中华文化之外，更有实际的政治需要。”（同上书45页）这里仍然把中华文化直接等同于汉文化。他评论另一个“西洋人”认为不应将金代女真人的“文明化”等同于“汉化”的观点时更说：“然而所谓‘文明化’之‘文明’非即‘汉文明’乎？若然，则所谓‘文明化’岂不就是‘汉化’的代名词而已。”（同上书24至25页） 新清史提出要反思这样的汉化观，究竟有什么不对？我说新清史反对的实质是“全盘汉化”论，究竟又有什么不对？汪荣祖自己也说，欧立德所不同意的，实在是“全盘汉化”（同上书54页）。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印象里欧立德本人也没有用过wholesale Sinicization一类语词来表示他的意思。但这不妨碍汪先生自己用“全盘汉化”来描述别人的主张。而轮到我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就会变成“用心良苦”云云呢？在“敬答”一文里，他自问自答道：“请问乾隆有没有汉化？当然有。请问乾隆有没有‘全盘汉化’？当然没有。”他对前一问的回答，无人不同意；问题出在第二问。接着“当然没有”，我就要继续“请问”：既然没有“全盘”采纳汉家体制，那么清朝用什么去替代“盘子”里剩下的那部分制度空缺，又如何去实现清朝所必须具备、而汉法又从未提供过的某些国家治理功能？换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