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曾经多次袒露过他的心态：“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短兵相接的交锋
    四届人大的“组阁之争”以“四人帮”失败而告终，但斗争仍在继续。
    对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复出任职，“四人帮”心怀不满，掀起批判“经验主义”的恶浪，进行打击报复。张春桥、姚文元首先发难。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大肆鼓吹批判“经验主义”。同一天，姚文元则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诡称“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4月4日，江青断言：“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经验丰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4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出批判“经验主义”，并且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坚决抵制了江青的无理取闹。这期间，周恩来多次同邓小平谈话，还同江青谈了话。
    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首相。会见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3月初以来江青一伙批判“经验主义”的情况，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听后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4月23日，在姚文元送审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明确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
    为贯彻落实毛泽东的上述批示精神，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用事实揭发和批评江青等人1973年以来多次把攻击矛头对准周恩来等人的行径。针对“四人帮”发动的批判“经验主义”，邓小平尖锐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而江青等则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围攻”，是“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致信毛泽东，诬蔑邓小平、叶剑英等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说：“这场斗争，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指11月21日至12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引者注)的案。”
    随后，江青给毛泽东打电话，状告中央政治局会议“围攻”她的情况。毛泽东听工作人员报告电话内容后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随后，毛泽东决定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亲自出面表明对这件事的态度。
    这时，周恩来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但是，他仍然关注着邓小平等同江青一伙的斗争。4月29日、30日，他连续两天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等谈话，了解4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5月3日，他抱病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江青一伙大反“经验主义”和大搞宗派活动提出严厉批评。他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2—1733页。】
    5月4日，周恩来在同邓小平谈话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中央政治局如何学习、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会上，首先核对毛泽东讲话内容，并决定由中央发一文件，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
    5月4日、5日，周恩来起草了关于学习毛泽东提出的理论问题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要点是：(一)在学习指示过程中，需要“在一定时期有针对性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说清楚”。(二)对犯一般“经验主义”的人，“要慢慢来教育改造”。(三)“拥护主席意见”、“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加于人”。(四)中央政治局工作“必须遵守九大、十大方针、路线，‘三要三不要’，以安定团结为好”。“凡要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谈一谈”。
    这时，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5月7日，他对身边的医务人员说：“我估计还有半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待”。后来，他同侄女周秉德通电话，在谈到生死问题时说：“这有什么难过的?共产党员要讲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
    5月8日，周恩来继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事。会议决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后，再召开政治局会议。
    为了开好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5月21日，周恩来就5月4日、8日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情况致信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介绍常委会商定的意见后，他着重说明反“经验主义”的有关情况，指出：姚文元文章中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邓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指3月1日张春桥在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阅后在此处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
    但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这封据理、据实说明情况的信极为不满。5月22日，他们在传阅件上写批语谎称：对一些情况“不了解”，张春桥则横加指责，在传阅件上写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
    1975年5月27日，周恩来强忍病痛致信张春桥，驳斥“不确切”的指责。信中说：
    “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708页。】
    张春桥看了周恩来这封义正词严的信后，理屈心亏，不得不在信上写道：“不再改了。”随后，周恩来将21日信的原件送毛泽东阅批。
    1975年5月17日，邓小平结束访法回国。毛泽东同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日常工作。18日，周恩来同刚回国的邓小平谈话。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学习和贯彻毛泽东5月3日讲话精神，集中批评江青等人。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对“四人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江青、王洪文被迫作了检讨。
    这场同“四人帮”短兵相接的大交锋，是“文革”期间一场重要的斗争。周恩来因重病缠身不能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会议，但他一直密切关注这场斗争的发展。会后第二天，周恩来同邓小平长谈，了解会议批评“四人帮”的情况。6月27日晚，周恩来再次同邓小平以及王海容、唐闻生长谈。周恩来、邓小平要王、唐将江青、王洪文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情况报告毛泽东。
    随后，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会见后，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再次肯定，这次会议“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邓小平说：“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邓小平接着说：“他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毛泽东针对江青等人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变了。”他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表示：“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后，6月28日，江青就宗派活动等问题作检讨。6月30日，周恩来将江青的检讨信批给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表示欢迎她检讨。批语指出：
    “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713页。】
    周恩来在批语中建议，将江青的检讨信送毛泽东阅批。邓小平、叶剑英等阅后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毛泽东圈阅了此件。
    最后的政治遗嘱
    尽管江青违心作了检讨，但她对老一辈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更加仇恨，特别对周恩来、邓小平等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伺机进行反扑。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与人谈《水浒》时发表评论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本来，这是毛泽东对一部小说的评论，但“四人帮”一伙却趁机掀起“倒周”的政治风波。当天，姚文元致信毛泽东提出，“将这封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并增发有关单位和写作组，“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江青则别有用心地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在“四人帮”策动下，掀起了评《水浒》、“批投降派”的风潮。
    对于“四人帮”借评《水浒》掀起的“批投降派”的险恶用心，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看得十分清楚。这时，周恩来的病情严重恶化，但他在9月7日仍然坚持会见了外宾，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在会见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并透露：“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引者注)已经全面负起责任了。”
    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强调全面整顿。而久未“露面”的江青在会上讲话，大唱对台戏，耸人听闻地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汇报了江青在学大寨会上讲话的情况。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农业学(大寨)，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江青的讲话)“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对于江青一伙打着评《水浒》旗号批“投降派”的阴谋诡计，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同志洞若观火。9月15日，周恩来气愤地说：“他们那些人(指‘四人帮’——引者注)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9月间，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指出：“评《水浒》是怎么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一通言论。有人借这作文章，想搞阴谋。”
    面对这种情势，病危中的周恩来，萦绕心头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眼看“四人帮”还在猖狂地兴风作浪，强忍病痛折磨，以坚强的意志和自若的神情，继续同老战友们交谈，研究应对方略。10月11日、12日、17日，他先后同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等谈话。11月2日，他同邓小平再次谈话。这时，邓小平正被“四人帮”一伙恶毒围攻，但他仍然经常去医院安排周恩来的治疗、抢救工作。
    对于“四人帮”策动的对邓小平的批判和围攻，周恩来十分愤慨。他特地请邓小平来医院，关切地问：“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坚定而爽快地回答：“永远不会!”周恩来高兴地说：“那我就放心了!”
    到1975年9月，周恩来已做过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癌细胞已向全身扩散。9月20日，周恩来准备再做一次大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张春桥，还有邓颖超，一起守候在医院。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推车上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立即上前，俯身向周恩来问候。周恩来费力地紧紧握住邓小平的手，大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针对“四人帮”的造谣中伤，周恩来激愤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2月中下旬，周恩来时常处于昏迷状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前来看望他。在同叶剑英见面时，他强忍病痛嘱告：“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引者注)手里。”这是周恩来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遗嘱。
    周恩来在同“四人帮”也同癌症病魔的顽强抗争中，时常和守候在他身旁的邓颖超一起轻声吟唱《国际歌》，并且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周恩来还同邓颖超商定他的后事安排，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他还要求医务人员解剖他的遗体。他曾多次说过：“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完最后一根丝。”“活着要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治丧安排中的对抗
    1976年1月5日，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邓小平、李先念等守候在医院。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病危的通知。1月8日9时57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周恩来与世长辞，享年78岁。伟人逝世，举国悲恸。
    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周恩来和毛泽东共同奋斗半个多世纪，彼此义重情深。周恩来逝世前，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治疗和抢救情况。尽管他自己行动不便，仍然躺在病榻上阅读有关周恩来的病情报告。1月8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他点头示意知道了。当身边工作人员念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时，他听着听着，闭着的眼里渐渐流出两行泪水。14日下午，毛泽东在听工作人员哭着念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时，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据张玉凤在《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一文中回忆，我“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跷起的腿，痛苦而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
    在举国悲恸的日子里，“四人帮”仍然继续诋毁周恩来。中央办公厅参与起草周恩来讣告和悼词的同志后来回忆说：“周总理与世长辞，‘四人帮’极力压低周总理治丧规格。”“中央政治局讨论周总理悼词，‘四人帮’对周总理大肆攻击和诬蔑。”
    1976年1月8日下午，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逝世讣告和治丧事项。会议通过了讣告。在讨论治丧事项时，治丧办提出拟请在外地的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和赛福鼎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来京参加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的建议，江青、张春桥责问：“你们是不是还要把京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也都叫到北京来呀?”治丧办提出吊唁时间安排5天，人数安排6万，“四人帮”极力反对，硬要把时间压缩为3天，人数压缩为4万。
    1月12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悼词和追悼大会安排。邓小平开宗明义地说：“总理悼词文稿，我看过多遍，我认为写得是不错的。对总理一生的评价，对总理的革命简历，对以总理为榜样，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总理学习的几段话，认为可以用。”接着，叶剑英、李先念等相继发言，表示同意悼词文稿。江青却无理取闹，以所谓“路线问题”，恶毒攻击周恩来。王洪文、姚文元跟着帮腔。最后，邓小平总结说：“对悼词文稿大多数同志表示赞成，会上没人提出修改或补充意见。我提一点具体补充意见。加一个字，印件中一九二二年总理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应是总支部书记，加上一个‘总’字，符合实际。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悼词文稿就讨论到这里，政治局通过。个别文字修改后，报请毛主席审批。”邓小平还嘱咐起草人改后先送邓大姐过目。
    会上，讨论由谁致悼词时，江青提出由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自认为不行，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致悼词。叶剑英生气地说：“给总理致悼词者，应该是小平同志!他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小平同志给总理致悼词，是最合适的。我提议由小平同志来给总理致悼词!”大多数与会同志同意叶剑英的意见。
    会后，当参与悼词起草的同志走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口时，张春桥赶上来说：“悼词号召向总理学习的那部分，不必那样展开写，不必写得那样实，你们改一改，压缩一下，笼统地写几句虚的话就行了。”他们听后一愣，没有马上回答。张春桥又说：“你们听清我的话了吗?”他们强压心中愤怒，冷冷地说：“听清了。我们是做具体工作的，悼词政治局已经讨论通过，我们无权做任何改动，我们不能够改。”张春桥听罢，无言以对，气冲冲地走了。
    当晚，悼词起草人员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对悼词的个别文字作了修改，并送邓颖超过目。针对“四人帮”在会上讨论悼词时攻击周恩来“不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邓小平在审阅改好的悼词印件时，亲笔在“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句话后面，加写上“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1月14日，毛泽东圈阅同意。
    1月15日下午，首都各界干部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周恩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在回顾周恩来半个多世纪以来献身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历及其作出的杰出贡献后，邓小平说：“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