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军事力量上始终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中。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人民军队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到1930年春，全国红军已达到10万人，但与200万的国民党军相比仍然十分弱小。抗日战争时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人民军队，总数也不过5.6万余人，与侵华日寇相比，敌我军事实力差距更为悬殊。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前，曾从全军范围内调配武器以加强志愿军火力。但即使这样，志愿军一个军的火炮数量仅相当于美军一个师火炮数量的54％。第一批入朝6个军，各型火炮不足3000门，仅相当于美军火炮总数的45％左右。而且，志愿军装备的火炮几乎全部缴获自日寇和国民党军，性能落后，弹药不足。
    交战双方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处于劣势的一方军队必然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一支军队在扛住这样压力的同时，还能想出办法化解压力、打败对手，体现的则是智慧与能力。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红军从无到有，长征前，全国红军总数已达30万人，武器装备缩小了与国民党军的差距，实现了人民军队力量的第一次大跃升。
    
    
    全面抗战8年，八路军、新四军由出师抗日时不到6万人，到抗战胜利时已到达100万人、民兵220余万人，建立起100万平方米面积、人口1亿的解放区，开始了由游击战到正规战的过渡，实现了人民军队力量的第二次大跃升。全国解放战争4年恢宏大战，人民军队由战争爆发时的132万人，打到了218万人，拥有了战车团等特种兵部队，开始筹建海军与空军，并形成一定规模，人民军队成为完成“两个前途、两种命运”间战略决战的决定性军事力量。
    抗美援朝3年硬战，人民军队不仅击败了世界头号强军美军，而且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军。可以说，长期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力量对比，迫使人民军队与诸路强敌作战时，不会一味死打硬拼。人民军队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开动脑筋，另辟扬长避短胜敌蹊径，实现了以弱胜强的惊天逆转，使人民军队成为一支真正的智战型军队。
    

    毛泽东很早就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而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研究战争及其战争指导规律，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不仅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等等。毛泽东的话，实质上点出了人民军队战争智慧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在研究战争方方面面特点后“推”出来的。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军队研究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新模式。它是党和人民军队在深刻把握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后做出的重大创造。从此，红军的各方面工作都得到来自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与支持。
    中国兵家自古就极为推崇先谋而后求战的战略指挥。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把以谋制胜的中国兵学智慧发扬光大，取得了令人拍案惊奇的功效。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的第二年，就将抗日战争的进程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得出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结论。后来，抗战胜利的历史进程完全验证了毛泽东抗日战争“路线图”的精准性。
    1937年11月日军攻取太原前后，毛泽东一边领导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展开运动伏击战，予侵华日寇以屡屡重创；另一方面，又领导人民军队于敌浑然未觉中完成了力量布局，成功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地幅辽阔的敌后战场，使侵华日军陷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
    在解放战争爆发前，人民军队千里机动抢占东北，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从而在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棋局中再次抢占战略先机。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阶段，党领导人民军队走一步、算三步，一体筹划指挥三大战役。
    在发起辽沈战役时预想到未来平津战役该怎样打；在淮海战役胜券在握之时，又用淮海战役胜势拖住北平的傅作义集团，使其在“南撤”江南还是“西撤”归绥老家间犹豫不决，难作决断，为东北野战军秘密神速出关，完成对平津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赢得宝贵时间。
    

    任何军队再强大，也会有不可避免的弱点。人民军队的战争智慧表现为充分利用敌人弱点，创立自己的打法。例如，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存在着派系林立、政令与军令不畅等问题，而且嫡系与非嫡系之间、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也存在着很多矛盾。国民党一旦陷入包围，很难指望友军前来救援。这就为红军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提供了可能，红军往往能够先歼灭孤立分散之敌，再寻机歼灭其他各路之敌。
    
    
    张辉瓒
    1930年12月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就集中主力全歼了国民党地方部队张辉瓒第18师。张部被歼，既有孤军冒进的问题，也与其友军悄然撤离致使张部西南侧翼空虚有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兵力和装备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全国各地红军为了生存，先后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在此过程中，各地红军创造出了适合自己特点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其中，毛泽东根据红四军开展游击作战的经验，总结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游击作战原则的精髓。
    抗战时期，人民军队把游击战这种古已有之的战术，提升为战争的战略制胜秘器。毛泽东曾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果失败，我们须负严重责任。”敌后抗日游击战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始终，其时间之长、参加人员之多，战法战术之丰富，都是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的，它使侵华日军一筹莫展、被动挨打、疲于应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侵华日军对华北与华中根据地展开长期的、大规模的残酷“扫荡”、“清乡”与“蚕食”，使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空前困难，也促使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因敌制变、因地制敌，组织铁道游击等多种形式的游击队，实行“敌进我进”与“翻边战术”，选派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后之敌后，使日军经常处于腹背受击的被动状态；巧妙地开展地雷战、地道战等战法，致敌日夜惊恐、疲于应付，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人民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的三大民主制度，为人民军队战争智慧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与基础。前线将领敢于进谏，统帅善于从谏如流，形成了最佳的作战决策部署。
    1948年1月底至2月初，中央军委考虑由粟裕率领3个纵队，渡江南进，创建闽浙赣根据地，以吸引调动中原敌军20～30个旅回防江南，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此时正在中原作战的粟裕三次上书中央，建议华东野战军暂缓过江、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前两次上书建议曾被中央军委与毛泽东否定。粟裕进而第三次上书中央，坚持自己暂缓过江的建议，毛泽东当面听取粟裕汇报。最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粟裕兵团暂缓渡江，加入中原战场作战，由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及中原野战军一部，力争在4至8个月内，寻歼敌邱清泉兵团等部五六个到十一二个正规旅，完成渡江准备。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
    粟裕随后指挥发起了豫东战役，攻克河南省会开封，引起国民党统治集团极大慌乱。豫东战役共歼敌9万余人，对进一步开展中原、华东战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前线将领敢于进谏，统帅善于从谏如流，人民军队这种上下同心的领导指挥决策，与蒋介石在作战指挥上一竿子捅到底、事无巨细均要裁示、令前线指挥官无所适从的大权独揽型指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民党军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败于蒋介石独断专行的指挥上。
      
    

    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兵法的核心，也是毛泽东兵法战无不胜的根本之道。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战争指导者都认识到民众对于战争力量和胜负的重要性。然而，毛泽东却是最彻底、最出色的组织人民战争的胜利者。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三结合武装”思想；他要求人民军队作战的任务是帮助党建立革命政权和巩固政权，并依托革命政权组织人民军队和群众开展人民战争；他高度重视战争的政治动员，并通过广大人民武装的非正规作战支援军队作战；毛泽东要求军队选择战场和确定战法必须充分利用人民支持这一最为重要的物质条件；他高度重视运用政治优势建立统一战线斗争，瓦解和分化敌人战略阵营，并广泛开展敌后斗争，支援前方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