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庶昌故居内雕像  黎庶昌故居 李贵云摄  1878年，黎庶昌作为清政府驻法公使参赞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世博会，他将此行的所见所闻记载于其《西洋杂志》中。该书于1900年刊刻。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黎庶昌手札。1881年至1884年和1887至1889年，黎庶昌先后两度出任清政府驻日公使。 作为晚清著名的外交家、散文家，作为一名从西方盗火的知识分子，黎庶昌在走向世界的行旅中，获了别样的文化眼光：他固然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但他更关注民俗民风所反映出的国民心理；他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糟糕透顶，反而认为西方列强的“美善之风”亦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觅到珍贵的思想资源；他既有文化自信，又能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洞悉中国之种种不足。他行文著书，引火种于华夏；不惧刀斧，发宏论于庙堂。 我们去凭吊位先贤。车在遵义近郊的沙滩村停下，路边有庭院两进，前带清流，后枕山峦。正房屋檐下一黑漆竖匾，“钦使第”三个字灵动飘逸，像三只穿越了百年风雨的火凤凰，为古旧的宅邸衔来几片沧桑。这里，就是一代先贤黎庶昌的人生起点，也是这位贵州好汉的人生归宿。 一 秋风已至。京城一间民宅里，一位身着青布长衫的后生推开窗户，凝望片刻，头一甩，脑后的长辫划出一道弧线，“啪”的一声缠在脖子上。他踌躇多日，终于下决心回到案前，写下开头：臣愚伏读七月二十八日星变诏书…… 他就是黎庶昌，时年26岁。两次乡试不中，一贫如洗，滞留京师已走投无路。 这是1862年10月的一天。太平天国正与清廷激战，英法联军不久前攻陷了北京。后又天呈异象：太阳三晕，流星南奔；七月间更有陨石雨和彗星划破苍茫天际。刚通过“辛酉政变”掌控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慈禧，担心这是“危亡倾覆”的征兆，为消灾弥变，以皇帝名义“下诏求言”。黎庶昌毅然上书，洋洋七千余言，雄视千古。 黔地，古有“鬼州”之谓。如此闭塞之地，为何走出了腹隐珠玑、蔑视天颜的黎庶昌？ 此时，我就伫立在黎庶昌沙滩故居的老屋中。 青砖铺地，横木成梁；一张圆桌，两把座椅；靠墙有六尺卧榻，四周挂着白纱帷幔。黎庶昌别妻辞子，就是跨出这间房子，一路翻山越岭赴京城应考。生他养他的沙滩村，乃黔北一朵文化奇葩。方圆不过数里，渔樵耕读，延绵不绝。其间，出了几十位贤士，著书百种，内容涉及经史、诗文诸多领域。其代表郑珍有“西南大儒”之称，他是黎庶昌的表兄，曾教授过这位才学卓然的表弟。黎庶昌自幼读古人之书，十七八岁时便立下志向：“以瑰丽奇特之行，震襮乎一世”。他留心时政，探寻强国富民之道，两次乡试落第，更使他对八股文取士的陈规不屑一顾，批评皇帝“乐于求才而疏于识才，急于用才而略于培才”，认为吏治腐败、人心敝坏，光是“危道”就列出十二种。 消息传到沙滩，郑珍吓了一跳，言其惹下杀身大祸。出人意料的是，清廷并未加罪于黎庶昌，反而恩赏了他一个“候补知县”，差遣到曾国藩江南大营听用。其实，他只委了“稽查保甲”的小差事，若不是一个偶然机遇，以小吏之身终老南山也未可知。有一日，曾国藩早起查看诸营，夜色未退，只远处一点星火露帷。他循星火挑帷而入，见一年轻人正习文练字，一番攀谈有感其才，遂调进了秘书班子。这之后，未见黎庶昌在军事上有过什么建树，但曾国藩乃桐城派晚期领袖，其诗文风骚独领，他身边又聚集着一群饱学之士，黎庶昌与他们诗文唱和，文学上倒是日有精进。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黎庶昌一度仕途彷徨。为此他写信向已调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求教，希望他推荐自己到李鸿章的淮军中去建立军功。曾国藩回信认为不妥，理由是，中原初定，建立军功已殊为不易。况且，“李相西征，部下尚多，必不能舍其屡立战功之旧人，更用未习军旅之文士。阁下杖策相从”，充其量混个助理、秘书罢了，何必呢。 曾国藩这一瓢冷水浇得正逢其时。如果黎庶昌随李鸿章去陕西“剿匪”，手上就会沾上血污，笔下则少了华章。这当然并非曾国藩初衷，历史在这里愣了一下神儿，清廷失去了一条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中国近代史则多了一位引火种于华夏的先贤。 二 1876年10月17日，黎庶昌第一次漂洋过海，他随公使郭嵩焘出任大清国驻英参赞，从上海吴淞口起锚出海时，可曾想到，这一天注定要被写进中国的近代史，他的荣辱进退也将构成祖国母亲脸上的细微表情？ 记述这次行程的散文《奉旨伦敦记》，就安放在黎庶昌故居的展柜中。历时50余天，航程31000里，这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跋涉，更是一次观念和思想的跨越。 可以想见黎庶昌当年的情景：他站在甲板上，手扶船栏极目远眺，但见烟波浩渺、水天一色，雾锁山头山锁雾，天连水尾水连天。低头，海浪击打船舷，有如碎玉乱溅；抬首，一行海鸥正掠过天际，引发了他一腔豪情。说来令人惊诧，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以“天朝上国”自居，凡出使外邦者皆为人不屑。郭嵩焘首任英国公使，竟被乡党耻笑，他原拟檄调的参赞也有人囿于偏见托词不就。黎庶昌则不然，他受林则徐、魏源影响，企盼能有机会走出国门学来富民强国之道。尽管行前家人百般不舍，他还是毅然奉调，成了贵州走向世界第一人。 一旦踏上西方诸国，开明的黎庶昌还是有些“蒙圈儿”。 他这样描述递交国书的过程：宫门外陈兵一队，奏乐迎宾。至门前下车后，他以参赞身份手捧国书，紧随公使曾纪泽身后，“以次鱼贯入其便殿，三鞠躬而前”，法国总统则“向门立待，亦免冠鞠躬”。双方互致诵答后，再鞠个躬就齐活了。不妨对比他回国时被召见的情景：半夜两点半来到军机房候着，早上八点半才应召进殿。“太后御座上遮一黄纱幔，制如屏风，皇帝则坐于幔前”。黎庶昌进门即跪，高呼“跪请圣安”；复摘冠于地，再呼：“叩谢天恩”，随即一个头要在地上磕出响儿来。其后，所有的回话都要跪地而答。慈禧先和他扯了几句闲篇儿，突然问：“见他们的国君是怎么样？”“见面不过是点点头，仪文甚简。”“是站立么？”“是。”“他们也还恭顺。”听慈禧话音儿，仿佛鸦片战争一败再败后，割地赔款的不是清廷，倒是以两万余众便长驱直入北京，令慈禧仓皇出逃的西方列强。 黎庶昌前后出任英、法、德和西班牙四国参赞，参观了不少政务活动，且看他笔下法国议院开会的场面：在一个可容纳200人左右的会议厅里，议长居中而坐，手边放一铃铛，与会者可自由发言，议长“不欲其议”，摇铃制止也没人理会。有一绅士，“君党也，发一议，令众举手以观从违，举右手者不过10人，余皆民党”，或嘲讽讥笑，或拍手起哄。法国总统马克蒙因为在议院中得不到多数支持，只好下台。“朝定议，夕已退位矣”。 黎庶昌没有嘲笑“蛮夷之地”的不臣之举，反省清廷决策过程，认为这才是民政之效也。他参观各类工厂，深感机器生产确是强国富民之要术，见证了顶层政治设计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他看到西洋民众欣赏戏剧、参观画展、举办舞会，被封建卫道士斥为桑间濮道的所谓“淫靡”之风，不过是社会风气开化的表现罢了。由于法制相对完善，为官者较之清廷也廉洁得多。耶稣蒙难日那一天，西班牙王室举办纪念活动，国王和王后竟亲自给平民洗脚。在大清王朝，有这想法就触犯天条，说出来就是作死！ 黎庶昌将这些见闻详尽记录了下来。按说，他游览西方诸国，事事皆动于心，文章应声情并茂，可是在他的笔下却没有文接千载的议论，都是纯客观记述，用现在的话说，属于零度叙事。这是因为他当年应召上书，出语无忌受到弹劾，如果不是特定背景，被“递解还乡”甚至杀头也未可知。郭嵩焘作为首任中国驻外使节，对西方文明推崇备至，欣赏羡慕之情常溢于言表，结果被抓住小辫儿，斥为“汉奸”，堂堂二品大员被一摞到底，死后还险些被开棺鞭尸。不过，倘据此认为黎庶昌是因为官场颓风熏染而变得圆滑了，则不然。入仕后，他清廉自守，以学问立身，如求自保，可以尸位素餐。作为一个盗火者，黎庶昌其实是想尽量不被守旧势力纠缠，多运些薪火于暗夜沉沉的晚清，让更多的国人感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沾溉。 三 1884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绿色还在路上。一匹快马疾奔而来，扬起一路黄尘。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前，佩带腰刀的折差一挽缰绳，烈马前蹄腾空，发出一声长鸣。 日本成功实行“明治维新”的第16个年头，驻日公使黎庶昌再次上书清廷求变。 使欧归国后，黎庶昌升任驻日公使，时年45岁。官帽上的顶珠已由青金石换成了珊瑚，穿上了绣有锦鸡的清廷二品高干制服。那时的他对未来一定踌躇满志，“斯游应比封侯壮，莫道书生骨相穷”，便是他心境的真实写照。不然，展室墙上的黎庶昌怎么会怡然而笑？ 黎庶昌当然有理由微笑。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明治维新后，日本虽然“脱亚入欧”，但文化界仰慕华风的余温犹存，朝野中许多人对中华文化颇有造诣，可以汉文成诗。黎庶昌家学渊源，上任甫始，便常与他们吟诗唱和。一时间，在日本的文人骚客当中，如果与黎庶昌没有过从竟成了一件很没面子的事。那时西学渐兴，旧版秘籍已不为日本书肆所重视，其中竟有不少国内早已亡佚的古籍，有的还是孤本。黎庶昌通过日本友人以重金四方收访。“耗三年薪俸积余，举银一万八千两”，刊刻出了精美的《古逸丛书》200卷。仅此一事，黎庶昌即居功甚伟。 不过，黎庶昌脸上的笑容没有能够持续多久。他的文化外交应该得益于其文人本色。“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本质上他还是一介书生，对本国及所在国文化的掌控能力是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除此之外，黎庶昌也有难以言说的苦衷。他很欣赏前任大使的参赞黄遵宪，想留其共事，却被黄一口拒绝了，理由是，“非不为公佐，实弱国无外交可言”。上任后不久，黎庶昌即感到黄遵宪言之不虚。在许多外交场合，他所受到的礼遇颇为疏阔。中国的属国琉球被日本强行设县，黎庶昌赴任后曾试图通过交涉有所转圜，终因国力衰微，眼巴巴看着日本将其彻底吞并，算是切身体会到了“天朝上国”怎样被“东海区区一岛国”所轻慢。他出使欧洲6年，足迹遍及西方诸国，再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反省清廷的因循守旧、国力日衰，更加痛切感受到了变法求新的迫切性。 使日第3年，黎庶昌写成《敬陈管见折》递交总理衙门，请求转奏朝廷。他提出了七条富国强兵的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是加强海军实力，认为当时的水师“战舰未备，魄力未雄”，“实难责与西人匹敌”，要练足一百号兵船，分成南北两个水师，专做攻敌之用，而且每个水师应有铁甲巨舰四五艘。只是，这道奏折皇上看都没有看到。总理事务衙门认为“情事不合，且有忌讳处”，将原折退回。曾纪泽知晓奏折的内容后，认为“大疏条陈时务，切中机宜”，“弟怀之已久而未敢发”；掌管总理衙门的亲贵大臣觉得这道奏折有涉忌讳处，也不是纯属推诿之词。天朝威武。慈禧觉得有水军撑一下门面就足矣，花更多的银子去添船置炮纯属多余，如果当时看了黎庶昌的折子，难保不甩脸子。至于朝廷那些守旧的大臣，十分仇视“火车轮船”，对黎庶昌的相关奏请更会横加指责。 清廷又错失了一次历史性机遇。如果黎庶昌的奏折当时能被采纳，后来的甲午之战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中国近代史也是另外一种走向了。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四 我端详着黎庶昌的半身雕像不愿移步。真是感叹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居然把一位一百多年前的先贤塑造得栩栩如生：瓜皮帽、长布衫，剑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目光如两道利剑，脱鞘而出，正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向远方眺望。 我们的目光在瞬间对接。 哦，他的目光中为什么会有难以排遣的忧怨？ 他的忧怨是因为他对大清国的失望。甲午开战之前，时任四川川东道员的黎庶昌曾请命去日本斡旋，他明白战端一开断难取胜，不是因为兵单力薄，那时，北洋水师已有各种战舰70余艘。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九。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军力对比。政治腐败、贪腐盛行，李鸿章已把北洋水师当成自己在官场谋身立命的私产，上下不能一心，将士难以用命，水师成军后装备从未更新，指挥、训练、日常管理以及火力配备，早在日本海军之下，一旦交手，胜算能有几何？清廷没有“恩准”他的这一请求。翁同龢主战，光绪皇帝主战，慈禧亦主战，他们已被表面上的强大所迷惑。深知水师实力的李鸿章则有口难言，因为他以操练水师有功揽权邀宠，已获得了清廷太多的褒奖。黎庶昌也是自作多情，虽然他出使日本时以道德文章在日本文化界享有盛誉，但以他的游说想使日本休兵罢战，则天真得有些迂腐。日本不满岛国之境久矣，对外扩张是既定国策。黎庶昌早就明白，国之是非皆以实力强弱而论，他不过是心存侥幸罢了。但是一旦开战，作为爱国者的黎庶昌则从主和派变成了坚定的主战派。双方已然交手，再提后撤无异投降。甲午之战期间，黎庶昌每每忧愤至极，终日不食。 焉能不怨？开仗以来，噩耗频传。十年前就上书清廷需厉兵秣马的黎庶昌，在战事中要捐白银万两以襄军费，并奏请朝廷令各级官员出钱助战，被置之不理。就在黎庶昌每闻败耗便失声痛哭时，慈禧却正在筹措巨资，一门心思要办60大寿庆典，准备接受百官朝贺。黎庶昌的眼泪仅仅是流给阵亡的将士吗？作为一介儒生，他的内心是矛盾的。清廷的专制与腐败他洞若观火，而忠君的历史局限又让他不愿看到大厦将倾。这和其恩师何其相似乃尔，曾国藩深知清兵腐朽无能，弹压内乱尚可，抵御外敌堪忧，曾提出裁撤绿营编练新军。清廷拒绝了他的军改方案，曾国藩就心知肚明了，作为异族统治者，原来清廷惧内乱较外患更甚，由此绝望至极。但听幕僚预言清廷将在50年内灭亡，却唯愿速死。这是一代效忠清廷知识分子的悲哀，又何尝不是中华民族之幸？“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况且，凤非凤台亦非台；情系华夏，当为奔流不息的江水而歌；心念苍生，何必因沉舟病树哀伤？ 作为晚清一名从西方盗火的知识分子，黎庶昌固然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但是，他更关注民俗民风所反映出的国民心理。国民心理，折射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民主政治，反映的是一种施政理念，这或许比坚船利炮更能支撑起一个国家的强盛。 黎庶昌多次记述了递交国书的情形，包括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也是“相视一笑，礼仪甚简”。反观清廷，仅一个“拜折”仪式就令人惊诧：地方大员向朝廷呈报奏折前，要设置香案供奉用黄缎包裹的小木箱，要鸣放礼炮，行三跪九叩大礼。在朝为官，黎庶昌不能僭越官场规则，但是他却在文章中曲隐地表达了对这种皇权专制制度的不以为然。 不过，与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者不同，黎庶昌主张“酌用西法”。他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糟糕透顶，反而认为西方列强的“美善之风”亦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觅到珍贵的思想资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不是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了吗？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的理念，在我们的经史子集中不是也一再倡导吗？黎庶昌与李鸿章均为曾国藩幕属，后来李鸿章权倾朝野，但黎庶昌对他的一味媚外很不赞同，曾婉言提示，或许李鸿章不以为然。黎庶昌无奈叹曰：“两大之间难为小，然子产相郑，郑已立。国朝的子产安在乎？”郭嵩焘在引欧风美雨启迪民智上功不可没，但他认为英国拥有大量殖民地也是因为“仁爱兼至”，赢得了“环海归心”，就有点走火入魔了。在汲取与接纳西方文明时，黎庶昌没有忘记托承传统文化之精义，难能可贵。 黎庶昌的目光犀利而智慧，还表现在能与时俱进。他也曾受“华夷之辨”的影响，也曾盲目憎恨洋人。可贵的是，经过实地考察，很快纠正了偏见，既有文化自信，又能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洞悉中国之种种不足。行文著书，引火种于华夏；不惧刀斧，发宏论于庙堂。 1897年冬，黎庶昌在沙滩老屋郁郁而终，时年61岁。他死后第2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其实，谭嗣同等人的改革主张大都在黎庶昌的历次上书中涉及。一腔热血谁珍重？洒去尤能化碧涛！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中国社会彻底变革之先声，谁能否认，菜市口刑场上空那血染的风采中，没有黎庶昌的一腔热血呢？ （作者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小说选刊》杂志原主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